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年初一，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这部由导演路阳执导的作品改编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历经了近五年的改编和拍摄，最终与观众见面。今年，改编自他的作品《平原上的摩西》的同名电影也将上映。
2010年，还在沈阳做银行职员的双雪涛写了第一部小说《翅鬼》，两年后辞职，专职写作。2015年他离开东北，来到了北京。
从2016年开始，双雪涛陆续出版了《天吾手记》《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飞行家》《猎人》等，成为当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一，《平原上的摩西》的腰封上，形容他是“迟来的大师”。與此同时，他的小说在电影市场炙手可热，改编版权被各大影视公司争相购买，市场价值飙升。
对于突如其来的关注，双雪涛不排斥，但也不会主动迎合。他依然保持着作家的独立思考，不会跨界为电影做编剧，因为“不自由，不自由后问题就大了”。
双雪涛一直对电影挺感兴趣，问及喜欢的导演有哪些，他说出一长串的名字：希区柯克、库布里克、黑泽明、布努埃尔、费里尼、伯格曼……
2009年后，他曾给一家电影杂志写过几篇影评。最开始是投稿，和编辑认识后，还做过撰稿人。他写过导演刘别谦、贾樟柯的大版综述，写了几篇后就停了下来，去写小说了。
2016年，华策电影公司邀请导演路阳，将双雪涛的小说《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双雪涛看过路阳执导的《绣春刀》，非常喜欢，将自己的小说交给他，觉得特别合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聊得很通透，非常过瘾。路阳说，小说中久藏这个角色很像鲁迅短篇小说《铸剑》中的复仇少年。“听老路一说，我觉得还真有点儿道理，因为我也很喜欢小说《铸剑》”，双雪涛说，那个下午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刺杀小说家》的故事涉及两个世界的关系，人物性格比较复杂，双雪涛说，改编起来难度不小。他参与了早期的剧本策划，和编剧陈舒、禹扬聊得比较多，站在电影的角度去讨论，给电影一种自由度。“小说有小说的逻辑，电影有电影的逻辑，小说最好能帮助到内容，不要成为电影的束缚。”在剧本策划阶段，双雪涛特别喜欢大家围在一起头脑激荡，碰撞出有价值的东西，觉得大家一起聊创作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看完成片后，双雪涛觉得电影的整体故事走向及内核和小说还是很接近的，但特效的震撼力却超出了他的想象，“它不是用特效讲一个‘变形金刚’的故事，内核很有意思，感动是非常直接的”。
这几年，双雪涛的小说成为热门“IP”，是各大影视公司竞相争夺的“香饽饽”。对双雪涛来说，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是一个机缘的事情，有很多偶然性，他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尽量把小说写好。“如果有合适的导演合作，也是个好事。文学的某些部分需要去和大众接触，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但对于是否考虑之后从事编剧工作，他很坚定地说，很难。因为那样就不自由了，对作家来说，自由和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不自由，问题就大了。
双雪涛最初写小说是为了钱。2010年，6万字，60万新台币奖金，差不多够沈阳一套房的首付，合计下来，写1000个字能拿到2000块稿费，比给《看电影》杂志写影评那千字几十块钱的稿费划算多了——如果他参加那个刊在《南方周末》上的台湾文学比赛，并且能拿到首奖的话。
在知道这事儿的第二天，双雪涛就开始写了。沉浸其中，仿佛一个老手，上班写了，下班也写，每天3000字，写了20天，然后没犹豫地把处女作寄去了台湾。顺风顺水，捧回来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这部中篇小说叫《翅鬼》。
这提笔写作的才能，和一写便得奖的运气，也并非馅饼从天上掉下，随机砸中了他。双雪涛打小看书看得多，但按他自己的话说，文学的兴起兴浓，又似乎全是出于“爱慕虚荣”。小学时候背了不少唐诗宋词，努力写漂亮的日记等着老师表扬。之后“贪婪”又进了一步，挤出饭钱买作文选，憋着劲儿在作文里用名人名言。到了小学六年级，他已经在区图书馆读完了金庸古龙，读完了《基督山伯爵》《傲慢与偏见》和《巴黎圣母院》。
初中他换了一张市图书馆的借阅卡，一路从巴金、王安忆，看到赵树理、孙犁。下午自习课老师转身一走，同学们就起哄：“双雪涛快上去，上去讲讲”，他也不推辞，站上讲台便开始讲福尔摩斯和金庸小说，连讲带编，真假交织。到了高中，有一次满分60分的作文，老师给打了64分，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指出了他的天赋异禀。然而，这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到了大学就歇菜了，学校里的图书馆借阅不便，加上双雪涛自觉没有王小波那样的才华，便一度投入了《魔兽争霸》的怀抱，数年青春虚度。
终于，《翅鬼》的获奖将这位文学事业的“逃兵”吹回到了正路之上。双雪涛揣着用《翅鬼》挣来的奖杯，从台北回到东北，开始了白天坐银行、晚上写小说的双面生活。
2012年，29岁的双雪涛决定辞去银行的工作，专职写作，他成为其所从业的那家银行20年来的头一个裸辞者。虽然同事领导都知道，他业余时间写小说，也拿过奖，但对于这种摔破“铁饭碗”的行为，还是挺震惊的，都问他，出啥事了。双雪涛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因为继续留下来的话，只能往副处长努力，未来人生的走向一眼见底。
对于双雪涛的人生选择，家人开始也觉得不靠谱，风险太大，但是木已成舟后也便接受了，先这么混两年看看。双雪涛调侃到，就这样当了无业游民，一直干到现在。辞职后的前三年，收入“特稳定”，“就没有嘛，你光靠文学的稿费是很难养活自己的，但那时候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于，觉得（未来）有希望，会奔着希望去努力。”
《刺杀小说家》就是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小说中，千兵卫是一位前银行职员，他接到任务，去刺杀一位小说家。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就像是双雪涛现实中的两个分身。谈及创作灵感，双雪涛回忆，当时他写的其他小说老是被退稿，发表不出来，就挺生气的，“觉得自己写得还行，为什么老是不顺利。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小说，一方面给自己鼓劲儿，另一方面想表达小说家的那种力量。”
双雪涛：不会。我写作的时候是背对读者的。读者是一片汪洋大海，你不可能为一片大海工作，你看不到每一片浪花长啥样。你只能好好做自己的事儿，替自己干活儿能干好，替别人服务精神没那么高。万一被别人喜欢了是幸运，没人喜欢也无所谓。
记者：我们通常谈论一部小说的时候，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双雪涛：我最在意打动我的东西，能让我脊梁骨一凉或是为之感到战栗，那种东西最重要。上次有这种感觉应该是看弗兰岑的《自由》，当时我在写《天吾手记》，一边写一边看，我感觉《自由》复兴了文学某种伟大的传统。我不喜欢那种包含了哲学、历史、心理学等等内容的小说，虽然显得特别深刻，但是长久下去会把文学搞死的。
记者：你觉得未来读小说的人会变多还是变少？
双雪涛：大家对故事的兴趣根植于基因里。人类最早靠打猎生存，晚上围着篝火听一个哥们儿吹牛，因为他吹得特别好，大家说你别去打猎了，万一被野猪拱死了呢，你就在这儿好好吹牛得了。打那时候开始，人们就都喜欢听故事。故事不会消亡，我们要关注的是故事的形态。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们的工作是写出更多动人的东西，让人们觉得这种故事是可以看的，而不是乏味无趣的。
我觉得年轻人是特别有希望的，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获得资讯的能力强、知道的东西更多、眼界更宽广，我相信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好小说太少，他们只能去关注娱乐八卦了。我在豆瓣上看读者们给我的书写评价，我觉得同作为读者的话，他们比我读我的小说还要认真，比我从中看到的东西更多。
记者：你觉得作家是否应该和评论家在现实生活里保持距离？
双雪涛：当然。应该是尼采吧，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既拿起鞭子，又撅起屁股。”每个人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记者：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种圈子？
双雪涛：我在北京没有朋友圈。有的话就是几個电影人吧，电影人通常状态比较放松。文学圈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圈子，我觉得文学还是要开放，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嘛。二三百人在那搞来搞去，就容易变成瓶子里的绦虫，很危险，没法经过市场检验啊。
记者：你在写作这条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
双雪涛：好好写东西吧。只能干这个了，也干不了别的了。希望能够……多写一点儿。即使写得不够好，也要多写一点儿。
2010年，还在沈阳做银行职员的双雪涛写了第一部小说《翅鬼》，两年后辞职，专职写作。2015年他离开东北，来到了北京。
从2016年开始，双雪涛陆续出版了《天吾手记》《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飞行家》《猎人》等，成为当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一，《平原上的摩西》的腰封上，形容他是“迟来的大师”。與此同时，他的小说在电影市场炙手可热，改编版权被各大影视公司争相购买，市场价值飙升。
对于突如其来的关注，双雪涛不排斥，但也不会主动迎合。他依然保持着作家的独立思考，不会跨界为电影做编剧，因为“不自由，不自由后问题就大了”。
小说不要成为电影的束缚
双雪涛一直对电影挺感兴趣，问及喜欢的导演有哪些，他说出一长串的名字：希区柯克、库布里克、黑泽明、布努埃尔、费里尼、伯格曼……
2009年后，他曾给一家电影杂志写过几篇影评。最开始是投稿，和编辑认识后，还做过撰稿人。他写过导演刘别谦、贾樟柯的大版综述，写了几篇后就停了下来，去写小说了。
2016年，华策电影公司邀请导演路阳，将双雪涛的小说《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双雪涛看过路阳执导的《绣春刀》，非常喜欢，将自己的小说交给他，觉得特别合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聊得很通透，非常过瘾。路阳说，小说中久藏这个角色很像鲁迅短篇小说《铸剑》中的复仇少年。“听老路一说，我觉得还真有点儿道理，因为我也很喜欢小说《铸剑》”，双雪涛说，那个下午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刺杀小说家》的故事涉及两个世界的关系，人物性格比较复杂，双雪涛说，改编起来难度不小。他参与了早期的剧本策划，和编剧陈舒、禹扬聊得比较多，站在电影的角度去讨论，给电影一种自由度。“小说有小说的逻辑，电影有电影的逻辑，小说最好能帮助到内容，不要成为电影的束缚。”在剧本策划阶段，双雪涛特别喜欢大家围在一起头脑激荡，碰撞出有价值的东西，觉得大家一起聊创作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看完成片后，双雪涛觉得电影的整体故事走向及内核和小说还是很接近的，但特效的震撼力却超出了他的想象，“它不是用特效讲一个‘变形金刚’的故事，内核很有意思，感动是非常直接的”。
这几年，双雪涛的小说成为热门“IP”，是各大影视公司竞相争夺的“香饽饽”。对双雪涛来说，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是一个机缘的事情，有很多偶然性，他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尽量把小说写好。“如果有合适的导演合作，也是个好事。文学的某些部分需要去和大众接触，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但对于是否考虑之后从事编剧工作，他很坚定地说，很难。因为那样就不自由了，对作家来说，自由和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不自由，问题就大了。
摔破“铁饭碗”裸辞，成了无业游民
双雪涛最初写小说是为了钱。2010年，6万字，60万新台币奖金，差不多够沈阳一套房的首付，合计下来，写1000个字能拿到2000块稿费，比给《看电影》杂志写影评那千字几十块钱的稿费划算多了——如果他参加那个刊在《南方周末》上的台湾文学比赛，并且能拿到首奖的话。
在知道这事儿的第二天，双雪涛就开始写了。沉浸其中，仿佛一个老手，上班写了，下班也写，每天3000字，写了20天，然后没犹豫地把处女作寄去了台湾。顺风顺水，捧回来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这部中篇小说叫《翅鬼》。
这提笔写作的才能，和一写便得奖的运气，也并非馅饼从天上掉下，随机砸中了他。双雪涛打小看书看得多，但按他自己的话说，文学的兴起兴浓，又似乎全是出于“爱慕虚荣”。小学时候背了不少唐诗宋词，努力写漂亮的日记等着老师表扬。之后“贪婪”又进了一步，挤出饭钱买作文选，憋着劲儿在作文里用名人名言。到了小学六年级，他已经在区图书馆读完了金庸古龙，读完了《基督山伯爵》《傲慢与偏见》和《巴黎圣母院》。
初中他换了一张市图书馆的借阅卡，一路从巴金、王安忆，看到赵树理、孙犁。下午自习课老师转身一走，同学们就起哄：“双雪涛快上去，上去讲讲”，他也不推辞，站上讲台便开始讲福尔摩斯和金庸小说，连讲带编，真假交织。到了高中，有一次满分60分的作文，老师给打了64分，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指出了他的天赋异禀。然而，这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到了大学就歇菜了，学校里的图书馆借阅不便，加上双雪涛自觉没有王小波那样的才华，便一度投入了《魔兽争霸》的怀抱，数年青春虚度。
终于，《翅鬼》的获奖将这位文学事业的“逃兵”吹回到了正路之上。双雪涛揣着用《翅鬼》挣来的奖杯，从台北回到东北，开始了白天坐银行、晚上写小说的双面生活。
2012年，29岁的双雪涛决定辞去银行的工作，专职写作，他成为其所从业的那家银行20年来的头一个裸辞者。虽然同事领导都知道，他业余时间写小说，也拿过奖，但对于这种摔破“铁饭碗”的行为，还是挺震惊的，都问他，出啥事了。双雪涛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因为继续留下来的话，只能往副处长努力，未来人生的走向一眼见底。
对于双雪涛的人生选择，家人开始也觉得不靠谱，风险太大，但是木已成舟后也便接受了，先这么混两年看看。双雪涛调侃到，就这样当了无业游民，一直干到现在。辞职后的前三年，收入“特稳定”，“就没有嘛，你光靠文学的稿费是很难养活自己的，但那时候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于，觉得（未来）有希望，会奔着希望去努力。”
《刺杀小说家》就是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小说中，千兵卫是一位前银行职员，他接到任务，去刺杀一位小说家。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就像是双雪涛现实中的两个分身。谈及创作灵感，双雪涛回忆，当时他写的其他小说老是被退稿，发表不出来，就挺生气的，“觉得自己写得还行，为什么老是不顺利。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小说，一方面给自己鼓劲儿，另一方面想表达小说家的那种力量。”
双雪涛：不会。我写作的时候是背对读者的。读者是一片汪洋大海，你不可能为一片大海工作，你看不到每一片浪花长啥样。你只能好好做自己的事儿，替自己干活儿能干好，替别人服务精神没那么高。万一被别人喜欢了是幸运，没人喜欢也无所谓。
记者：我们通常谈论一部小说的时候，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双雪涛：我最在意打动我的东西，能让我脊梁骨一凉或是为之感到战栗，那种东西最重要。上次有这种感觉应该是看弗兰岑的《自由》，当时我在写《天吾手记》，一边写一边看，我感觉《自由》复兴了文学某种伟大的传统。我不喜欢那种包含了哲学、历史、心理学等等内容的小说，虽然显得特别深刻，但是长久下去会把文学搞死的。
记者：你觉得未来读小说的人会变多还是变少？
双雪涛：大家对故事的兴趣根植于基因里。人类最早靠打猎生存，晚上围着篝火听一个哥们儿吹牛，因为他吹得特别好，大家说你别去打猎了，万一被野猪拱死了呢，你就在这儿好好吹牛得了。打那时候开始，人们就都喜欢听故事。故事不会消亡，我们要关注的是故事的形态。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们的工作是写出更多动人的东西，让人们觉得这种故事是可以看的，而不是乏味无趣的。
我觉得年轻人是特别有希望的，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获得资讯的能力强、知道的东西更多、眼界更宽广，我相信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好小说太少，他们只能去关注娱乐八卦了。我在豆瓣上看读者们给我的书写评价，我觉得同作为读者的话，他们比我读我的小说还要认真，比我从中看到的东西更多。
记者：你觉得作家是否应该和评论家在现实生活里保持距离？
双雪涛：当然。应该是尼采吧，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既拿起鞭子，又撅起屁股。”每个人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记者：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种圈子？
双雪涛：我在北京没有朋友圈。有的话就是几個电影人吧，电影人通常状态比较放松。文学圈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圈子，我觉得文学还是要开放，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嘛。二三百人在那搞来搞去，就容易变成瓶子里的绦虫，很危险，没法经过市场检验啊。
记者：你在写作这条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
双雪涛：好好写东西吧。只能干这个了，也干不了别的了。希望能够……多写一点儿。即使写得不够好，也要多写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