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府迎来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美关系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焦点。借此契机重新审视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亚太双层体制格局显现
　　问题要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四大领域及实力讲起。
　　总体来说，美国军事强、经济强、政治影响力大、同盟关系广泛。在亚太地区，迄今美国还保持着军事上的一枝独秀；政治影响力、话语权也基本由它掌握；同盟关系上的优势更是明显。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支柱主要是美日同盟，再加上韩国以及澳大利亚。与此同时，它最近还在特别努力地发展跟东盟国家的关系。
　　可以说，美国的正式同盟、准同盟、半同盟，或者叫军事伙伴关系已经覆盖了整个亚太地区。但在这四强里，美国也有一个软肋，就是它的经济。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美国经济支配地位已经开始下降。而相对来说，中国的经济却是一个强项，并逐渐展现出优势。这就出现了中美关系变化甚至实力转型的问题。
　　中美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即“双层体制格局”。具体来说，中国的重点和优势是经济，美国的重点和优势则是军事安全。这种双层结构意味着双方谁也离不开谁。
　　中国在经济上的优势以前不那么明显，但是两次金融危机后强化了这一趋势 。一个细节可以让我们感知到这种变化：在经济上，美国越来越多地开始谈论经济杠杆能对美国外交有什么作用，甚至于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上也引用了当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案例。当年埃及要把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英法就动用武力威胁。美国出于种种利益的考虑欲阻止这一行动，但英国不听。于是美国就用经济手段成功地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美国为什么要重提这一历史事件呢？因为它也开始担心将来中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美国在军事上还远远领先于中国。这个领先优势，不是中国在几年之内就能赶上的。所以，一个双层体制格局就造成了一个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打不了谁的局面。套用当年希拉里引用的中国谚语——“同舟共济”。如果两边都认识到是同舟的话，一定要互相帮助。怎么帮助？中国在经济上拉它一把，美国在军事安全上也拉中国一把，这样两边就有了谈判的空间和余地，大家互有所求。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总的来看，双层体制是正在出现的格局，也表明了学术界谈了多年的权力转移问题已经初露头角。
　　也谈“有所作为”
　　关于中国外交的转型，国内有很多争论。很重要的一点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就中美关系而言，韬光养晦意味着要和美国同舟共济，不去过分挑战它。另一方面是有所作为，大概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经济上的优势。说到经济上的优势就回到刚才苏伊士运河这个问题。当年美国利用经济杠杆来让英国就范，但它们还是同盟关系，而不因在这个问题上有争执，双边关系就垮了。中国目前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手里有经济杠杆，但这个案例值得借鉴。无论是出手救美市还是救欧市，里面都要有一些谈判。
　　对中国来说，就是要争取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杠杆，来得到安全上的一些回报或者谈判筹码。比如美国对台军售，并非与经济杠杆直接关联，但这么大的一个军事援助，实际上美国也在考虑值不值。中国除了表达自己的关切以外，也要适时给美国一个台阶、一点好处，引导它按照中国的意愿去做。政治压力固然重要，但也需要使用政治以外的手段，巧妙利用之。
　　二是借鉴美国发展同盟关系的做法。美国及同盟伙伴并非铁板一块，而且有些伙伴都有向中国靠拢意向，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这就需要抓住外交机遇。北京方面在很多政策大转换的时候反应较慢，往往容易丢失战机。
　　举例来说，美国在亚洲最大盟友就是日本。日美同盟是自民党政权长期以来的外交基石，从50年代初就始终存在，虽然不断有所调整，但没有重大变化。 2009年夏天鸠山政权上台后提出两大新理念：一是对中美的等距离外交，这是前所未有过的。二是东亚共同体，并且是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共同体，这在以前也很难想象。
　　尽管东亚共同体并非一个新口号，但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共同体却连北京都不敢随便提，然而鸠山做到了。华盛顿对鸠山非常恼火，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国内对鸠山这么提也充满疑虑。当时国内有关方面反应是，日本这样做是为了争夺亚洲的领导权；还说日本光提了个空洞的口号，没有实施计划。这种反应显然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
　　其实，中国可以有一些更为积极的回应，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也可跟日本由此启动一些更深入的接触讨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推动日本和美国分家，而是实行等距离反馈。机会稍纵即逝。美国马上就给鸠山压力，以至稍后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上，鸠山到华盛顿参加会议，奥巴马拒绝与其单独会面。华盛顿的种种做法（包括普天间机场问题）都给鸠山造成了很大压力，也成了美日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不到一年，他被迫下台，而由菅直人政府上台。这在日本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政坛的潜规则，即和美国叫板一定要倒霉，向中国示好也得不到香饽饽。这从外交上给予启示并思考。
　　三是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周边环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近稍有些强硬（包括在南海和在东南亚），这是合适的。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可以适时地强调一下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这里面要有一个适度。
　　四是外交理念亟待转变。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需要不断调整传统思维，形成一些新理念。以主权概念为例。中国过去是一个受欺负的国家，在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总是特别敏感。伴随着中国崛起，该问题上可以表现得更加灵活。如果说主权概念作为保护我们国家利益的工具是对的，那么过于刻板地坚守主权原则，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主权本身的含义。
　　在中国外交行动上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主权问题时，中国必须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军队曾越过中缅边界去打国民党九十三师，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时并没有受制于主权观念，这也由此得到缅甸政府的认可。
　　这就涉及到中国在海外行动的界限。海外的行动有的是明确的，需要得到相关政府认可，但也有灰色地带。举例来说，2010年夏缅甸打果敢，把3.7万华人赶到了中国云南边境，炮弹也打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要有一个明确态度，可以对缅甸进行施压。果敢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是中国的，只不过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中缅划界，中国政府当时为了争取国际支持，把双边争议土地的大约90％给了缅甸，中国只留10％。但事实上，缅甸中央政府从未真正控制过果敢地区。在这个意义上讲，果敢就算是划给了缅甸，也应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中国应该顾及自己国家利益，保护其传统势力范围。
　　另外一个理念上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大国心态——觉得自己是泱泱大国，一点小东西就不在乎了。中缅边界是这个问题，后来跟朝鲜划界又是这个问题。最近一些年出现的跟韩国在苏岩礁问题上的争执，尽管中国不认可，韩国仍然把它给占领了。现在韩国有些人又得寸进尺，提出日清当年签署的《间岛条约》不合法，连延吉、延边都是他们的。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对其实质上的放任，都为将来留下了可能的后患，这一点是需要反思的。
　　最后，即中国外交部官员学科背景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我们应该考虑更多地使用对外交政策有战略研究的专家。
　　美国上世纪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它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个成功的转型动作，就是1995、1996年对日美同盟的再定义。
　　此前，美日关系经历了一段“漂流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认为要及时地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重申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坚强的外交基石。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当时请假去美国国防部当助理国防部长，对这一战略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笔者曾就此向约瑟夫·奈问了十几个问题，其中问到在这个过程中谁发挥了作用。他特别举了两个人，一个是傅高义（Ezra Vogel），另一个是坎贝尔（Kurt Campbell）。两人都是学者出身，又有非常丰富政策实践经历，与奈一起构成了美国对日外交战略转型的“三驾马车”。
　　这次战略转型对美国的亚太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直至今日。从这个战略转型的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战略的构成与实施主要是由国际关系的专家来主导，这往往是没有相关背景的人很难做到的。
　　总而言之，中国适时适度“有所作为”的时期正在出现，尤其在经济领域，中国应该善用这个力量，把它跟外交结合起来。亚太地区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应有相应转型。
　　作者为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