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今天来不及思索，如果理性不能复归，我们文化的断裂和破坏将越来越大
　　
　　邵逸农生于1961年，所受教育是学院式的美术训练；慕辰生于1970年，所受教育是社会主义的新闻摄影。这是一对摄影家夫妇。
　　2000年的春天，我们回到了邵的外公早年开杂货店的小镇——葛仙（浙江义乌），整街的老民居依然面貌完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紧挨着外公的老店，陡然矗立着一座大礼堂，苏式建筑，高大而张扬的门面在青砖黑瓦的民房堆儿里很是扎眼；门前一口池塘，黑乎乎的塘面漂浮着各种垃圾、排泄物，投映着大礼堂的倒影。礼堂的门上着锁，已经多年不用，我们扒门缝看到里面空荡荡的，霉味儿很重。
　　村口上是葛仙小学，原来是座老祠堂，有近百年的历史，解放后改为小学校。因为是危房，现在学生们已经搬到后面的新校舍上课，前面几间房租给私人做厂房，加工廉价的塑料首饰，后面的厅堂里堆满了稻草。
　　使用了上千年的祠堂在五十年前被废置了，取而代之的大礼堂不过三四十年的喧嚣和风光，也变得如此清冷，一个村庄里两个曾经做为精神教化的殿堂，就这样被遗弃了。
　　两年来我们倾注心血和感情的是寻找那些当年和每个普通人命运相关的大礼堂，那里收藏着几乎所有的集体记忆。它同别的建筑最大的区别是它有一个神圣的主席台，把一个空间分成了台上和台下。从台下走到台上，经历的或许是由群众变成先进的光荣，但也或许是被打成反革命的耻辱。台上有座位的排名，台上要表演和表现，台下要混在人群中一起喊口号，一起举胳膊。如果把一个礼堂每次开会所用的横幅记录下来，把那些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声讨会、辩论会、报告会、表彰会、总结会串连起来，大概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提纲。
　　那个时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回荡的都是同一个广播，全国人民看的是同样的样板戏，所以关于大礼堂的记忆对每个人来说差不多是大同小异的，但最深刻的记忆所定格的那一幕却因人而异。比如我的父亲念念不忘的是他亲眼目睹两个反革命分子被打死在主席台上，我哥哥记得的是他和文艺队的女同学在后台的初恋，我忘不掉的是毛主席逝世时布置成的灵堂；而邵印象最深的是他得到第一枚毛主席像章的过程：那年他5岁，跟我们的儿子现在一样大，不知是哪一个伯伯背着他在礼堂开会，他记得突然人群拥挤起来，并象潮水一样向前推涌，他看见一枚红红的像章吸引他，就伸手抓住，紧紧不放，不知怎么像章被扯了下来。后来邵收集了满满一箱子的像章。
　　单纯直接的记录是我们的原则，不论我们怎样疲劳或兴奋，我们的动作都是固定的——居中、对称、水平、准确曝光、更换片夹，不断重复着。
　　我们通过重复的动作把握一种绝对死寂的状态，只有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了，人们才能看到那些遗落在主席台地面的物品，才能感受到另一种东西的涌动，才能听到回荡在墙壁和柱子间热烈的掌声、激昂的批斗声、空洞的宣誓声、沉闷的报告声和欢庆的革命歌声。
　　此时，在现实的商业中国之外，在我们脑中还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属于我们生命一部分的记忆中的革命的中国，一个是梦境中的传统的中国，那是唐诗宋画中的中国，是古老典籍文化中的中国，是才子佳人的中国。古老文化的传统是遥远的梦境，红色的记忆是沸腾的血流。两个中国有极大的反差，一个赤旗漫天，喧声鼎沸，另一个梅兰竹菊，高山流水；一个亢奋激烈，另一个沉静厚道。
　　在我们的作品中，时间和空间常常发生交错和重叠，呈现出我们意识的，而非真实的现实。
　　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并不是留恋那个逝去的时代，也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曾经是我们的童真；记忆悄悄地闯入，似乎是为了唤起更多的思考。如果我们今天来不及思索，如果理性不能复归，我们文化的断裂和破坏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