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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本应该需要消费更多的产品，现阶段如果存在生产过剩，它就是资本扩张和劳动收入萎缩形势下的相对过剩。
在刚过去的五年政府执政周期中，多数人感受最直接的经济现象，就是最后两年的房价和物价。在中国的中心大都市，2006年年初到2008年年初，同样的区域、同样的房产，价格翻涨了一倍到一倍半多。反映到货币上，这样的价格增幅，就相当于说，两年间，人民币对国内住房的购买力，下降了百分之百还多。
按照目前国内住房消费开支保守估计占大众生活各种开支一半的比例计算，仅因住房一项，到2008年初，人们手上的货币收入对应的实物资产购买力就下降了超过一半。再加上官方统计的CPI、也即其他主要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数据，国民的人民币收入，对应的综合资产和消费品购买力，缩水达到了六成多，平均真实收入出现实际的负增长。
持续“不可持续”
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收入，两年后只能买到之前所能买到商品的三成多不到四成，那么社会的心理，从个人、到家庭到企业，出现所谓的“货币或者持币恐惧”，是一个自然因果现象。这种货币相对实物的贬值程度，使工资的微薄上涨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大众和我们的政府文官队伍中那些平时对宏观局势反应最迟钝的人，也无法对此置若罔闻。
资产价格飞涨的这两年，和贸易顺差出现爆发式上涨、流动性几乎失控的两年，时间上是一致的。在五年之初的2003年，关于双顺差单枪匹马过快持续增长将给国内经济带来的风险，已经有过缜密的讨论。但是，五年之后的2008年开年，中国中央政府买进的美元货币余额竟仍然达到了1．5万亿。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率增长超过两倍，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由出口和投资作为经济渠道的资本自我循环、自我增长，形成规模庞大的现有格局。
温家宝总理去年有一句话，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至今，中国经济仍然在“不可持续”的方向上进行着量的积累。根据未经官方确认的消息，在今年1月份，中国中央政府的美元储备就增加了616亿元，是1月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总额的两倍，这可能说明，从前中国企业和民间自留的美元正被迅速抛售到中央政府，并且预示2008年中国美元外汇储备有望出现具有吉尼斯世界记录的7000亿美元增长。
事实上，汇率市场化的延误，长期由内贸补贴外贸、农业补贴工业，人为压低电价、油价等资源品价格，反映的都不单是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别处可以操作的工业价格和民用价格分离、国际贸易中防范汇率风险，在从不乏智慧的中国，构不成多年不可逾越的壁垒。本届两会五花八门、包括要求降低累进税率的诸多提案，正明显地表现出，目前面临的是经过多年制度滋养的利益分化，以及过滤性的群体政策表达体系。
当一切都成为投资品
中国西北边疆的重镇乌鲁木齐，近来房价涨到3000到7000多元一平方米的消息，像一口锅压在了乌鲁木齐的上空。炒房者终于炒到了边疆，但在乌鲁木齐生活的市民，却不知何去何从，人心攒动。
在当前，作为重要的资产税，存款利息税虽然因为没有累进税率而饱受诟病，它依然作为政策长期保留。但对于全球普遍具有的面向私有产权的房产税，或者对第二套投资性房产开征的物业税，据称或因为中央政府仍然想继续分税、或因为统计资产的技术问题，只听雷声大，不见雨下来。还有一种没有客观根据、但是十分广泛的解释认为，在政策的形成中，能够进入的声音，多数代言着有第二套、第三套或者第几十套房的所有者。
即便只是偏见，为何会有存在的广泛性，也值得思考。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政府改革者一声号令定乾坤的时代。眼前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决定进程，过程是不是可以透明化，从而其他多数人可以明确预期，或者调整行为。否则，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相互拉力或者无所适从，集合到宏观上，然后就是没有人能知道，经济还有多长时间会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持续，还有什么事会发生。
不久前中部某省的一个活动上，一家大的生产企业代表问在场的郎咸平先生，企业手上过亿的资金目前是应该继续按原计划投入生产线、进行二期生产开发，还是进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并且问，当地的房价是高了还是低了。考虑目前的原料价格和各种生产成本，企业不能预期按原来的计划投资生产完成后，企业收回生产性投资以及获利的情况。企业思考根据近两年的价格，投资房地产应该至少可以保值，但又担心目前的房价太高，不可持續。郎咸平先生不可能替企业做微观决策，而企业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具有的不知何处避险的处境。
当大家都把投资投向资产性商品，投资拉动的需求，在投资生态圈内形成购买竞争，带动价格连环上涨。投资后的风险或者获利也许对每个阶段的投资者都不同，并且每个阶段表现的价格也是掺杂了消费的价格，而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要求变现、要求接盘者，就像股市里的击鼓传花游戏，谁都担心自己会是最后一个接盘的，也都基本相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盘的。
方兴未艾的美国次贷危机也具有击鼓传花游戏的特点。后来的投资者发现房产价值甚至不及贷款总额，而他们参与的投资，只是帮助另外一些人获得了佣金，和短期工作的岗位。
分配矛盾上的生产过剩
在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中潜藏的中国企业生产过剩的问题，经常被国际上的贸易团体代表、经济学家提及。而外部人士相对含蓄的表述，却很少触及这种表面过剩的社会根源，也就是中国的分配和分配制度问题。
虽然国内外对于中国的资源无法支撑中国人口享有美国式的消费模式少有分歧，但当前阶段的中国人口的消费需求，仍然有巨大的数量需要满足。在长期内贸补贴外贸的背景下，国内商品的价格没有跟随生产的扩大、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下来。外贸和投资循环扶植的资本加速自我扩张、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差距越拉越大，加之若干年中国各项政策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全力投入，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的瓦解，中国社会已出现了深深的鸿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口本应该需要消费更多的产品，现阶段如果存在生产过剩，它就是资本扩张和劳动收入萎缩形势下的相对过剩。
私人资本享有的企业，已经超过了中国经济的一半多，在个人所得税上，长期由企业代扣代缴的工薪阶层支撑。在有富豪提出要降低个税累进税率的时候，大江南北提出的第一个质问就是到底有多少政府机构真正按累进税率进行了税务征收。温良的私人资本主义大量生产中产阶层，劣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富豪与贫民，以及相对过剩。如果相对过剩的问题严重存在、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它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经济走进了和劣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并行的道路上。
结构性矛盾分解后的每一项问题的应对，都要求政府具体的目标、内容和进度。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汇率改革问题上，美国总要求一个时间表。其实，只是美国政府代表国内的利益、风险相关者，习惯性地要求透明化、具体化的政策表述，相关者从而可以有所根据地选择合适的行为。
遗憾的是，最近各级政府的诸多报告、文告中，仍然充斥的是“大力”、“促进”、“推动”这样没有任何具体所指的词语，五年十年如一日，难觅公共政策的有效信息。改革开放到今天，依然选择“大力”“促进”这样非目标化的政策语言，它表达的是两种可能性：一是对于现阶段的国民经济管理，有关方面仍然认为我们不需要分解后的具体目标和进度的约束，比如说扩大消费占比：二是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对承载着日益分化的利益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方向控制者，比如说对扩大消费占比，政府并没有方法确定分解后的具体目标和进度。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执政周期，而它是否还要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持续另一个五年，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刚过去的五年政府执政周期中，多数人感受最直接的经济现象，就是最后两年的房价和物价。在中国的中心大都市，2006年年初到2008年年初，同样的区域、同样的房产，价格翻涨了一倍到一倍半多。反映到货币上，这样的价格增幅，就相当于说，两年间，人民币对国内住房的购买力，下降了百分之百还多。
按照目前国内住房消费开支保守估计占大众生活各种开支一半的比例计算，仅因住房一项，到2008年初，人们手上的货币收入对应的实物资产购买力就下降了超过一半。再加上官方统计的CPI、也即其他主要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数据，国民的人民币收入，对应的综合资产和消费品购买力，缩水达到了六成多，平均真实收入出现实际的负增长。
持续“不可持续”
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收入，两年后只能买到之前所能买到商品的三成多不到四成，那么社会的心理，从个人、到家庭到企业，出现所谓的“货币或者持币恐惧”，是一个自然因果现象。这种货币相对实物的贬值程度，使工资的微薄上涨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大众和我们的政府文官队伍中那些平时对宏观局势反应最迟钝的人，也无法对此置若罔闻。
资产价格飞涨的这两年，和贸易顺差出现爆发式上涨、流动性几乎失控的两年，时间上是一致的。在五年之初的2003年，关于双顺差单枪匹马过快持续增长将给国内经济带来的风险，已经有过缜密的讨论。但是，五年之后的2008年开年，中国中央政府买进的美元货币余额竟仍然达到了1．5万亿。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率增长超过两倍，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由出口和投资作为经济渠道的资本自我循环、自我增长，形成规模庞大的现有格局。
温家宝总理去年有一句话，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至今，中国经济仍然在“不可持续”的方向上进行着量的积累。根据未经官方确认的消息，在今年1月份，中国中央政府的美元储备就增加了616亿元，是1月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总额的两倍，这可能说明，从前中国企业和民间自留的美元正被迅速抛售到中央政府，并且预示2008年中国美元外汇储备有望出现具有吉尼斯世界记录的7000亿美元增长。
事实上，汇率市场化的延误，长期由内贸补贴外贸、农业补贴工业，人为压低电价、油价等资源品价格，反映的都不单是管理的技术性问题；别处可以操作的工业价格和民用价格分离、国际贸易中防范汇率风险，在从不乏智慧的中国，构不成多年不可逾越的壁垒。本届两会五花八门、包括要求降低累进税率的诸多提案，正明显地表现出，目前面临的是经过多年制度滋养的利益分化，以及过滤性的群体政策表达体系。
当一切都成为投资品
中国西北边疆的重镇乌鲁木齐，近来房价涨到3000到7000多元一平方米的消息，像一口锅压在了乌鲁木齐的上空。炒房者终于炒到了边疆，但在乌鲁木齐生活的市民，却不知何去何从，人心攒动。
在当前，作为重要的资产税，存款利息税虽然因为没有累进税率而饱受诟病，它依然作为政策长期保留。但对于全球普遍具有的面向私有产权的房产税，或者对第二套投资性房产开征的物业税，据称或因为中央政府仍然想继续分税、或因为统计资产的技术问题，只听雷声大，不见雨下来。还有一种没有客观根据、但是十分广泛的解释认为，在政策的形成中，能够进入的声音，多数代言着有第二套、第三套或者第几十套房的所有者。
即便只是偏见，为何会有存在的广泛性，也值得思考。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政府改革者一声号令定乾坤的时代。眼前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决定进程，过程是不是可以透明化，从而其他多数人可以明确预期，或者调整行为。否则，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相互拉力或者无所适从，集合到宏观上，然后就是没有人能知道，经济还有多长时间会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持续，还有什么事会发生。
不久前中部某省的一个活动上，一家大的生产企业代表问在场的郎咸平先生，企业手上过亿的资金目前是应该继续按原计划投入生产线、进行二期生产开发，还是进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并且问，当地的房价是高了还是低了。考虑目前的原料价格和各种生产成本，企业不能预期按原来的计划投资生产完成后，企业收回生产性投资以及获利的情况。企业思考根据近两年的价格，投资房地产应该至少可以保值，但又担心目前的房价太高，不可持續。郎咸平先生不可能替企业做微观决策，而企业提出的问题，反映了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具有的不知何处避险的处境。
当大家都把投资投向资产性商品，投资拉动的需求，在投资生态圈内形成购买竞争，带动价格连环上涨。投资后的风险或者获利也许对每个阶段的投资者都不同，并且每个阶段表现的价格也是掺杂了消费的价格，而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要求变现、要求接盘者，就像股市里的击鼓传花游戏，谁都担心自己会是最后一个接盘的，也都基本相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接盘的。
方兴未艾的美国次贷危机也具有击鼓传花游戏的特点。后来的投资者发现房产价值甚至不及贷款总额，而他们参与的投资，只是帮助另外一些人获得了佣金，和短期工作的岗位。
分配矛盾上的生产过剩
在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中潜藏的中国企业生产过剩的问题，经常被国际上的贸易团体代表、经济学家提及。而外部人士相对含蓄的表述，却很少触及这种表面过剩的社会根源，也就是中国的分配和分配制度问题。
虽然国内外对于中国的资源无法支撑中国人口享有美国式的消费模式少有分歧，但当前阶段的中国人口的消费需求，仍然有巨大的数量需要满足。在长期内贸补贴外贸的背景下，国内商品的价格没有跟随生产的扩大、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下来。外贸和投资循环扶植的资本加速自我扩张、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差距越拉越大，加之若干年中国各项政策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全力投入，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的瓦解，中国社会已出现了深深的鸿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口本应该需要消费更多的产品，现阶段如果存在生产过剩，它就是资本扩张和劳动收入萎缩形势下的相对过剩。
私人资本享有的企业，已经超过了中国经济的一半多，在个人所得税上，长期由企业代扣代缴的工薪阶层支撑。在有富豪提出要降低个税累进税率的时候，大江南北提出的第一个质问就是到底有多少政府机构真正按累进税率进行了税务征收。温良的私人资本主义大量生产中产阶层，劣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富豪与贫民，以及相对过剩。如果相对过剩的问题严重存在、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它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经济走进了和劣性的私人资本主义并行的道路上。
结构性矛盾分解后的每一项问题的应对，都要求政府具体的目标、内容和进度。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汇率改革问题上，美国总要求一个时间表。其实，只是美国政府代表国内的利益、风险相关者，习惯性地要求透明化、具体化的政策表述，相关者从而可以有所根据地选择合适的行为。
遗憾的是，最近各级政府的诸多报告、文告中，仍然充斥的是“大力”、“促进”、“推动”这样没有任何具体所指的词语，五年十年如一日，难觅公共政策的有效信息。改革开放到今天，依然选择“大力”“促进”这样非目标化的政策语言，它表达的是两种可能性：一是对于现阶段的国民经济管理，有关方面仍然认为我们不需要分解后的具体目标和进度的约束，比如说扩大消费占比：二是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对承载着日益分化的利益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方向控制者，比如说对扩大消费占比，政府并没有方法确定分解后的具体目标和进度。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执政周期，而它是否还要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持续另一个五年，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