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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2012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开幕，实业大佬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人们认识到，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然而，企业产能过剩、融资渠道不畅、劳动力成本攀升、技术革新滞后等，已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在此次夏季达沃斯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重振实体经济之路该如何走？
寻找国企改革的动力
“振兴实体经济的根本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有一定的动力，但是我觉得不足。”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国企改革列为讨论命题之一。“我希望能看到显著变化。”
国有经济被视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也被视为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徐和谊看来，改革的根源在于体制创新。“比如国资委考核这些央企的各项指标，有创新的系列指标考核吗？没有。没有考核指标，动力从哪儿来？我觉得必须要从体制机制上来下手，不然就成为了口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企改革需要政治决策的决心。
政府在保护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出现了政治管制的问题，它把国企和政府紧密相连，国企越来越像政府机构。”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说，“许多国有企业对于投资和规模的追求不亚于对利润的追求，这就是国有企业追求行政化概念、官本位的结果，而这种投资将给企业酿成产能过剩的苦果。”
刘晓光直言，“国企改革阻力很大，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但他也表示，“改革会有阵痛，首创愿意承担。我希望把国有企业扔到市场上去，和民企一样竞争。”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励。“韩国为鼓励现代汽车的发展，曾动用军方汽车为它运配件，在我国，实体经济干得好能得到什么样的鼓励？”刘晓光介绍说，根据英美的成功经验，振兴实体经济，“一是有活跃的思维市场。二是吸引全球人才、资金的机制。三是鼓励创业，允许失败的环境。四是用高科技引领产业结构调整。五是清晰的产权制度。”他预测说，“整个行业实体经济恢复至少需要五年。”
近年来，国资委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工作，力求依托资本市场进行所有权变更。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央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70%以上，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2003年，国有企业大规模上市，这促进了它在财务透明和治理结构上的改进，并且将部分股份放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由政府持有大头，这为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到了好的道路。”张维迎认为。
鼓励民营经济要落在实处
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持续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增幅放缓，在内外压力夹击的实体经济中，民营经济首当其冲。
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民营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资产总额增速下降超过18个百分点。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民营经济下滑的背景是整体经济的下滑。
在主题为“提升竞争力”的分论坛上，黄孟复透露，2012年上半年公司财报显示，全国上市公司50%的利润来自金融企业，除了金融企业和垄断性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利润幅度下降非常大。而金融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恰恰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黄孟复告诉记者，下一步国家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全球化资源来讲，汇率在变化，资源在变化，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在提高，优势在降低，”爱国者数码科技公司董事长冯军说，“民营企业的未来在于全球市场。”2011年，冯军筹办了爱国者国际联盟，致力于团结民营企业，抱团走进海外市场。
光伏企业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讲，目前需要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
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颁布后，虽然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的环境有了更好的政策支持，但是效果与企业的期望还有落差。高纪凡说，“由于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际上，民营企业在投资发展方面还是受到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障碍，或者有很多的玻璃门，融资依然存在障碍”。
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还是需要看具体落实。冯军表示，银行利率的上调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压力更大。
“新36条”为民营经济创造了新时期发展最有利的政策。高纪凡建议，在执行细则上，要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同等的待遇。“在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实施中，政府还应引导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比如，让民营企业创造社会价值被社会给予更多的承认，倒过来刺激这些企业，让民营企业家们在任何危机面前都能够把发展企业、推动创新、贡献社会作为他们的社会责任”。
实业投资需多管齐下
与金融投资热钱涌动相比，实业投资显得冷清了许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9年9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6.2%的历史高位，但自2011年以来，这一数据一路走低，去年10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跌至24.9%，处于历史低位。
“中国的实体经济越来越没有利润了，劳动力价格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整个加工成本在上升。当投机能带来更多回报时，资本必然会选择去投机。”熙可集团总裁朱演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低增长的大环境下，实体经济投资进入冰冻期。
“当前宏观经济稳增长需要多做一些民生项目的投资，只要固定资产投资能上去1%～2%，中国经济就会有起色。”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内需萎缩。“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今年年初，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纷纷表示，将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特别是农业、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美国富国银行就做小微企业信贷投资，在美国资产规模排名中，从第十位做到现在的第四位，在我们国家，90%的小微企业资金需求很大，是一片商业蓝海。”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现在银行越来越认识到做小微企业划算了。一是节约资本；二是锻炼业务经理的风险定价能力，如果光做低风险的，虽然不良率很低，但是收益也很低；第三，可以创造一种模式科学定价，把握小微企业的风险特征，对他们进行风险评级，然后就可以批量化、工厂化地审批，实际上小企业自然人有时候比法人要好。”
除了信贷支持，金融政策也至关重要。“利率自由化，也就是允许存款的利率能够有10%的浮动区间。利率自由化之后，利差就缩小了，你要经济化的服务，那么资产的定价要不要准确一点？这是开拓中小企业贷款服务的关键。”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国家投资和利好政策需要带头，但是动用民间资本的力量也很重要，光靠政府推进是不够的，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业投资也可以获得合理回报。”香港地铁有限公司主席钱果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认为在未来十年，保险行业能够在实业上投资的机会会很多，而且也应该会得到蛮好的回报。”
实体创新需要市场规则
中国重振实业，唯一的路径依然是市场化。
在宏观调控上，近年来，政府的财税金融政策对市场的引导性在加强，同时，地方政府因掌握有土地、税收、准入等资源加强了对实体经济的干预。
为实体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发展环境，政府在转变职能上依然有较大的空间。关于政府对市场的作用，黄孟复认为，现在我们主要的方向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减少政府对微观事物的干预。
清华大学启迪研究院副院长陈鸿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要想重振中国实体经济，创造企业创新与发展的环境，必须回归市场规则。“当规则清楚的时候，当所有的事情都是透明的时候，大家按照一个规则来办的时候，谁好谁坏就很清楚，因为依照一个规则，出来的就是真正跑得快的。你有想法，然后建立企业，然后到开发产品，到开拓市场，到卖出，整个过程中，如果所有的规则和政策全部是透明的话，那最后产生出来的就是最强的企业。”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人们认识到，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然而，企业产能过剩、融资渠道不畅、劳动力成本攀升、技术革新滞后等，已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在此次夏季达沃斯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重振实体经济之路该如何走？
寻找国企改革的动力
“振兴实体经济的根本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有一定的动力，但是我觉得不足。”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国企改革列为讨论命题之一。“我希望能看到显著变化。”
国有经济被视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也被视为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徐和谊看来，改革的根源在于体制创新。“比如国资委考核这些央企的各项指标，有创新的系列指标考核吗？没有。没有考核指标，动力从哪儿来？我觉得必须要从体制机制上来下手，不然就成为了口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企改革需要政治决策的决心。
政府在保护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出现了政治管制的问题，它把国企和政府紧密相连，国企越来越像政府机构。”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说，“许多国有企业对于投资和规模的追求不亚于对利润的追求，这就是国有企业追求行政化概念、官本位的结果，而这种投资将给企业酿成产能过剩的苦果。”
刘晓光直言，“国企改革阻力很大，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但他也表示，“改革会有阵痛，首创愿意承担。我希望把国有企业扔到市场上去，和民企一样竞争。”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励。“韩国为鼓励现代汽车的发展，曾动用军方汽车为它运配件，在我国，实体经济干得好能得到什么样的鼓励？”刘晓光介绍说，根据英美的成功经验，振兴实体经济，“一是有活跃的思维市场。二是吸引全球人才、资金的机制。三是鼓励创业，允许失败的环境。四是用高科技引领产业结构调整。五是清晰的产权制度。”他预测说，“整个行业实体经济恢复至少需要五年。”
近年来，国资委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工作，力求依托资本市场进行所有权变更。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央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70%以上，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2003年，国有企业大规模上市，这促进了它在财务透明和治理结构上的改进，并且将部分股份放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由政府持有大头，这为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到了好的道路。”张维迎认为。
鼓励民营经济要落在实处
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持续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增幅放缓，在内外压力夹击的实体经济中，民营经济首当其冲。
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民营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资产总额增速下降超过18个百分点。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民营经济下滑的背景是整体经济的下滑。
在主题为“提升竞争力”的分论坛上，黄孟复透露，2012年上半年公司财报显示，全国上市公司50%的利润来自金融企业，除了金融企业和垄断性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利润幅度下降非常大。而金融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恰恰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黄孟复告诉记者，下一步国家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全球化资源来讲，汇率在变化，资源在变化，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在提高，优势在降低，”爱国者数码科技公司董事长冯军说，“民营企业的未来在于全球市场。”2011年，冯军筹办了爱国者国际联盟，致力于团结民营企业，抱团走进海外市场。
光伏企业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讲，目前需要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
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颁布后，虽然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的环境有了更好的政策支持，但是效果与企业的期望还有落差。高纪凡说，“由于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际上，民营企业在投资发展方面还是受到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障碍，或者有很多的玻璃门，融资依然存在障碍”。
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还是需要看具体落实。冯军表示，银行利率的上调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压力更大。
“新36条”为民营经济创造了新时期发展最有利的政策。高纪凡建议，在执行细则上，要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同等的待遇。“在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实施中，政府还应引导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比如，让民营企业创造社会价值被社会给予更多的承认，倒过来刺激这些企业，让民营企业家们在任何危机面前都能够把发展企业、推动创新、贡献社会作为他们的社会责任”。
实业投资需多管齐下
与金融投资热钱涌动相比，实业投资显得冷清了许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9年9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6.2%的历史高位，但自2011年以来，这一数据一路走低，去年10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跌至24.9%，处于历史低位。
“中国的实体经济越来越没有利润了，劳动力价格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整个加工成本在上升。当投机能带来更多回报时，资本必然会选择去投机。”熙可集团总裁朱演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低增长的大环境下，实体经济投资进入冰冻期。
“当前宏观经济稳增长需要多做一些民生项目的投资，只要固定资产投资能上去1%～2%，中国经济就会有起色。”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内需萎缩。“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今年年初，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纷纷表示，将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特别是农业、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美国富国银行就做小微企业信贷投资，在美国资产规模排名中，从第十位做到现在的第四位，在我们国家，90%的小微企业资金需求很大，是一片商业蓝海。”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现在银行越来越认识到做小微企业划算了。一是节约资本；二是锻炼业务经理的风险定价能力，如果光做低风险的，虽然不良率很低，但是收益也很低；第三，可以创造一种模式科学定价，把握小微企业的风险特征，对他们进行风险评级，然后就可以批量化、工厂化地审批，实际上小企业自然人有时候比法人要好。”
除了信贷支持，金融政策也至关重要。“利率自由化，也就是允许存款的利率能够有10%的浮动区间。利率自由化之后，利差就缩小了，你要经济化的服务，那么资产的定价要不要准确一点？这是开拓中小企业贷款服务的关键。”广发银行行长利明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国家投资和利好政策需要带头，但是动用民间资本的力量也很重要，光靠政府推进是不够的，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业投资也可以获得合理回报。”香港地铁有限公司主席钱果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认为在未来十年，保险行业能够在实业上投资的机会会很多，而且也应该会得到蛮好的回报。”
实体创新需要市场规则
中国重振实业，唯一的路径依然是市场化。
在宏观调控上，近年来，政府的财税金融政策对市场的引导性在加强，同时，地方政府因掌握有土地、税收、准入等资源加强了对实体经济的干预。
为实体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发展环境，政府在转变职能上依然有较大的空间。关于政府对市场的作用，黄孟复认为，现在我们主要的方向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减少政府对微观事物的干预。
清华大学启迪研究院副院长陈鸿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要想重振中国实体经济，创造企业创新与发展的环境，必须回归市场规则。“当规则清楚的时候，当所有的事情都是透明的时候，大家按照一个规则来办的时候，谁好谁坏就很清楚，因为依照一个规则，出来的就是真正跑得快的。你有想法，然后建立企业，然后到开发产品，到开拓市场，到卖出，整个过程中，如果所有的规则和政策全部是透明的话，那最后产生出来的就是最强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