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武重年（1938—2017），山西文水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长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参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原复旦大学分校）档案学专业的创建。2005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其父武和轩（1902-1986），曾用名肇煦，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专业。回国后，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任职多年。上世纪30年代因参与反蒋活动一度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后又任立法委员。1949年9月与其他52位立法委员联名发表《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和轩长期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本文选自武重年口述、马长林撰稿的《武重年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回忆其幼年时代随父亲入住南京立法委员宿舍期间所见所闻，述及数位立法委员的传奇人生及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拉票情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政府的机关都要回到南京去，我们家也随着父亲回南京。从重庆返回南京，这个过程很煎熬。我们先从巴县回到了重庆。当时回到重庆住在什么地方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到了重庆就等飞机回南京。那时候船很紧张，飞机也很紧张。我父亲想，坐船时间太久、太累，就想办法弄飞机票。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个身份还是有可能搞到飞机票的。所以我们就在重庆等。这时候我就没有念书，一直等到1946年才坐上飞机回南京。飞机是从重庆的白市驿飞机场起飞，我们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飞机是什么样子，凳子在边上，硬凳子。飞机飞了很长时间，中途遇到气流，上下摇晃，我母亲受不了颠簸，直呕吐。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小孩顽皮，飞机飞的时候我还在飞机上玩擦铃（南京人叫嗡子，上海人叫擦铃）。就这样我们一家从重庆飞到了南京。
　　立法委员宿舍的邻居们大有来头
　　到了南京后，国民参政会的这些议员没有住的地方，因此临时安置在当时国民参政会所在地，在国府路，现在的长江路，就在国民大会堂旁边。国民大会堂在抗战前就建好了，现在叫人民大会堂，它隔壁有一栋很好的大房子，成年后我才知道那里原来是一个大美术馆的建筑，后来给了江苏省美术馆，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住的房间很高，它是展览厅似的房子。很快，国民政府就为立法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盖宿舍房子，在现在的中山东路逸仙桥，那时候也是中山东路那里，圈了一块地，盖了三排宿舍楼，第一、二排给国民政府一般的公职人员住，比较简陋，第三排也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排，两个门洞子，一个甲、一个乙，是立法委员的宿舍楼，都是两层楼，每个门洞是一梯两户，门对门。我父亲这时已是立法委员，因此我们很快就搬进去了，买了一些家具，现在想想还像模像样，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都有，一直住到1948年。
　　我现在还记得，包括我们在内，那里住的六户人家，本来应该是八户，有两户立法委员因为家里人多住了两套。一户就是席慕蓉家，她的父亲叫席振铎，蒙古族。还有一户是陕西的立法委员，王普涵。这是甲，西面的一个门洞。他们两家小孩都比较多。我们这一个门洞叫乙，一楼两家，东面一家是我们，西面一家是山东籍的立法委员范予遂，范予遂在山东赫赫有名，是同盟会会员，资格很老。范予遂解放后组织上调回山东，担任山东民革的负责人，他最后担任了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我陪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们才碰到他，我叫他范大爷。这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他的夫人也很有文化，是很有背景的一位女性，姓王，我叫她范大娘。2016年年底，我们上海大學党委统战部举行一个退休的党外人士的沙龙，我跟原经济学院的一个院长，叫于英川，他原来是从山东调过来的，也是市政协常委，闲聊中他说范予遂的夫人是他妻子的姑妈，我说地球怎么这么小，一下子两个人的感情就非常亲切了。第二位就是王普涵，解放后定居上海，他子女现在也在上海。他在上海民革没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但也是民革资深党员，1957年他也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民主党派一些头面人物被打成右派的很多，我们上海民革有260多个。我印象中，这位老先生好像也是参加立法委员起义的，陕西人，性情非常耿直，后来跑到黄浦江跳江自杀了。
　　二楼东，我家的楼上，住的是东北籍立法委员张潜华，非常帅的年轻立法委员，经常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说一口很好听的北方话，解放后偶尔能在一些文史资料上看到有关他的历史，但我始终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他没有去台湾。二楼西面是一个女扮男装的立法委员，名字叫罗衡，她从来不以女性的面貌出现，总是穿着男士的西装，后来她去了台湾。席振铎家也去了台湾。其他的几位都在大陆，迎接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张潜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背景？吃不准。有人说他是军统，有人说是特务，一会说他被抓起来了，一会说又出现了。到现在这个人对我来说还是个谜。罗衡去了台湾后一点音信都没有，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席慕蓉出了名以后我才知道席振铎一直在台湾。我开始并不知道席慕蓉就是跟我小时候住在一起长大的，有一次偶尔看到她一篇自传式的回忆文章，她在文章中很仔细地描述了童年时代在南京生活的情况，我一看就跳起来了，这不就是我们在一起玩的那个情景吗？2002年夏我参加沈飞德同志的著作《民国第一家》出版发行座谈会，我就问在座的老先生，席慕蓉的父亲是不是叫席振铎，他们说是的。我说这就对了，那就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小朋友。这里面就王家有小朋友，席家有小朋友，武家有小朋友，我们一块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旁边有一个水塘，那时候天冷，我穿着棉袍，滑到水塘里面了，其他小朋友把我拉起来，回家后我母亲把我狠狠骂了一顿。王家的小儿子和我的一个小妹妹当时还作为小傧相参加过人家的婚礼。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到我家道谢
　　住在那里时我家里还失窃过一次，一个强盗从窗户翻进屋来。以前电灯的开关都是电线当中有个开关，我母亲正好去开灯的时候，一开灯被这个强盗看见了，我母亲手上的玉镯子被强盗一下就抢走跑了。后来报案到警察局，这下不得了，立法委员的公寓发生抢劫案，据说后来破案了，但赃物没有追回来。这次真把我母亲吓得够呛！后来我们就装了铁栏杆，现在叫防盗窗，那时候就是在窗外面用几根铁杆子竖起来，防止强盗进来。 　　第二个经历也是我母亲。她在四川得了比较严重的胃病，到了南京后发得比较厉害，后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那时有一位中医帮她看病。这位中医是建国后我国中医界赫赫有名的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1881年3月28日-1969年8月22日，原名施毓黔，现代著名中医学家），解放后定居北京。当年他也是立法委员。他的诊所在南京夫子庙，我陪我母亲去看过病，所以我认得施今墨先生。后来我父亲当全国政协委员，跟施今墨先生在北京碰面，施今墨先生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当然他不一定记得我了，但是我对他印象很深。这位解放后的四大名医之一完全用中药治好了我母亲的十二指肠溃疡，那时候我家里面整天熬中药。我从小受了这个熏陶，所以也比较信任中医，如果有什么病我就找中医给我开药吃，我也会煎药。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1948年国民政府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我从重庆回来后在南京二条巷小学上学，二条巷就在中山东路的隔壁。我插班直接上三年级。1948年的时候我已经上五年级了，这时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进行总统选举，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去上学也好，在路上走也好，路上所有店门口都有一个方形的小喇叭，喇叭里传出唱票的声音，蒋介石唱票我没有听到，副总统的唱票我听到了，我就好奇地站在那儿听。唱票是怎么唱的呢？于右任、程潜、孙科、李宗仁，我印象中这四个人反复唱票，就感觉很新奇！
　　这是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正式选举总统。对于总统一职，蒋介石自不用过多考虑，他心里另有盘算的是副总统由谁来当？这对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需要一个言听计从的副总统，他希望孙科来当。然而，世事难料，他最为忌讳的李宗仁跳了出来，决定参加竞选副总统。对于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蒋介石当即训示：北平行辕任务重要，不可轻离；此次大选，实为创举，本人恐怕无法回避，我为军人，李为军人，如总统、副总统皆为军人，易遭人滋议，最好副总统一席由文人出任。实际上，蒋介石就是不想让李宗仁参加竞选，但又无特别的理由，只好以此为托词。李宗仁认为，关于竞选事宜，承蒙各方人士之热情，筹备已久，在此紧锣密鼓之际，一旦放弃不干，不免令众人失望，自己亦无颜。何况自由竞选，未必就一定成功，既然党内外人士皆可竞选，我不妨一试。
　　1948年4月19日，“國大”公告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孙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社会名流、东北耆宿莫德惠，民社党总裁徐傅霖。后来这几个竞选人中，李宗仁得票最多，当上了副总统，不久我就见到了李宗仁。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宗仁之所以当选副总统，后来我父亲告诉我，我父亲给他拉了票。我父亲在国民党里面的活动能量很厉害，在立法院里面活动能量很大，他当时既是立法委员，又是国大代表，因为他反对孙科，对于右任、程潜也不认可，李宗仁拜托他帮忙，他答应了，他帮李宗仁拉了不少选票。所以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很快就到逸仙村我们家来表示感谢，正巧那天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他穿着军装。我那时候10岁，很好奇，我就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地看这个军人，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大人讲话，你出去玩，我只好乖乖地出去玩。出了门看到有一辆小汽车停在那，很有意思，我就钻进去了，前面坐了两个人，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都穿的军装，一个司机一个副官，副官佩着左轮手枪，子弹都插在皮带上，我感到很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