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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后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关键词］联共（布) 共产国际 省港大罢工
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以其领导之坚强、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巨大、时间之长久、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页。囿于资料原因，以往关于省港大罢工的研究，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的关系往往语焉不详。本文利用近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及其他相关资料，探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的关系，以期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鲍罗廷对罢工的悉心帮助与指导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令联共（布）中央兴奋不已。6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立即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指示其“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1］但当弄清中国的罢工运动正走向低潮时，联共（布）即下令停止罢工，“保证有组织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2］ 逐步结束罢工的具体计划是由维经斯基和加拉罕制订的，“基本的意思是工人继续罢工，不用全国性口号，而用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口号。”［3］该计划在上海得到了实行。维经斯基期望，“对广州来说，上海的罢工斗争以经济要求为基础的继续进行，也会缓解局势。”由于英国企业在中国蒙受巨大的损失，“英国帝国主义者也会寻求同工人进行谈判的基础。”［4］
当时，中共中央驻于上海，与广东区委的联络并非十分便捷，有时甚至只能依靠报纸上的消息来判断广东的形势。因此，广东区委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在广东区委领导罢工的过程中，由联共（布）派往广州，担任广州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
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共产党员在委员会中虽然占少数，但实际上起了领导作用。共产党员李森是罢工委员会的具体负责人，工作开展也比较顺利。但香港一些工会的领袖，在罢工委员会里常常无理取闹，制造摩擦，在群众中散布谣言。邓中夏、陈延年等人遂找鲍罗廷商谈。邓中夏将问题提出后，鲍罗廷经过思考，建议“除了已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之外，再组织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使工人群众明了真相。”这次会见是以后无数次会议的开端。省港罢工期间，“几乎每星期都有二三次这样的会，罢工中的各项策略和重大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上做出来的。”这些会议是非正式的，没有记录，没有主席，因而鲜为人知。据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回忆，“省港大罢工的重要决策无一不是同鲍顾问商量过的，多数是他提出来的。”［5］
鉴于苏联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联共（布）中央指示，在推进中国革命运动的时候，“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俄国在华一般工作人员都应非常谨慎地行事。”［6］因而，鲍罗廷对省港大罢工的指导，并未留下大量记载。随着苏联档案的开放与公布，今天我们才得以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鲍罗廷对结束省港大罢工的贡献尤为值得注意。
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奉命回到广州，随即着手推动省港大罢工的解决。据黄平回忆，“鲍罗庭企图解决罢工的最后尝试，是请左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同香港政府交涉。”［7］其实，为结束罢工，鲍罗廷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促成国民政府颁布解决省港罢工的命令。鲍罗廷拟定了一份方案，示意农工商学联合会“以商人、教师、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提出来”，然后围绕这些要求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旨在使其具有严肃性和引起政府的认真对待。这场宣传运动以民众通过中央向政府请愿的方式而告结束。”［8］请愿中的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众现在的迫切要求，另一类是民众希望将来实现的要求。在第一类要求中，“命令外交部立即就结束罢工问题同各有关方面进行谈判”被列为第二项，显示该项“实为其主要目的。”［9］5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省港工人罢工应早解决，著外交部长速与有关系各方面接洽，以助成圆满解决之目的。”［10］
其次，督促国民党驱逐此前负责中英交涉的国民党右派伍朝枢、傅秉常等人。鲍罗廷认为，“有理由推测，他们已同整个右派集团一起向香港暗示，在广州现时政权执政的情况下，罢工根本不会结束，但当他们右派掌政时，会很容易达成谅解。”［11］6月初，伍朝枢迫于压力，以处理私事为由，请假赴沪［12］。随后，傅秉常被免除广东交涉员和粤海关监督职务。“随着伍朝枢、傅秉常、吴铁城等人的离职和陈友仁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罢工问题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3］。不久，外交部长陈友仁向香港政府提出公开建议，就结束罢工问题进行直接谈判。7月15日，中英谈判正式开始。
第三，拟定谈判的具体方案。鲍罗廷认为，赔偿问题是解决罢工的主要问题。当时“香港准备提供1000万元贷款，用于铁路建设。我们把这个建议视为香港试图收买广州政府进而迫使它放弃抵制行动的一个步骤。如果在将来的谈判中，香港还是拒绝支付任何赔偿金，那么至少我们打算建议它购买1000万元广州政府为恢复广东的正常生活而发行的债券，实际上广州政府发行债券是为了给工人发放赔偿金，进而结束罢工。”鲍罗廷之所以如此设想，是出于以下考虑：“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不对香港承担任何义务，不作出任何保证。在第二种情况下，有英国人在广东的监督。”［14］ “当时报载广东方面所提条件，如（一）设广东中央银行于香港，与以发行钞票权；（二）允许在香港募集黄埔筑港债券三千万等。特属广东政府之希望尚未作为实际之会议问题。”［15］以上希望条件，显然与鲍罗廷所提方案相通。
最后，提出结束罢工的具体方案。由于种种原因，中英双方结束罢工的正式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26年10月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结束罢工以稳固后方，推进革命。鲍罗廷为此拟定了计划：“将罢工工人分成若干组，以便每月可以遣散一个或更多的组，付给每个组一定数目的钱，使他们有可能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安顿下来。这笔费用将从进出口的特别税中获得。”［16］计划中的进出口特别税，即后来广州政府宣布征收的暂行内地税。黄平证实，该方案为鲍罗廷首先提议。据其回忆，“鲍罗廷提出了凡进口的外国货物关税均需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作为遣散罢工工人的费用，以便集中力量支援正将进行的北伐战争。”［17］通过征收内地税，“广州出色地摆脱了困境，把取消罢工变成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新的斗争的渊泉。”［18］更重要的是，广州政府不顾列强的反对，成功征收内地税，乃开关税自主之先声，实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二、布勃诺夫使团取消罢工方针的提出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巩固和发展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大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结束罢工以稳固革命后方乃成为大势所趋。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方面，首先明确提出取消罢工方针的是布勃诺夫使团。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毛里和子曾论及此点［19］，但并未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布勃诺夫使团，全称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1926年初，联共（布）鉴于“中国日益扩大的事态可能对许多年具有决定性意义”，［20］决定派遣该使团前往中国，以便就地作出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决定。3月中旬，布勃诺夫使团到达广州。短短几天后，中山舰事件爆发。以往学者多关注布勃诺夫使团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认为其应对妥协退让方针的采用负主要责任，而忽视了使团对省港大罢工的指导。
使团在北京时，曾听取了鲍罗廷关于广州工作的长篇报告。鲍罗廷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省港大罢工。“罢工斗争为我们在广东建立真正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成千上万的工人造成了对香港的真正封锁，从而也造成了可以使反革命窒息的局面。”［21］到达广州后，使团根据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了“目前应该采取取消罢工的方针”的结论。布勃诺夫在报告中指出，使团不怀疑，罢工给国民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好处；不怀疑，罢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广州对于香港的独立，使广州在经济上得到加强，从而帮助国民政府真正地站立起来。但“罢工拖得太久了，已经拖到如此地步，以致再拖下去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严重的威胁”［22］。
为顺利结束罢工，使团提出了两种可采用的办法：“或者通过同香港达成妥协，或者利用国民政府的资金和力量”［23］。3月27日，布勃诺夫在汕头给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必须尽量顺利地结束省港大罢工”［24］。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正是遵循这一意见，推动了省港大罢工的解决。
另外，使团还曾推动国民政府与港英方面进行谈判。使团在广州期间，港督金文泰曾委托香港名医杜应坤赴广州，向汪精卫传达希望解决省港罢工的口信［25］。汪精卫遂致函港督，表示将任命伍朝枢、宋子文和陈公博三人为代表，与港方进行谈判［26］。有资料显示，该决定的作出与使团的支持有关。据当时参与中英交涉的傅秉常称，是苏联人示意汪精卫向香港方面示好，表示愿意解决罢工［27］。由于香港方面幻想国民党右派上台后，将无条件结束罢工，此次交涉未获成功。
三、远东局使团与结束罢工决定的形成
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于1926年4月，核心为俄国代表团，由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组成，简称远东局使团。使团成立后，于6月18日到达上海［28］。使团到达上海时，解决罢工的中英谈判正在前期准备中，使团对此非常关注。6月21日，使团会议作出决定：“认为有必要尽快结束罢工。”［29］7月初，使团综合各方情况，对形势进行了评估，关于省港罢工作出了以下结论：“立即停止香港罢工，不提出香港不能接受的大量物质赔偿要求。”［30］7月15日，中英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维经斯基对之寄予厚望，认为谈判“不仅会引起全中国极大的兴趣，而且肯定也会加强广州政府本身和解放运动左翼的地位。谈判的开始表明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想要通过中国的反革命力量使广州屈服的希望破灭了。”［31］但由于种种原因，谈判在进行了五轮会谈后无限期休会。
1926年8月，维经斯基率远东局使团前往广州，试图协调国共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使团在广州完成的主要工作是作出结束省港大罢工的决定。此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于8月5日作出决定，“推迟对香港罢工问题作出决定，就此问题征询国民党中央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32］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使团坚信罢工的拖延解决“使广州的整个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进而又使社会政治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这是“对保留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实际威胁”。罢工在破坏英国声誉方面的政治效果早已达到，“即使没有香港方面的货币赔偿，结束抵制罢工也是不可避免的”［33］。之所以如此考虑，是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存在着英国武装干涉的危险，“国民运动应当竭力避免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而为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就有必要尽快结束罢工［34］。8月28日，远东局使团、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在不要求香港给予货币赔偿情况下结束罢工，在这方面应当进行整个准备工作。”［35］至于时机，会议决定“一旦来自江西和福建方面的威胁消除就结束罢工”［36］。
9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汉阳，结束罢工的时机成熟，鲍罗廷与广东区委遂着手进行结束罢工的准备。10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正式发出照会，“凡两广与中国各省或外国所贸易之物品，对于其生产及消费一律征收暂行内地税。”［37］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停止封锁发表宣言，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终于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斗争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注 释：
［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1925年6月2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3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2］《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1925年7月28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43页。
［3］《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5年8月4日于北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46页。
［4］《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8月19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52页。
［5］［7］［17］黄平：《往事回忆》，第25－26、31、31－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1925年6月25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36页。
［8］［11］［13］［14］《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1926年5月30日于广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74、277、278、279－280页。
［9］《粤政府确定解决罢工问题》，《大公报》（长沙）1926年6月14日，第3版。
［10］《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34号，第21页。
［12］《伍朝枢请假赴沪》，《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日，第3版。
［15］《香港对粤港谈判之观察》，《大公报》（长沙）1926年8月13日，第3版。
［16］［36］《鲍罗廷给加拉罕和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年9月15日于广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93－494页。
［18］《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1926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43－45页。
［19］毛里和子《中国国民革命（代译者后记）》，转引自M·C·贾比才等著，张静译，李捷男、王福增校：《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20］《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3页。
［21］《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于北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17－118页。
［22］［23］《布勃诺夫在广州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66－167、166－167页。
［24］《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84－188页。
［25］Dr.To to Sir C.Clementi,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i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Series E Asia, volume 30, p347,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26］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Hong Kong, March 23, 1926.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i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SERIES E ASIA, volume 31, p4,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27］Memorandum, enclosure of Colonial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Downing Street, July 22, 1926,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i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Series E Asia, volume 31, p25,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28］周利生：《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21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07页。
［30］《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22页。
［31］《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45－346页。
［3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5号（特字第33号）记录（摘录）（1926年8月5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67页。
［33］［3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66－467、467-468页。
［3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24次会议第18号记录》（摘录）（1926年9月11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30页。
［37］《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为征收贸易品暂行内地税事致各国驻粤领事函》，《工人之路》第459期，1926年10月9日，转引自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第719－72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版。
责任编辑 钟海连
［关键词］联共（布) 共产国际 省港大罢工
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以其领导之坚强、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巨大、时间之长久、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页。囿于资料原因，以往关于省港大罢工的研究，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的关系往往语焉不详。本文利用近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及其他相关资料，探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的关系，以期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鲍罗廷对罢工的悉心帮助与指导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令联共（布）中央兴奋不已。6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立即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指示其“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1］但当弄清中国的罢工运动正走向低潮时，联共（布）即下令停止罢工，“保证有组织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据以可能更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2］ 逐步结束罢工的具体计划是由维经斯基和加拉罕制订的，“基本的意思是工人继续罢工，不用全国性口号，而用经济性和地方民族性口号。”［3］该计划在上海得到了实行。维经斯基期望，“对广州来说，上海的罢工斗争以经济要求为基础的继续进行，也会缓解局势。”由于英国企业在中国蒙受巨大的损失，“英国帝国主义者也会寻求同工人进行谈判的基础。”［4］
当时，中共中央驻于上海，与广东区委的联络并非十分便捷，有时甚至只能依靠报纸上的消息来判断广东的形势。因此，广东区委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在广东区委领导罢工的过程中，由联共（布）派往广州，担任广州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
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共产党员在委员会中虽然占少数，但实际上起了领导作用。共产党员李森是罢工委员会的具体负责人，工作开展也比较顺利。但香港一些工会的领袖，在罢工委员会里常常无理取闹，制造摩擦，在群众中散布谣言。邓中夏、陈延年等人遂找鲍罗廷商谈。邓中夏将问题提出后，鲍罗廷经过思考，建议“除了已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之外，再组织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使工人群众明了真相。”这次会见是以后无数次会议的开端。省港罢工期间，“几乎每星期都有二三次这样的会，罢工中的各项策略和重大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上做出来的。”这些会议是非正式的，没有记录，没有主席，因而鲜为人知。据罢工委员会顾问黄平回忆，“省港大罢工的重要决策无一不是同鲍顾问商量过的，多数是他提出来的。”［5］
鉴于苏联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联共（布）中央指示，在推进中国革命运动的时候，“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俄国在华一般工作人员都应非常谨慎地行事。”［6］因而，鲍罗廷对省港大罢工的指导，并未留下大量记载。随着苏联档案的开放与公布，今天我们才得以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其中，鲍罗廷对结束省港大罢工的贡献尤为值得注意。
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奉命回到广州，随即着手推动省港大罢工的解决。据黄平回忆，“鲍罗庭企图解决罢工的最后尝试，是请左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同香港政府交涉。”［7］其实，为结束罢工，鲍罗廷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促成国民政府颁布解决省港罢工的命令。鲍罗廷拟定了一份方案，示意农工商学联合会“以商人、教师、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提出来”，然后围绕这些要求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旨在使其具有严肃性和引起政府的认真对待。这场宣传运动以民众通过中央向政府请愿的方式而告结束。”［8］请愿中的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众现在的迫切要求，另一类是民众希望将来实现的要求。在第一类要求中，“命令外交部立即就结束罢工问题同各有关方面进行谈判”被列为第二项，显示该项“实为其主要目的。”［9］5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省港工人罢工应早解决，著外交部长速与有关系各方面接洽，以助成圆满解决之目的。”［10］
其次，督促国民党驱逐此前负责中英交涉的国民党右派伍朝枢、傅秉常等人。鲍罗廷认为，“有理由推测，他们已同整个右派集团一起向香港暗示，在广州现时政权执政的情况下，罢工根本不会结束，但当他们右派掌政时，会很容易达成谅解。”［11］6月初，伍朝枢迫于压力，以处理私事为由，请假赴沪［12］。随后，傅秉常被免除广东交涉员和粤海关监督职务。“随着伍朝枢、傅秉常、吴铁城等人的离职和陈友仁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罢工问题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3］。不久，外交部长陈友仁向香港政府提出公开建议，就结束罢工问题进行直接谈判。7月15日，中英谈判正式开始。
第三，拟定谈判的具体方案。鲍罗廷认为，赔偿问题是解决罢工的主要问题。当时“香港准备提供1000万元贷款，用于铁路建设。我们把这个建议视为香港试图收买广州政府进而迫使它放弃抵制行动的一个步骤。如果在将来的谈判中，香港还是拒绝支付任何赔偿金，那么至少我们打算建议它购买1000万元广州政府为恢复广东的正常生活而发行的债券，实际上广州政府发行债券是为了给工人发放赔偿金，进而结束罢工。”鲍罗廷之所以如此设想，是出于以下考虑：“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不对香港承担任何义务，不作出任何保证。在第二种情况下，有英国人在广东的监督。”［14］ “当时报载广东方面所提条件，如（一）设广东中央银行于香港，与以发行钞票权；（二）允许在香港募集黄埔筑港债券三千万等。特属广东政府之希望尚未作为实际之会议问题。”［15］以上希望条件，显然与鲍罗廷所提方案相通。
最后，提出结束罢工的具体方案。由于种种原因，中英双方结束罢工的正式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26年10月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结束罢工以稳固后方，推进革命。鲍罗廷为此拟定了计划：“将罢工工人分成若干组，以便每月可以遣散一个或更多的组，付给每个组一定数目的钱，使他们有可能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安顿下来。这笔费用将从进出口的特别税中获得。”［16］计划中的进出口特别税，即后来广州政府宣布征收的暂行内地税。黄平证实，该方案为鲍罗廷首先提议。据其回忆，“鲍罗廷提出了凡进口的外国货物关税均需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作为遣散罢工工人的费用，以便集中力量支援正将进行的北伐战争。”［17］通过征收内地税，“广州出色地摆脱了困境，把取消罢工变成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新的斗争的渊泉。”［18］更重要的是，广州政府不顾列强的反对，成功征收内地税，乃开关税自主之先声，实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二、布勃诺夫使团取消罢工方针的提出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巩固和发展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大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结束罢工以稳固革命后方乃成为大势所趋。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方面，首先明确提出取消罢工方针的是布勃诺夫使团。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毛里和子曾论及此点［19］，但并未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布勃诺夫使团，全称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1926年初，联共（布）鉴于“中国日益扩大的事态可能对许多年具有决定性意义”，［20］决定派遣该使团前往中国，以便就地作出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决定。3月中旬，布勃诺夫使团到达广州。短短几天后，中山舰事件爆发。以往学者多关注布勃诺夫使团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认为其应对妥协退让方针的采用负主要责任，而忽视了使团对省港大罢工的指导。
使团在北京时，曾听取了鲍罗廷关于广州工作的长篇报告。鲍罗廷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省港大罢工。“罢工斗争为我们在广东建立真正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成千上万的工人造成了对香港的真正封锁，从而也造成了可以使反革命窒息的局面。”［21］到达广州后，使团根据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了“目前应该采取取消罢工的方针”的结论。布勃诺夫在报告中指出，使团不怀疑，罢工给国民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好处；不怀疑，罢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广州对于香港的独立，使广州在经济上得到加强，从而帮助国民政府真正地站立起来。但“罢工拖得太久了，已经拖到如此地步，以致再拖下去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严重的威胁”［22］。
为顺利结束罢工，使团提出了两种可采用的办法：“或者通过同香港达成妥协，或者利用国民政府的资金和力量”［23］。3月27日，布勃诺夫在汕头给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必须尽量顺利地结束省港大罢工”［24］。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正是遵循这一意见，推动了省港大罢工的解决。
另外，使团还曾推动国民政府与港英方面进行谈判。使团在广州期间，港督金文泰曾委托香港名医杜应坤赴广州，向汪精卫传达希望解决省港罢工的口信［25］。汪精卫遂致函港督，表示将任命伍朝枢、宋子文和陈公博三人为代表，与港方进行谈判［26］。有资料显示，该决定的作出与使团的支持有关。据当时参与中英交涉的傅秉常称，是苏联人示意汪精卫向香港方面示好，表示愿意解决罢工［27］。由于香港方面幻想国民党右派上台后，将无条件结束罢工，此次交涉未获成功。
三、远东局使团与结束罢工决定的形成
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于1926年4月，核心为俄国代表团，由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组成，简称远东局使团。使团成立后，于6月18日到达上海［28］。使团到达上海时，解决罢工的中英谈判正在前期准备中，使团对此非常关注。6月21日，使团会议作出决定：“认为有必要尽快结束罢工。”［29］7月初，使团综合各方情况，对形势进行了评估，关于省港罢工作出了以下结论：“立即停止香港罢工，不提出香港不能接受的大量物质赔偿要求。”［30］7月15日，中英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维经斯基对之寄予厚望，认为谈判“不仅会引起全中国极大的兴趣，而且肯定也会加强广州政府本身和解放运动左翼的地位。谈判的开始表明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想要通过中国的反革命力量使广州屈服的希望破灭了。”［31］但由于种种原因，谈判在进行了五轮会谈后无限期休会。
1926年8月，维经斯基率远东局使团前往广州，试图协调国共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使团在广州完成的主要工作是作出结束省港大罢工的决定。此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于8月5日作出决定，“推迟对香港罢工问题作出决定，就此问题征询国民党中央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32］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使团坚信罢工的拖延解决“使广州的整个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进而又使社会政治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这是“对保留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实际威胁”。罢工在破坏英国声誉方面的政治效果早已达到，“即使没有香港方面的货币赔偿，结束抵制罢工也是不可避免的”［33］。之所以如此考虑，是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存在着英国武装干涉的危险，“国民运动应当竭力避免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而为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就有必要尽快结束罢工［34］。8月28日，远东局使团、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在不要求香港给予货币赔偿情况下结束罢工，在这方面应当进行整个准备工作。”［35］至于时机，会议决定“一旦来自江西和福建方面的威胁消除就结束罢工”［36］。
9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汉阳，结束罢工的时机成熟，鲍罗廷与广东区委遂着手进行结束罢工的准备。10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正式发出照会，“凡两广与中国各省或外国所贸易之物品，对于其生产及消费一律征收暂行内地税。”［37］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停止封锁发表宣言，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终于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斗争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注 释：
［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1925年6月2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3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2］《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4号记录（1925年7月28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43页。
［3］《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5年8月4日于北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46页。
［4］《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8月19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52页。
［5］［7］［17］黄平：《往事回忆》，第25－26、31、31－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1925年6月25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36页。
［8］［11］［13］［14］《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摘录）（1926年5月30日于广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74、277、278、279－280页。
［9］《粤政府确定解决罢工问题》，《大公报》（长沙）1926年6月14日，第3版。
［10］《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34号，第21页。
［12］《伍朝枢请假赴沪》，《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日，第3版。
［15］《香港对粤港谈判之观察》，《大公报》（长沙）1926年8月13日，第3版。
［16］［36］《鲍罗廷给加拉罕和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年9月15日于广州）》，《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93－494页。
［18］《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1926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43－45页。
［19］毛里和子《中国国民革命（代译者后记）》，转引自M·C·贾比才等著，张静译，李捷男、王福增校：《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20］《托洛茨基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3页。
［21］《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于北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17－118页。
［22］［23］《布勃诺夫在广州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66－167、166－167页。
［24］《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184－188页。
［25］Dr.To to Sir C.Clementi,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i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Series E Asia, volume 30, p347,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26］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Hong Kong, March 23, 1926.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i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SERIES E ASIA, volume 31, p4,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27］Memorandum, enclosure of Colonial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Downing Street, July 22, 1926, Kenneth Bourne and D.Cameron Wai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Series E Asia, volume 31, p25,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28］周利生：《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2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2号记录（1926年6月21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07页。
［30］《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22页。
［31］《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45－346页。
［3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5号（特字第33号）记录（摘录）（1926年8月5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67页。
［33］［3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66－467、467-468页。
［3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24次会议第18号记录》（摘录）（1926年9月11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30页。
［37］《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为征收贸易品暂行内地税事致各国驻粤领事函》，《工人之路》第459期，1926年10月9日，转引自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第719－72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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