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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由卫娟的提醒，我或许不会算一下离开济南的时间。恍然一下子也就十多年过去了。
我还在《齐鲁周刊》的时候，这份杂志还刚刚从《东方讯报》转型，变成了一份有《南方周末》那样有信念的杂志。在济南大明湖南岸的一座小楼中，一群活力四射的记者，开始了为新闻理想而奔波的日子。当然，现在谈理想，已经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了。可在那个年代，我们不觉得。
2000年，在洛阳一个舞厅，发生了一场烧死300多人的惨剧。在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总编辑张慧萍对我说，刘彦，收拾一下出发！我说，好。没有半点犹豫。
从出发到回来，只用了三天时间，稿件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写成的，一万多字，三篇。在这三天里，我闯过了被警察封锁的事故现场，到了黑暗的舞厅之中。一片黑乎乎的，被大火焚毁的楼梯上，有一个亮晶晶的化妆盒。那曾经是哪一位如花的姑娘心爱的首饰，又曾经照过什么样的明媚容颜呢。
我还和《燕赵晚报》的记者胡杰假扮受难者家属，闯过了警察的三道防线，到了殡仪馆，见到了那些尸身。那些因为喘不过气而致死的人，如同一个吃惊的人那样长大了嘴巴。
文章写到了那些死者，也追问了灾难发生的原因。可有时，人们似乎是这般无力：即便是防火设施和消防局的检查都齐全完备，那又怎么样呢，2000年之后，各地的火灾仍然频发，仿佛在这个干燥的世界中，唯独不差的，就是那么一根根，小小的火柴。这干燥，充满戾气的世界，仿佛丢失了她原有的秩序，跌跌撞撞地在所有人的不安全感中仓皇运行。
在济南的日子里，作为记者的我，还曾经为了留住老济南最美好的记忆而行动。2003年五月的一个月圆之夜，在500年的高都司巷拆迁现场的一片瓦砾中，我碰见了正在此凭吊的古建筑家姜波。他的大胡子在月光下是那么显眼。之后，杂志用了很多摄影，都来自于他的镜头。然而，一群媒体人和热爱老济南的知识人的努力，终究没能抵抗住商业街气势汹汹的驱赶，月光下的青砖小瓦和500年不灭的文明，终于被推土机从湖畔的静谧优美之中消灭了。
只是那会儿，年轻的，作为记者的我们还没有感受过任何彷徨。权力的侵蚀，商业化的压力，我们还感受不到，每一次采访和出发前也总是笃定而有朝气的。总编辑张慧萍意志顽强，坚硬似铁地挡住了这一切。她后来似乎也有为杂志生存而妥协的举动，但当她执掌这份杂志时，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却是一个新闻人为了新闻理想而坚韧顽强的动作：她说话的声音干脆有力，意志不屈不挠，信念从未浇灭。这很像我后来参加《财经》奖学金班后认识的胡舒立。本质意义上，她们是一种类型。
这是一种什么类型呢？直到前几天我读到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时，才恍悟。
这本书在上个世纪的美国，销量仅次于《圣经》，被称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安·兰德塑造了一群资本家、创造者、拥有非凡意志去驱动这个世界运行的个人英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们都从不屈服；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绝望，他们也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不屈不挠的创造，为这个匮乏的世界奉献着铁路，合金，音乐，伟大的发明，以及，爱情。但很不幸，与这样一群创造者共处的，是一个掠夺者和寄生者的世界。寄生者和掠夺者以道德、平等、公义的名义，绑架着这群创造世界的人。于是，以约翰·高尔特为首的一个发明家，开始对这个世界“罢工”。既然懒汉以掠夺为生，创造者也不会去创造美好的世界以供这些掠夺者享用。他们罢工之后，这个世界瘫痪了。约翰·高尔特和他的伙伴们将重新回到人间，建立一个有合法财产权，自由，而尊重彼此的世界。
这个故事像是一个对平等主义和计划经济开炮的童话，而非真实的故事。但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铁达尼，高尔登，以及约翰·高尔特这些英雄们，在被这个世界的寄生者榨干最后一滴血汗之前，其不屈不挠，意志如山，在无数绝望和焚毁中数次站起来支撑这个破碎的世界的精神，却激励着无数的美国人。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美国精神和美国梦的塑造中，安·兰德建立的理性世界和英雄世界，给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增添了丰富的形象代表。
现实世界当然没有书中那么悲观。认知世界肯定也不能仅仅以这种精英主义视角去完成。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才能有高有低，英雄很少，大部分人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庸众的世界而已。
与发生在美国上个世纪的美国梦极为相似的，是中国一批又一批具有奋斗精神的铁达尼式的英雄们也正在我们周围一片片生长出来。他们野蛮生长，在旧规则的丛林中披荆斩棘，最后奉献出一片片傲人的景观。这些景观，可以是马云的阿里巴巴，也可以是雷军的小米手机，更可以是一个小地方的绘画大师，音乐奇才，或者，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自媒体。中国，已然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正在向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演进当中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生猛和缤纷，因为互联网的连接和中国的全球化，正在朝向一个未知的繁荣非凡地演进。
而我当时所在的21世纪初的济南，已然开始了这改革开放30多年进化中的一步。这是《齐鲁周刊》从《东方讯报》转型的原因。自由，新的创造，更加有活力的世界，总是比呆板的计划经济和僵化的制度更有吸引力。而刚刚创刊时候的《齐鲁周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不安分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份杂志之中，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目前纸媒遇到了互联网。但是这不意味着纸媒不会在互联网面前经历另一次的涅槃重生：内容总是有价值的，而供应渠道本可以多元。但在这时代的转折之际，在这一片片繁荣之中，我们或许要记得所有创造者的世界。他们为这个世界奉献出他们最美好的创造之物时，在暗夜里，常常经历着铁达尼般的绝望，尽管这绝望过后，又是热烈、生猛、生机勃勃的奋斗的一天。这就是创造者的宿命，也是他们值得我们尊敬的理由。
向生长了十五年的《齐鲁周刊》致敬。她像一簇不灭的精神火焰，仍然顽强地向着自由、美好、现代的秩序和精神世界开放。
我还在《齐鲁周刊》的时候，这份杂志还刚刚从《东方讯报》转型，变成了一份有《南方周末》那样有信念的杂志。在济南大明湖南岸的一座小楼中，一群活力四射的记者，开始了为新闻理想而奔波的日子。当然，现在谈理想，已经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了。可在那个年代，我们不觉得。
2000年，在洛阳一个舞厅，发生了一场烧死300多人的惨剧。在得知消息的那个晚上，总编辑张慧萍对我说，刘彦，收拾一下出发！我说，好。没有半点犹豫。
从出发到回来，只用了三天时间，稿件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写成的，一万多字，三篇。在这三天里，我闯过了被警察封锁的事故现场，到了黑暗的舞厅之中。一片黑乎乎的，被大火焚毁的楼梯上，有一个亮晶晶的化妆盒。那曾经是哪一位如花的姑娘心爱的首饰，又曾经照过什么样的明媚容颜呢。
我还和《燕赵晚报》的记者胡杰假扮受难者家属，闯过了警察的三道防线，到了殡仪馆，见到了那些尸身。那些因为喘不过气而致死的人，如同一个吃惊的人那样长大了嘴巴。
文章写到了那些死者，也追问了灾难发生的原因。可有时，人们似乎是这般无力：即便是防火设施和消防局的检查都齐全完备，那又怎么样呢，2000年之后，各地的火灾仍然频发，仿佛在这个干燥的世界中，唯独不差的，就是那么一根根，小小的火柴。这干燥，充满戾气的世界，仿佛丢失了她原有的秩序，跌跌撞撞地在所有人的不安全感中仓皇运行。
在济南的日子里，作为记者的我，还曾经为了留住老济南最美好的记忆而行动。2003年五月的一个月圆之夜，在500年的高都司巷拆迁现场的一片瓦砾中，我碰见了正在此凭吊的古建筑家姜波。他的大胡子在月光下是那么显眼。之后，杂志用了很多摄影，都来自于他的镜头。然而，一群媒体人和热爱老济南的知识人的努力，终究没能抵抗住商业街气势汹汹的驱赶，月光下的青砖小瓦和500年不灭的文明，终于被推土机从湖畔的静谧优美之中消灭了。
只是那会儿，年轻的，作为记者的我们还没有感受过任何彷徨。权力的侵蚀，商业化的压力，我们还感受不到，每一次采访和出发前也总是笃定而有朝气的。总编辑张慧萍意志顽强，坚硬似铁地挡住了这一切。她后来似乎也有为杂志生存而妥协的举动，但当她执掌这份杂志时，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却是一个新闻人为了新闻理想而坚韧顽强的动作：她说话的声音干脆有力，意志不屈不挠，信念从未浇灭。这很像我后来参加《财经》奖学金班后认识的胡舒立。本质意义上，她们是一种类型。
这是一种什么类型呢？直到前几天我读到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时，才恍悟。
这本书在上个世纪的美国，销量仅次于《圣经》，被称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安·兰德塑造了一群资本家、创造者、拥有非凡意志去驱动这个世界运行的个人英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他们都从不屈服；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绝望，他们也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不屈不挠的创造，为这个匮乏的世界奉献着铁路，合金，音乐，伟大的发明，以及，爱情。但很不幸，与这样一群创造者共处的，是一个掠夺者和寄生者的世界。寄生者和掠夺者以道德、平等、公义的名义，绑架着这群创造世界的人。于是，以约翰·高尔特为首的一个发明家，开始对这个世界“罢工”。既然懒汉以掠夺为生，创造者也不会去创造美好的世界以供这些掠夺者享用。他们罢工之后，这个世界瘫痪了。约翰·高尔特和他的伙伴们将重新回到人间，建立一个有合法财产权，自由，而尊重彼此的世界。
这个故事像是一个对平等主义和计划经济开炮的童话，而非真实的故事。但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铁达尼，高尔登，以及约翰·高尔特这些英雄们，在被这个世界的寄生者榨干最后一滴血汗之前，其不屈不挠，意志如山，在无数绝望和焚毁中数次站起来支撑这个破碎的世界的精神，却激励着无数的美国人。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美国精神和美国梦的塑造中，安·兰德建立的理性世界和英雄世界，给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增添了丰富的形象代表。
现实世界当然没有书中那么悲观。认知世界肯定也不能仅仅以这种精英主义视角去完成。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才能有高有低，英雄很少，大部分人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庸众的世界而已。
与发生在美国上个世纪的美国梦极为相似的，是中国一批又一批具有奋斗精神的铁达尼式的英雄们也正在我们周围一片片生长出来。他们野蛮生长，在旧规则的丛林中披荆斩棘，最后奉献出一片片傲人的景观。这些景观，可以是马云的阿里巴巴，也可以是雷军的小米手机，更可以是一个小地方的绘画大师，音乐奇才，或者，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自媒体。中国，已然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正在向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演进当中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生猛和缤纷，因为互联网的连接和中国的全球化，正在朝向一个未知的繁荣非凡地演进。
而我当时所在的21世纪初的济南，已然开始了这改革开放30多年进化中的一步。这是《齐鲁周刊》从《东方讯报》转型的原因。自由，新的创造，更加有活力的世界，总是比呆板的计划经济和僵化的制度更有吸引力。而刚刚创刊时候的《齐鲁周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不安分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份杂志之中，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目前纸媒遇到了互联网。但是这不意味着纸媒不会在互联网面前经历另一次的涅槃重生：内容总是有价值的，而供应渠道本可以多元。但在这时代的转折之际，在这一片片繁荣之中，我们或许要记得所有创造者的世界。他们为这个世界奉献出他们最美好的创造之物时，在暗夜里，常常经历着铁达尼般的绝望，尽管这绝望过后，又是热烈、生猛、生机勃勃的奋斗的一天。这就是创造者的宿命，也是他们值得我们尊敬的理由。
向生长了十五年的《齐鲁周刊》致敬。她像一簇不灭的精神火焰，仍然顽强地向着自由、美好、现代的秩序和精神世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