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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3日，自行车界的传奇人物兰斯·阿姆斯特朗宣布放弃与美国反兴奋剂协会（USADA）的斗争，后者旋即宣布将剥夺阿姆斯特朗的七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头衔，并对其作出终身禁赛的处罚。
作为一个曾经罹患癌症、尔后复出又攀上竞争巅峰的运动英雄，阿姆斯特朗曾被视作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他在民众间拥有极高的威望。因此，即使是他宣布放弃抗争之后，许多车迷甚至是体育记者都仍选择相信他。“我从未想过阿姆斯特朗会放弃，”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着对他的支持感言：“但这件事看上去更像是USADA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毕竟他的药检结果都没出过问题。”
然而许多迹象显示，阿姆斯特朗所遭到的指控也并非无中生有。贝斯蒂·安德勒的丈夫弗兰基曾是阿姆斯特朗的队友，这对夫妻都曾作证，称曾亲耳听见阿姆斯特朗对医生说他用过EPO（促红细胞生成素）、人类生长荷尔蒙、可的松、类固醇和睾丸素等多种违禁药物。但要将一个国民英雄拉下神坛的代价是沉重的：阿姆斯特朗否认了他们的指控，并公开表示，贝斯蒂纯粹是出于“嫉妒和仇恨”而造谣。于是贝斯蒂一夜之间成为了公众批评的对象，她被妖魔化成了一个“丑陋而善妒的贱人”，而弗兰基也失去了自己在丰田车队的位置。
与安德勒夫妇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阿姆斯特朗的前任助理迈克·安德森。在其最近为《户外》杂志撰写的专题文章中，安德森详细回忆了自己作为朋友、助理、机械师和随扈在阿姆斯特朗身边的日子，以及他们决裂的过程。“他背弃了对我的承诺，并从个人和专业两方面对我进行了攻击，毁掉了我在奥斯汀（美国城市，位于德克萨斯州，安德森与阿姆斯特朗的家乡）的工作前景，最终我不得不全家搬到新西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安德森写道，“尽管我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阿姆斯特朗是否曾服用禁药，但我知道，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绝对不是USADA迫害下的无辜受害者。”
突如其来的离婚
2001年末，安德森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在一家专业自行车店成为了首席技工。其时阿姆斯特朗正要为2002年冬奥会的火炬传递挑选一辆炫目的自行车，于是就在安德森工作的自行车店里，两人相遇并成为了偶尔一起进行山地训练的伙伴。
第二年，阿姆斯特朗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提出了聘请安德森来为他工作的要求：他自称将在两年内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这种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修理赛车、处理一些个人事务和一些零碎的琐事；另外，这个助理在奥斯汀还需要担当阿姆斯特朗的司机，当阿姆斯特朗去欧洲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他则需要帮他照看房子。作为回报，阿姆斯特朗同意在安德森的工作结束之后，为后者提供经济和人际关系援助，帮助他开一家自己梦想中的自行车店。
安德森将阿姆斯特朗当做朋友。在他看来，他当时去为阿姆斯特朗工作，不仅可以在薪水上得到更高的回报，也可以“帮朋友一个忙”。所以，尽管这份工作的内容并不让他感到满意，但他当时仍觉得这是份理想的工作。
在为阿姆斯特朗工作一个月之后，安德森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长达12个小时以上，并且工作内容相当琐碎，甚至包括陪阿姆斯特朗的三个孩子搭积木，或是帮忙打扫车库、安装家具。阿姆斯特朗当时的妻子克里斯汀甚至开玩笑地将安德森称为“H2”，意思是husband two（二号丈夫），而孩子们也亲昵地叫他迈克叔叔。安德森感觉自己融入了这个家庭。
但就在这种氛围中，他第一次领教了阿姆斯特朗对身边人的绝情。
2003年2月，阿姆斯特朗在海滨城市圣塔芭芭拉拍摄一辑广告，克里斯汀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陪在他身边，而安德森也特地飞去帮忙。然后，在某一天晚上，就在他们租住的海滨别墅前的沙滩上，阿姆斯特朗突然告诉克里斯汀说他想要离婚。
这件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克里斯汀当然非常震惊，而其他的人在惊愕之余也感到相当不安。然而阿姆斯特朗本人却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情绪：当他宣布完这个消息之后，就径直走人了，留下克里斯汀一个人在海滩上。这样残酷的做法很快就将克里斯汀打垮了，在几个月之内，她就从一个自信而又健康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绝望而近乎癫狂的人。
后来，阿姆斯特朗告诉安德森说，他看见了克里斯汀和当地一名鞋店老板互通的电子邮件，这让他开始怀疑她的忠贞。尽管安德森表示自己很难相信克里斯汀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但阿姆斯特朗本人已经做出了决断，他说，他已经不愿意“再生活在谎言之中”。
卫生间里的神秘药盒
几个月之后，尽管离婚官司尚未打完，但阿姆斯特朗已经开始打算把新女朋友带去西班牙度假。作为助理，安德森要负责把房子里所有克里斯汀的印记去除，按照阿姆斯特朗的指示，就是“扔掉所有跟她有关的东西”。这其中包括一大堆衣服，还有私人物品跟纪念品，甚至还有他们的家庭照片—这些东西就被草率地堆在了公寓门外的转角处，跟其他生活垃圾摆在一起。
在收拾房子的过程中，安德森有了意外的发现。他在卫生间的洗手台上发现了一个专门储存药品的小柜子，里面有一个处方药盒，上面写着“雄烯二酮”。“我知道这是什么，”安德森回忆道，“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但很快就缓过神来，这可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一名职业自行车手的卫生间的东西。”
雄烯二酮，亦称为肾上腺雄酮，是一种简体激素药物，属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严禁的药物。知道这一点的安德森随即打开了电脑，想看看阿姆斯特朗是否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在家里储藏禁药—毕竟他曾罹患睾丸癌，这或许与他需要控制病情有关？但安德森没有找到任何相关依据，于是他将这个药盒放回了原位，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忘记这件事。但他感到非常痛苦，他一方面并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另一方面又相当不认同阿姆斯特朗的做法。
他终究什么也没说。但，在阿姆斯特朗抵达后的第二天，当他再有机会去打开那个小柜子的时候，安德森发现，那个药盒已经不见了；与此同时，阿姆斯特朗对待他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不再跟他开玩笑，完全成了公事公办的态度，私下里也保持着距离。“我想，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而且他也知道我对此并不赞同。”安德森写道。 与WADA捉迷藏
2004年夏末的某天清晨，安德森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阿姆斯特朗的随扈之一德里克·拉塞。
“兰斯在哪里？”拉塞紧张地问。
“就我所知，应该是在牧场里。”安德森说。阿姆斯特朗的牧场在奥斯汀郊外25英里的地方，安德森那天并没有到牧场工作的安排，但如果按照事先的日程表走的话，阿姆斯特朗应该已经在那里了。
但拉塞吼了起来，“WADA的人就在这里等在大门外呢！”
“见鬼，他昨晚就是在那里，而且他也没告诉我说他会去其他地方。”这相当罕见，因为作为阿姆斯特朗的助理，安德森理应要掌握他的行程，而且阿姆斯特朗也总是会告诉他说在哪里见面、要去哪里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吧，反正我们打保票他现在绝对不在这里。而如果他不在的话，这件事就严重了，WADA不会放过他的。”
几分钟后，答案揭晓：阿姆斯特朗已经跟他的新女朋友离开了奥斯汀。
这就麻烦了。因为根据WADA的规定，运动员们不仅需要在竞赛时进行药检，在非竞赛期也要被抽查。而且，为了保证能够能找到这些运动员，WADA还强行规定，运动员们必须上报自己的日程计划，绝对不能玩失踪。否则，该运动员就会被WADA记上一次“非检测阳性”，有可能要面临长达两年的禁赛处罚。
为了避免被处罚，阿姆斯特朗的团队成员决定玩一招“狸猫换太子”。拉塞告诉安德森：“科里奇去机场把他的车开回来。这样当他跟WADA的人在路上擦肩而过的话，WADA看到他的车就会以为那是兰斯了，他们反正也认不出来。”科里奇，就是约翰·科里奥斯，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之一。
于是这样一来，就算WADA的人没有找到阿姆斯特朗，但他们也无法证明阿姆斯特朗当时不在奥斯汀，所以他们当然也没有办法记录下阿姆斯特朗的这次违规。但WADA和USADA并不肯放过这件事，他们曾就此举行过几次听证会。然而在听证会上，科里奇和拉塞都在已宣誓的情况下公然撒谎，说这件事情从未发生，科里奇甚至嘲讽WADA说“要耍阴谋逃避测试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背叛与谎言
阿姆斯特朗的行为令安德森越发不安，但率先发作的反而是阿姆斯特朗本人。在逃避药检事件的几个月后，阿姆斯特朗的朋友巴特·纳格斯把安德森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纳格斯首先强调说，阿姆斯特朗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一直都有问题，就算是跟科里奇这样的密友都曾有过绝交的时候，他还时常跟他的经纪人大吵，跟队友闹翻更是家常便饭。简单来说，任何人只要胆敢挑战他的权威，甚至只是不赞同他的做法，都会逐渐感受到他的怒气。“兰斯觉得你比他聪明，所以他很生气。”纳格斯解释说，“兰斯不喜欢钱恩·麦克雷（阿姆斯特朗在美国邮政车队的队友）就是因为钱恩速度能比他还快。”
道不同不相为谋，安德森承认，自己早有此心理准备，所以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他只希望阿姆斯特朗能履行当年的承诺，给他提供一笔资金，并且让他借用“环法七冠王”的名声，帮助他能够完成开自行车店的梦想。
“他提到过这件事，”纳格斯说，“你跟兰斯可以谈谈。”
但阿姆斯特朗却给了安德森一份新的协议，要求他以后都不能提到自己曾为阿姆斯特朗工作过，否则就会惹来大笔罚款。“他炒了我的鱿鱼，就已经让我在经济上很受挫了，但他现在给我钱的前提是要来换取我的沉默。”安德森写道，“无论我怎么选择，结果就是我都开不成自行车店。”
安德森这时候回想起来，他当初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跟阿姆斯特朗签订正式的合同。他们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沟通了工作方面的要求和细节，其中提到过阿姆斯特朗的承诺，但那并不作数。“我后来觉得自己相当愚蠢，我应该要求一切都用书面形式列明的，但那个时候我还很幼稚，完全没有意识到还需要有书面存档。”安德森如此写道：“阿姆斯特朗当时以朋友的身份与我谈论这些，我信任他。”
这个时候，阿姆斯特朗已经完全不承认自己许下的承诺了。“我们从来没有达成过什么协议，”阿姆斯特朗对安德森说，“人们总想用这招来占我便宜。”
安德森被气昏了，他找律师写了一封信给阿姆斯特朗，请他为了名誉着想而履行自己曾经的承诺。阿姆斯特朗让安德森的律师写一封正式的和解诉求，列明自己的条件等等。安德森本以为这可能会是和解的第一步，但第二天，阿姆斯特朗罔顾和解诉求书上的“机密”字样，直接将他们的条件泄露给了媒体。阿姆斯特朗的律师之一公开对媒体宣称，安德森“不过就是个试图勒索的小杂役”。
稍后，阿姆斯特朗向法院提出，应该宣告他与安德森之间的工作协议—也就是那些电子邮件—无效。安德森试图反驳，但他并未保存当初的电子邮件，这也就意味着，尽管他可以凭借记忆复述出那些内容，但他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安德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站在他对面的，是国民英雄、励志偶像、慈善家、被誉为“美国精神”代名词的兰斯·阿姆斯特朗，所有人都不相信阿姆斯特朗会说谎，于是安德森就只好被分配成为了反面人物。很多朋友因此唾弃他，而他在专业上的信誉度也一落千丈，他没有钱、没有工作，在10个月的斗争之后，他终于被迫选择了放弃。
“在我看来，这整个打官司的过程都贯穿着不公正的判决和彻底的谎言。阿姆斯特朗可以用他的权势和影响力避开我的质询，法官允许他拖延数月而不出庭作证，事实上，他甚至还没有在宣誓的情况下回答问题，我们就已经被迫结案了。”安德森表示，阿姆斯特朗在这件事情上的咄咄逼人毁了他的生活，也毁了他对美国司法制度的信心：“一个有身份的人，竟然能够如此容易改变游戏规则。”
最终，安德森卖了房子，卖了几乎所有的一切，带着全家人离开美国远赴新西兰。讽刺的是，正是他在美国做自行车机械师的经历，帮助他获得了新西兰的永久居住权。
“尽管我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阿姆斯特朗是否曾服用禁药，但我知道，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绝对不是USADA迫害下的无辜受害者。”
作为一个曾经罹患癌症、尔后复出又攀上竞争巅峰的运动英雄，阿姆斯特朗曾被视作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他在民众间拥有极高的威望。因此，即使是他宣布放弃抗争之后，许多车迷甚至是体育记者都仍选择相信他。“我从未想过阿姆斯特朗会放弃，”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着对他的支持感言：“但这件事看上去更像是USADA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毕竟他的药检结果都没出过问题。”
然而许多迹象显示，阿姆斯特朗所遭到的指控也并非无中生有。贝斯蒂·安德勒的丈夫弗兰基曾是阿姆斯特朗的队友，这对夫妻都曾作证，称曾亲耳听见阿姆斯特朗对医生说他用过EPO（促红细胞生成素）、人类生长荷尔蒙、可的松、类固醇和睾丸素等多种违禁药物。但要将一个国民英雄拉下神坛的代价是沉重的：阿姆斯特朗否认了他们的指控，并公开表示，贝斯蒂纯粹是出于“嫉妒和仇恨”而造谣。于是贝斯蒂一夜之间成为了公众批评的对象，她被妖魔化成了一个“丑陋而善妒的贱人”，而弗兰基也失去了自己在丰田车队的位置。
与安德勒夫妇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阿姆斯特朗的前任助理迈克·安德森。在其最近为《户外》杂志撰写的专题文章中，安德森详细回忆了自己作为朋友、助理、机械师和随扈在阿姆斯特朗身边的日子，以及他们决裂的过程。“他背弃了对我的承诺，并从个人和专业两方面对我进行了攻击，毁掉了我在奥斯汀（美国城市，位于德克萨斯州，安德森与阿姆斯特朗的家乡）的工作前景，最终我不得不全家搬到新西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安德森写道，“尽管我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阿姆斯特朗是否曾服用禁药，但我知道，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绝对不是USADA迫害下的无辜受害者。”
突如其来的离婚
2001年末，安德森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在一家专业自行车店成为了首席技工。其时阿姆斯特朗正要为2002年冬奥会的火炬传递挑选一辆炫目的自行车，于是就在安德森工作的自行车店里，两人相遇并成为了偶尔一起进行山地训练的伙伴。
第二年，阿姆斯特朗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提出了聘请安德森来为他工作的要求：他自称将在两年内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这种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修理赛车、处理一些个人事务和一些零碎的琐事；另外，这个助理在奥斯汀还需要担当阿姆斯特朗的司机，当阿姆斯特朗去欧洲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他则需要帮他照看房子。作为回报，阿姆斯特朗同意在安德森的工作结束之后，为后者提供经济和人际关系援助，帮助他开一家自己梦想中的自行车店。
安德森将阿姆斯特朗当做朋友。在他看来，他当时去为阿姆斯特朗工作，不仅可以在薪水上得到更高的回报，也可以“帮朋友一个忙”。所以，尽管这份工作的内容并不让他感到满意，但他当时仍觉得这是份理想的工作。
在为阿姆斯特朗工作一个月之后，安德森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长达12个小时以上，并且工作内容相当琐碎，甚至包括陪阿姆斯特朗的三个孩子搭积木，或是帮忙打扫车库、安装家具。阿姆斯特朗当时的妻子克里斯汀甚至开玩笑地将安德森称为“H2”，意思是husband two（二号丈夫），而孩子们也亲昵地叫他迈克叔叔。安德森感觉自己融入了这个家庭。
但就在这种氛围中，他第一次领教了阿姆斯特朗对身边人的绝情。
2003年2月，阿姆斯特朗在海滨城市圣塔芭芭拉拍摄一辑广告，克里斯汀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陪在他身边，而安德森也特地飞去帮忙。然后，在某一天晚上，就在他们租住的海滨别墅前的沙滩上，阿姆斯特朗突然告诉克里斯汀说他想要离婚。
这件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克里斯汀当然非常震惊，而其他的人在惊愕之余也感到相当不安。然而阿姆斯特朗本人却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情绪：当他宣布完这个消息之后，就径直走人了，留下克里斯汀一个人在海滩上。这样残酷的做法很快就将克里斯汀打垮了，在几个月之内，她就从一个自信而又健康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绝望而近乎癫狂的人。
后来，阿姆斯特朗告诉安德森说，他看见了克里斯汀和当地一名鞋店老板互通的电子邮件，这让他开始怀疑她的忠贞。尽管安德森表示自己很难相信克里斯汀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但阿姆斯特朗本人已经做出了决断，他说，他已经不愿意“再生活在谎言之中”。
卫生间里的神秘药盒
几个月之后，尽管离婚官司尚未打完，但阿姆斯特朗已经开始打算把新女朋友带去西班牙度假。作为助理，安德森要负责把房子里所有克里斯汀的印记去除，按照阿姆斯特朗的指示，就是“扔掉所有跟她有关的东西”。这其中包括一大堆衣服，还有私人物品跟纪念品，甚至还有他们的家庭照片—这些东西就被草率地堆在了公寓门外的转角处，跟其他生活垃圾摆在一起。
在收拾房子的过程中，安德森有了意外的发现。他在卫生间的洗手台上发现了一个专门储存药品的小柜子，里面有一个处方药盒，上面写着“雄烯二酮”。“我知道这是什么，”安德森回忆道，“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但很快就缓过神来，这可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一名职业自行车手的卫生间的东西。”
雄烯二酮，亦称为肾上腺雄酮，是一种简体激素药物，属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严禁的药物。知道这一点的安德森随即打开了电脑，想看看阿姆斯特朗是否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在家里储藏禁药—毕竟他曾罹患睾丸癌，这或许与他需要控制病情有关？但安德森没有找到任何相关依据，于是他将这个药盒放回了原位，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忘记这件事。但他感到非常痛苦，他一方面并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另一方面又相当不认同阿姆斯特朗的做法。
他终究什么也没说。但，在阿姆斯特朗抵达后的第二天，当他再有机会去打开那个小柜子的时候，安德森发现，那个药盒已经不见了；与此同时，阿姆斯特朗对待他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不再跟他开玩笑，完全成了公事公办的态度，私下里也保持着距离。“我想，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而且他也知道我对此并不赞同。”安德森写道。 与WADA捉迷藏
2004年夏末的某天清晨，安德森接到了一个电话，来自阿姆斯特朗的随扈之一德里克·拉塞。
“兰斯在哪里？”拉塞紧张地问。
“就我所知，应该是在牧场里。”安德森说。阿姆斯特朗的牧场在奥斯汀郊外25英里的地方，安德森那天并没有到牧场工作的安排，但如果按照事先的日程表走的话，阿姆斯特朗应该已经在那里了。
但拉塞吼了起来，“WADA的人就在这里等在大门外呢！”
“见鬼，他昨晚就是在那里，而且他也没告诉我说他会去其他地方。”这相当罕见，因为作为阿姆斯特朗的助理，安德森理应要掌握他的行程，而且阿姆斯特朗也总是会告诉他说在哪里见面、要去哪里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吧，反正我们打保票他现在绝对不在这里。而如果他不在的话，这件事就严重了，WADA不会放过他的。”
几分钟后，答案揭晓：阿姆斯特朗已经跟他的新女朋友离开了奥斯汀。
这就麻烦了。因为根据WADA的规定，运动员们不仅需要在竞赛时进行药检，在非竞赛期也要被抽查。而且，为了保证能够能找到这些运动员，WADA还强行规定，运动员们必须上报自己的日程计划，绝对不能玩失踪。否则，该运动员就会被WADA记上一次“非检测阳性”，有可能要面临长达两年的禁赛处罚。
为了避免被处罚，阿姆斯特朗的团队成员决定玩一招“狸猫换太子”。拉塞告诉安德森：“科里奇去机场把他的车开回来。这样当他跟WADA的人在路上擦肩而过的话，WADA看到他的车就会以为那是兰斯了，他们反正也认不出来。”科里奇，就是约翰·科里奥斯，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之一。
于是这样一来，就算WADA的人没有找到阿姆斯特朗，但他们也无法证明阿姆斯特朗当时不在奥斯汀，所以他们当然也没有办法记录下阿姆斯特朗的这次违规。但WADA和USADA并不肯放过这件事，他们曾就此举行过几次听证会。然而在听证会上，科里奇和拉塞都在已宣誓的情况下公然撒谎，说这件事情从未发生，科里奇甚至嘲讽WADA说“要耍阴谋逃避测试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背叛与谎言
阿姆斯特朗的行为令安德森越发不安，但率先发作的反而是阿姆斯特朗本人。在逃避药检事件的几个月后，阿姆斯特朗的朋友巴特·纳格斯把安德森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纳格斯首先强调说，阿姆斯特朗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一直都有问题，就算是跟科里奇这样的密友都曾有过绝交的时候，他还时常跟他的经纪人大吵，跟队友闹翻更是家常便饭。简单来说，任何人只要胆敢挑战他的权威，甚至只是不赞同他的做法，都会逐渐感受到他的怒气。“兰斯觉得你比他聪明，所以他很生气。”纳格斯解释说，“兰斯不喜欢钱恩·麦克雷（阿姆斯特朗在美国邮政车队的队友）就是因为钱恩速度能比他还快。”
道不同不相为谋，安德森承认，自己早有此心理准备，所以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他只希望阿姆斯特朗能履行当年的承诺，给他提供一笔资金，并且让他借用“环法七冠王”的名声，帮助他能够完成开自行车店的梦想。
“他提到过这件事，”纳格斯说，“你跟兰斯可以谈谈。”
但阿姆斯特朗却给了安德森一份新的协议，要求他以后都不能提到自己曾为阿姆斯特朗工作过，否则就会惹来大笔罚款。“他炒了我的鱿鱼，就已经让我在经济上很受挫了，但他现在给我钱的前提是要来换取我的沉默。”安德森写道，“无论我怎么选择，结果就是我都开不成自行车店。”
安德森这时候回想起来，他当初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跟阿姆斯特朗签订正式的合同。他们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沟通了工作方面的要求和细节，其中提到过阿姆斯特朗的承诺，但那并不作数。“我后来觉得自己相当愚蠢，我应该要求一切都用书面形式列明的，但那个时候我还很幼稚，完全没有意识到还需要有书面存档。”安德森如此写道：“阿姆斯特朗当时以朋友的身份与我谈论这些，我信任他。”
这个时候，阿姆斯特朗已经完全不承认自己许下的承诺了。“我们从来没有达成过什么协议，”阿姆斯特朗对安德森说，“人们总想用这招来占我便宜。”
安德森被气昏了，他找律师写了一封信给阿姆斯特朗，请他为了名誉着想而履行自己曾经的承诺。阿姆斯特朗让安德森的律师写一封正式的和解诉求，列明自己的条件等等。安德森本以为这可能会是和解的第一步，但第二天，阿姆斯特朗罔顾和解诉求书上的“机密”字样，直接将他们的条件泄露给了媒体。阿姆斯特朗的律师之一公开对媒体宣称，安德森“不过就是个试图勒索的小杂役”。
稍后，阿姆斯特朗向法院提出，应该宣告他与安德森之间的工作协议—也就是那些电子邮件—无效。安德森试图反驳，但他并未保存当初的电子邮件，这也就意味着，尽管他可以凭借记忆复述出那些内容，但他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
安德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站在他对面的，是国民英雄、励志偶像、慈善家、被誉为“美国精神”代名词的兰斯·阿姆斯特朗，所有人都不相信阿姆斯特朗会说谎，于是安德森就只好被分配成为了反面人物。很多朋友因此唾弃他，而他在专业上的信誉度也一落千丈，他没有钱、没有工作，在10个月的斗争之后，他终于被迫选择了放弃。
“在我看来，这整个打官司的过程都贯穿着不公正的判决和彻底的谎言。阿姆斯特朗可以用他的权势和影响力避开我的质询，法官允许他拖延数月而不出庭作证，事实上，他甚至还没有在宣誓的情况下回答问题，我们就已经被迫结案了。”安德森表示，阿姆斯特朗在这件事情上的咄咄逼人毁了他的生活，也毁了他对美国司法制度的信心：“一个有身份的人，竟然能够如此容易改变游戏规则。”
最终，安德森卖了房子，卖了几乎所有的一切，带着全家人离开美国远赴新西兰。讽刺的是，正是他在美国做自行车机械师的经历，帮助他获得了新西兰的永久居住权。
“尽管我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阿姆斯特朗是否曾服用禁药，但我知道，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绝对不是USADA迫害下的无辜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