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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激发市场活力，政府要简政放权，企业要更加敏锐，城镇化蓝图更要遵循市场规律，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舞台。
《支点》记者 罗乐 林楠
市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改革蓝图中。从亚当·斯密的“限制政府对个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到科斯的“外部性效用问题无需政府干预，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市场无形之手的效用，已经被充分认识和肯定。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市场的效用。从政府到企业，从宏观经济发展路线图到微观立法如何实施，回归市场是大势所趋。本期，我们邀请到以下3位嘉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市场，在悄然发生着怎样的改变？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
政府要转向市场服务
《支点》：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从坚持了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我们应该怎样认知改革？
严介和：一直以来，改革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百余年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革，1846年的被动改革和1978年的主动改革。1978年的主动改革，让中国经济有了巨大飞跃，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成就是不争的事实。
这30多年的主动改革，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如果没有配套、全面的深化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办法推进。
《支点》：以史为镜，改革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不可估量。那么，政府如何对接市场？
严介和：政府与市场的对接，一方面是创造市场，一方面是激活市场。
一直以来，珠三角地区都走在经济发展的前沿。但是，在广东经济总量如此之大，粤东、粤西依然有很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里没有市场，资金不愿意往这些地方走——资金始终是流向市场的。怎样让这些地方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政府为他们服务，为他们配置资源，让市场活跃起来，吸引资金的进驻。
企业家转型投资家
《支点》：胡润先生，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者。当大家关注改革的时候，作为一位研究者，您关注什么？
胡润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很多企业家现在都变成了投资家。比如说，在百富榜上，历年来房地产行业的财富来源都是排名第一，房地产行业再加上制造业就占到了百富榜财富来源的50%左右。
但是，最近我发现，金融投资的发展势头特别明显，大概在百富榜的行业排名达到了第三位，创造了10%的财富来源。
《支点》：您说很多企业家变成了投资家，怎么解释？
胡润：我注意到金融投资行业的富豪，有许多之前是从事其他行业，然后转型到金融行业的。比如说刘永好之前做饲料行业，然后转型开始做民生银行以及其他的金融投资工作。
另一个十分惹眼的就是王健林，最近一年，我们看到了他在金融投资方面的很多动作，这让我感觉非常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进入美国电影行业，去英国收购游艇公司，前段时间还斥巨资买下一件毕加索的作品。他收购了美国的AMC（美国第二大电影院），并让它成功在纽交所上市，而且现在股价还不错。这个案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大家普遍的评价就是，中国的这些投资者也是很有眼光的。
《支点》：以您的观察，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胡润：我关注到这个现象有两三年了，从投资领域来看，这些企业家投资最多的是IT行业和金融行业。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EMBA、总裁班的学费涨幅惊人。
我感觉，中国的企业家，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过程，即从“暴发户”转为“新贵”。在我看来，新贵指的是一种富有社会责任感，且有长期发展目标的群体，比如王健林就是中国目前的新贵代表。
城镇化重在“镇”
《支点》：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城镇化建设能够带来哪些“先机”？
严介和：城镇化能够带来市场。离开市场化，城镇化就无从谈起。城镇化不在“城”、重在“镇”，就是县域经济。
现在，我们的“城”已经很好了，对于“镇”，现在需要的是给他们松绑、放权。在只有几十户农户的偏远山区，政府修路、通水、通电不如把他们统统搬出来，送到城区或重点市镇、乡镇，建安置房和廉租房给他们住。让这些农民变成市民，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有效流转，把通往这些乡村的道路退耕还林，用这些指标来换取城市用地指标。这才是城镇化的发展空间。
《支点》：要让农民变成市民，不是盖几所房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严介和：中国的城镇化当然不是盖房子就能达到的，相反，我们现在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再不改变，就要把中国经济套牢。
看一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经济倒退案例太普遍了。与我们隔海毗邻的日本，随着1964年开始的城市化，房地产行业迅速增长，随后在90年代遭遇严重泡沫，迎来了失落的二十年。现在，日本东京的房价是上世纪90年代的65%。
引入保有环节税收
《支点》：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国家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年初，国土部宣布将组建“不动产登记局，扎实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房产税究竟要怎么征收才合理，才能够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
哈继铭 ：广税基，低税率，少减免。不要有符合某个条件就怎么减免的政策，这样会扰乱市场，不仅会把税收搞得很复杂扭曲，甚至在监管、税收征收方面，成本也会大幅度增加。
一般来说，在有不动产税的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和税基的比例差不多在1%左右，美国则是不同的州有不同的税。
《支点》：对于目前我国房地产税制“轻保有重流转”的不均衡布局，您怎么看？
哈继铭：在城市里面，如果一年没有什么房地产交易，那么交易税收收入基本等于零，但是地方政府还是要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包括学校、清扫垃圾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服务。所以，必须要有另外一种税收来源，而这种税收在中国一直都没有或者不成熟，那就是保有环节税收，或者说不动产税。
以往，地方政府都靠卖地来换取财政收益，从而地价越卖越高，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形成了恶性循环。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很有必要引入保有环节税收，来维持政府提供必要的服务。（支点杂志2014年4月刊）
《支点》记者 罗乐 林楠
市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改革蓝图中。从亚当·斯密的“限制政府对个人经济活动的干预”，到科斯的“外部性效用问题无需政府干预，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市场无形之手的效用，已经被充分认识和肯定。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市场的效用。从政府到企业，从宏观经济发展路线图到微观立法如何实施，回归市场是大势所趋。本期，我们邀请到以下3位嘉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市场，在悄然发生着怎样的改变？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
政府要转向市场服务
《支点》：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从坚持了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我们应该怎样认知改革？
严介和：一直以来，改革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百余年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革，1846年的被动改革和1978年的主动改革。1978年的主动改革，让中国经济有了巨大飞跃，改革所带来的发展成就是不争的事实。
这30多年的主动改革，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如果没有配套、全面的深化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办法推进。
《支点》：以史为镜，改革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不可估量。那么，政府如何对接市场？
严介和：政府与市场的对接，一方面是创造市场，一方面是激活市场。
一直以来，珠三角地区都走在经济发展的前沿。但是，在广东经济总量如此之大，粤东、粤西依然有很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那里没有市场，资金不愿意往这些地方走——资金始终是流向市场的。怎样让这些地方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政府为他们服务，为他们配置资源，让市场活跃起来，吸引资金的进驻。
企业家转型投资家
《支点》：胡润先生，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者。当大家关注改革的时候，作为一位研究者，您关注什么？
胡润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很多企业家现在都变成了投资家。比如说，在百富榜上，历年来房地产行业的财富来源都是排名第一，房地产行业再加上制造业就占到了百富榜财富来源的50%左右。
但是，最近我发现，金融投资的发展势头特别明显，大概在百富榜的行业排名达到了第三位，创造了10%的财富来源。
《支点》：您说很多企业家变成了投资家，怎么解释？
胡润：我注意到金融投资行业的富豪，有许多之前是从事其他行业，然后转型到金融行业的。比如说刘永好之前做饲料行业，然后转型开始做民生银行以及其他的金融投资工作。
另一个十分惹眼的就是王健林，最近一年，我们看到了他在金融投资方面的很多动作，这让我感觉非常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进入美国电影行业，去英国收购游艇公司，前段时间还斥巨资买下一件毕加索的作品。他收购了美国的AMC（美国第二大电影院），并让它成功在纽交所上市，而且现在股价还不错。这个案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大家普遍的评价就是，中国的这些投资者也是很有眼光的。
《支点》：以您的观察，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胡润：我关注到这个现象有两三年了，从投资领域来看，这些企业家投资最多的是IT行业和金融行业。另外，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EMBA、总裁班的学费涨幅惊人。
我感觉，中国的企业家，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过程，即从“暴发户”转为“新贵”。在我看来，新贵指的是一种富有社会责任感，且有长期发展目标的群体，比如王健林就是中国目前的新贵代表。
城镇化重在“镇”
《支点》：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城镇化建设能够带来哪些“先机”？
严介和：城镇化能够带来市场。离开市场化，城镇化就无从谈起。城镇化不在“城”、重在“镇”，就是县域经济。
现在，我们的“城”已经很好了，对于“镇”，现在需要的是给他们松绑、放权。在只有几十户农户的偏远山区，政府修路、通水、通电不如把他们统统搬出来，送到城区或重点市镇、乡镇，建安置房和廉租房给他们住。让这些农民变成市民，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有效流转，把通往这些乡村的道路退耕还林，用这些指标来换取城市用地指标。这才是城镇化的发展空间。
《支点》：要让农民变成市民，不是盖几所房子就能解决的问题。
严介和：中国的城镇化当然不是盖房子就能达到的，相反，我们现在这种“盖房子”的方式再不改变，就要把中国经济套牢。
看一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经济倒退案例太普遍了。与我们隔海毗邻的日本，随着1964年开始的城市化，房地产行业迅速增长，随后在90年代遭遇严重泡沫，迎来了失落的二十年。现在，日本东京的房价是上世纪90年代的65%。
引入保有环节税收
《支点》：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国家也做了很多努力。今年初，国土部宣布将组建“不动产登记局，扎实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房产税究竟要怎么征收才合理，才能够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
哈继铭 ：广税基，低税率，少减免。不要有符合某个条件就怎么减免的政策，这样会扰乱市场，不仅会把税收搞得很复杂扭曲，甚至在监管、税收征收方面，成本也会大幅度增加。
一般来说，在有不动产税的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和税基的比例差不多在1%左右，美国则是不同的州有不同的税。
《支点》：对于目前我国房地产税制“轻保有重流转”的不均衡布局，您怎么看？
哈继铭：在城市里面，如果一年没有什么房地产交易，那么交易税收收入基本等于零，但是地方政府还是要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包括学校、清扫垃圾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服务。所以，必须要有另外一种税收来源，而这种税收在中国一直都没有或者不成熟，那就是保有环节税收，或者说不动产税。
以往，地方政府都靠卖地来换取财政收益，从而地价越卖越高，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形成了恶性循环。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很有必要引入保有环节税收，来维持政府提供必要的服务。（支点杂志201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