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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端纳政绩昭著，但其留下的资料却是凤毛麟角，此间的重要原因在于端纳卷入中国高层政治过深，无论蒋、宋还是端纳自己，在他们步入末路时均望历史化为尘埃
一段时间以来，对民国史的重估与反思逐渐走向时髦，史家对民国史中未曾开掘的部分和名人轶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近年来异峰突起的“蒋介石研究热”，“胡适研究热”等就是一种明证。
民国热的出现推动了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但其成果并不全然为“信史”。一些著作对民国某些历史过于美化，似是而非的杜撰、流言与野史，使得民国史研究藏有大量的水分，其主要表现是：预设立场，主观臆断与缺乏事实考据。要根治民国热的弊端，急需的是一些富于考据，踏实治学、可读性强的学术著作能够像镇静剂一样使浮华得到冷却。
清华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在民国史研究的理性化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张威详尽地介绍了近代中国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洋顾问——威廉·亨利·端纳的生平及其亲历的重大事件。
民国时期，有三位澳大利亚人为中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三人分别为莫理循，端纳与田伯烈，此三者均从新闻界跻身政坛。莫理循为袁世凯顾问多年，向袁的外交与内政提出了众多的建议；而田伯烈最大的功绩则是在抗战中加入国宣处，为中国外宣奔走呼号，其彪炳史册的功绩在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在这三人中，最有影响力者乃为端纳。端纳历任岑春煊、张人骏、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在辛亥革命是为孙中山对外宣言执笔，在袁世凯称帝时又力谏袁退位，在担任张学良顾问时亲历“九·一八”事变并随张学良访问欧洲，为蒋介石效命时更是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并督促蒋介石发起了禁烟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国宣处幕后大佬，遥控着国府的对外宣传。端纳被称为“帝王身后的权力”、“中国的头号白人”、“中国棋局幕后的推手”。
虽然端纳政绩昭著，但其留下的资料却是凤毛麟角，此间的重要原因在于端纳卷入中国高层政治过深，无论蒋、宋还是端纳自己，在他们步入末路时均望历史化为尘埃。端纳临终前烧毁了自己的档案，而宋美龄曾以重金收买端纳资料，这些都给后代研究者留下了重重障碍，导致一些与端纳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无从考据。
在一段时期内，端纳研究者在同一条小路上艰难前行。19年来，张威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有关端纳的文档，终于铸造出《端纳档案》。作者对该书着力最深之处在于对某些历史悬疑的考证与辨识，让一些未被挖掘的死角与盲点得以澄清。
缜密考据是本书的特色。例如端纳曾为两广总督顾问，但这个两广总督到底是岑春煊还是张人骏，学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通过细查清史稿与广州地方志，张威认定端纳相继服侍过这两位总督，从而廓清了一桩历史疑案。
在端纳对日本人态度的评估方面，现存研究多倾向于端纳对日本人嫉恶如仇，具有强烈的排日倾向。端纳对日本的嫌恶被史家集中在“二辰丸”事件与“二十一条”事件上加以渲染。然而，通过审阅上世纪初端纳主编的《德臣报》刊发的有关报道，以及端纳早年写给日本外交部的邀功信，张威发现，端纳曾认为日本是亚洲“最文明最优秀的民族”，并在骨子里有一种亲日情节，虽然这种情节在后来发生了变化。这个发现不仅解释了端纳为何在抗战时遭到军统调查，还显示出端纳充满矛盾的性格。
本书对端纳在筹建飞虎队，新生活运动以及国宣处成立等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角色也进行了缜密的探索。除了考据，作者在对资料的处理与运用上亦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作者以材料说话，将史实多方位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学者唐德刚所言：“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史者欲知真相，则听了公的，再听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对于史学家来说，基于材料，成一家之言，最重要的是将史实材料摆到台面上，让读者来做判断。
在《端纳档案》中诠释端纳来华背景时，作者将端纳口述，麦卡修回忆录，根舍的《亚洲内幕》以及长期陪护在蒋宋身边的塞特利夫人的回忆结合起来，平行展示，让读者对材料融会贯通，寻找最接近的真实。在“西安云雾”一章中，作者引述了蒋介石日记、张学良口述，以及黄仁霖、罗纳德等人的回忆录，勾勒出端纳在西安事变中巧妙斡旋解决事态的身影，用原典说话，从而避免了一些民国史著述主观臆断的弊端。
《端纳档案》另一个重要突破在于对1940年端纳南太平洋之行的成功揭秘。由于极度缺乏资料，这段历史一直被研究界视为畏途。端纳研究的几位先驱如路易斯、弗兰克均因无法取得第一手资料而望洋兴叹，端纳当年的浪漫旅行是与其女秘书安塞·利共同完成的。端纳去世后，安塞从未对世人昭示过这段私人化的历史。在丈夫去世两年后的2009年，在加州深山蛰居多年、时年95岁的安塞终于开口说话，写出了回忆录，披露了其中的隐情。
当下的民国热缺乏的正是这种对史实考据的执着、缜密和耐心。都说清末民初无信史，这种状况与许多著史者们的疏于考证、急功近利密切相关。要改变这种状况，《端纳档案》或可引为镜鉴。
一段时间以来，对民国史的重估与反思逐渐走向时髦，史家对民国史中未曾开掘的部分和名人轶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近年来异峰突起的“蒋介石研究热”，“胡适研究热”等就是一种明证。
民国热的出现推动了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但其成果并不全然为“信史”。一些著作对民国某些历史过于美化，似是而非的杜撰、流言与野史，使得民国史研究藏有大量的水分，其主要表现是：预设立场，主观臆断与缺乏事实考据。要根治民国热的弊端，急需的是一些富于考据，踏实治学、可读性强的学术著作能够像镇静剂一样使浮华得到冷却。
清华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在民国史研究的理性化发展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张威详尽地介绍了近代中国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洋顾问——威廉·亨利·端纳的生平及其亲历的重大事件。
民国时期，有三位澳大利亚人为中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三人分别为莫理循，端纳与田伯烈，此三者均从新闻界跻身政坛。莫理循为袁世凯顾问多年，向袁的外交与内政提出了众多的建议；而田伯烈最大的功绩则是在抗战中加入国宣处，为中国外宣奔走呼号，其彪炳史册的功绩在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在这三人中，最有影响力者乃为端纳。端纳历任岑春煊、张人骏、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在辛亥革命是为孙中山对外宣言执笔，在袁世凯称帝时又力谏袁退位，在担任张学良顾问时亲历“九·一八”事变并随张学良访问欧洲，为蒋介石效命时更是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并督促蒋介石发起了禁烟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国宣处幕后大佬，遥控着国府的对外宣传。端纳被称为“帝王身后的权力”、“中国的头号白人”、“中国棋局幕后的推手”。
虽然端纳政绩昭著，但其留下的资料却是凤毛麟角，此间的重要原因在于端纳卷入中国高层政治过深，无论蒋、宋还是端纳自己，在他们步入末路时均望历史化为尘埃。端纳临终前烧毁了自己的档案，而宋美龄曾以重金收买端纳资料，这些都给后代研究者留下了重重障碍，导致一些与端纳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无从考据。
在一段时期内，端纳研究者在同一条小路上艰难前行。19年来，张威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有关端纳的文档，终于铸造出《端纳档案》。作者对该书着力最深之处在于对某些历史悬疑的考证与辨识，让一些未被挖掘的死角与盲点得以澄清。
缜密考据是本书的特色。例如端纳曾为两广总督顾问，但这个两广总督到底是岑春煊还是张人骏，学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通过细查清史稿与广州地方志，张威认定端纳相继服侍过这两位总督，从而廓清了一桩历史疑案。
在端纳对日本人态度的评估方面，现存研究多倾向于端纳对日本人嫉恶如仇，具有强烈的排日倾向。端纳对日本的嫌恶被史家集中在“二辰丸”事件与“二十一条”事件上加以渲染。然而，通过审阅上世纪初端纳主编的《德臣报》刊发的有关报道，以及端纳早年写给日本外交部的邀功信，张威发现，端纳曾认为日本是亚洲“最文明最优秀的民族”，并在骨子里有一种亲日情节，虽然这种情节在后来发生了变化。这个发现不仅解释了端纳为何在抗战时遭到军统调查，还显示出端纳充满矛盾的性格。
本书对端纳在筹建飞虎队，新生活运动以及国宣处成立等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角色也进行了缜密的探索。除了考据，作者在对资料的处理与运用上亦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作者以材料说话，将史实多方位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学者唐德刚所言：“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史者欲知真相，则听了公的，再听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对于史学家来说，基于材料，成一家之言，最重要的是将史实材料摆到台面上，让读者来做判断。
在《端纳档案》中诠释端纳来华背景时，作者将端纳口述，麦卡修回忆录，根舍的《亚洲内幕》以及长期陪护在蒋宋身边的塞特利夫人的回忆结合起来，平行展示，让读者对材料融会贯通，寻找最接近的真实。在“西安云雾”一章中，作者引述了蒋介石日记、张学良口述，以及黄仁霖、罗纳德等人的回忆录，勾勒出端纳在西安事变中巧妙斡旋解决事态的身影，用原典说话，从而避免了一些民国史著述主观臆断的弊端。
《端纳档案》另一个重要突破在于对1940年端纳南太平洋之行的成功揭秘。由于极度缺乏资料，这段历史一直被研究界视为畏途。端纳研究的几位先驱如路易斯、弗兰克均因无法取得第一手资料而望洋兴叹，端纳当年的浪漫旅行是与其女秘书安塞·利共同完成的。端纳去世后，安塞从未对世人昭示过这段私人化的历史。在丈夫去世两年后的2009年，在加州深山蛰居多年、时年95岁的安塞终于开口说话，写出了回忆录，披露了其中的隐情。
当下的民国热缺乏的正是这种对史实考据的执着、缜密和耐心。都说清末民初无信史，这种状况与许多著史者们的疏于考证、急功近利密切相关。要改变这种状况，《端纳档案》或可引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