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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档案馆共保存有606卷保定商会档案，该档案记载了1907年—1949年保定商会及其所属各同业公会的机构设置、人员更迭、商业经济和政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时期、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定工商业发展状况，是研究保定和河北省商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保定商会档案是全国保存较完整的商会档案之一，已与天津商会档案构成了研究地区民国以来整体发展的重要文献史料。保定商会档案由于保存完整，历来被史学界高度重视。
一、保定商会的历史地位
保定地处京畿，南通九省，北贯三关，自古为北方重镇，元朝始号通都，明为府治，公元1669年始为直隶省会。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文化事业昌盛，作为直隶省的首府，帝王巡顾，要员任守，常驻大量军队，达官显贵在此聚居。人口的密集使保定有着广泛的消费群体。清末民初，保定被誉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学生城”，学校机构林立，学生人数众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对如洋布、洋火、洋油等洋货的认知度较高，这些因素都促使保定商业更加趋于多元化、层次化。
保定商会的产生和发展，同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息息相关，特别是同中国资产阶级活动紧密相联。商会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当时的社会有着重要作用。1907年创立的保定商会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成立，军阀混战，到1927年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才得以暂时安定。这个时期是保定社会较为动荡的一段时间，然而对于保定商会来说却是最为活跃的时期，保定商会最具规模，发展最快也在此时。抗日战争时期，档案资料主要记述商会发展基本停滞，被日伪政府所控制，解放战争时期，商会资料主要以同业公会为主。保定商会的存在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保定商会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是显著的，保定商会的社会影响是广泛的。1907年至1949年的保定社会明显带有商会的烙印。
二、保定商会的建立
保定的商会成立较直隶地区其它商会要早，1907年5月15日，保定商务总会在保定成立，其宗旨是“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保定商务总会1907年在组织结构上设总理一名，协理一名，作为商会的最高领导和次高领导。商会的基本构架是由总理、协理为领导层，文牍会董、评议会董、庶务会董、会计会董、特别会董、坐办为第二层，各行会董为第三层，最后一般会员为底层组成的层级结构体系，如图1。
图1：商会成员层级构成图。
最高领导层由总理与协理构成，其下的文牍会董、评议会董、庶务会董、会计会董、特别会董、坐办均是常设人员，分别相当于现在的会计、秘书等部门的领导，负责总会内部的正常工作，与总理、协理共同组成管理机构。有重要会议时，再邀请各行会董参会，遇到重要活动及全体大会时，以上人员及一般会员同时参加。1915年依据新颁布的《商会法》，保定商务总会改称为保定总商会，采用董事制，设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作为商会的最高领导和次高领导。与1907年相比，基本构架没有改变人员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
商务总会的任务，一是研究促进工商业之发展方法；二是介绍和指导对外贸易，调处工商业之纠纷；三是调查统计工商业情况及编纂资料；四是确认商品之产地、质量、价格；五是保护工商业者合法利益，代为申诉；以及市价，修定会章等。商会内部的财经制度是保定商会的重要制度，也是民主氛围的重要体现。商会的财经制度非常严格，凡收取款项，随时发给收条，由总理、协理议决后共同签字收讫。支出由会计会董列出明细预算表，支款在十元以内的由会计会董和其他会董商议签字支发；数额在百元以内的需与总理、协理商议签字后方可支发；若有特别出项应邀集全体会董决定后交由总理、协理联袂签字实施。每月收支结存后，会计会董交予总理、协理及其他会董稽查校对一次，以昭核实。年终时由总理、协理逐项宣告，再由全体会员公举二人查账，最后交总理、协理当众宣布，一方面具报商部存案，一方面出榜公示商户，以使商会上上下下为之信服。
保定商务总会改组后，依据《商会法》每两年换届一次，以投票方式选出会长及副会长人选。《商会法》还规定商会会员之选举权，以企业资产一千元为一权，不足一千元之小户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三、保定商会的特点
保定商会是清末新政下的产物，是官方批准设立的并由农工商部发给印信。政府制定总章程，对其核心成员的构成、会董资格、会章制定等均加以审查。保定商会必须依照政府有关法规所规定的权力、义务、职责进行活动。
保定商会虽然是“官督”，但却明显有“商办”的特点。保定商会有相当的自主权，可以依据商会总章程制定本会自己的章程，可以自己选举领导层，可以自己支配会内的财务，可以直接对商会内各商进行行政处罚而无须请示官府……保定商会是一个有着相当自治权力的商办民间组织，虽在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但也生机盎然。
保定作为铁路沿线城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但近代化的商贸机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商贸活动仍然是通过店铺、集市来进行。保定商会属下虽然店铺较多，但绝大多数店铺规模很小，设施简陋，资金有限，经营范围狭小，基本上多是经营粮、棉、油、布和日用百货等生活用品，经营方式也都比较陈旧落后。
保定商会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是因为“在商言商”的思想贯穿始终。究其原因，任何政治运动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无论是抵制外货还是罢市，包括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其他后续影响，工商业者较诸其他任何社会阶层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都更为明显和突出，损失的程度有时根本无法估计，而且运动越持久，损失就越大。
保定商会在社会动荡时期游走于社会各种势力之间尚能为会众、百姓排扰解难，有所作为；然而在中央政权相对统一后，自身却无法摆脱为被政府利用的命运。保定商会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必然受到政府的制约，对政府的依附性是它的本性，对抗官府不是它的秉性。然而保定商会作为工商业者利益的当然代表，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从而对官府表现出一定的抗争性。这种矛盾体现在商会活动中毕竟是一时一事的行为，不会长久。保定商会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政府盘根错节的关系表现为在各种社会、经济生活中“倾向于迁就甚至屈从于官方权力”的状况。保定商会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中表现出的一些进步性并不能掩盖其与生俱来并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性。
四、保定商会档案的历史价值
保定商会在发展商务、调节内部纠纷等方面多有成绩。尤其是保定商会成立以前，农村灾荒后的赈济工作除少量个人的慈善活动外，一直是一种政府行为。商会成立后，多方位参与了赈济救灾工作，对政府的救济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慈善事业最缺少的是资金，商会在这方面对当时育婴堂和全节堂两堂做了有力的支持。除此之外，保定总商会还在日常事务中多方帮助育婴堂等机构，利用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共建普济施医院，促进了慈善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以适应更多求医问药者的需要。保定商会档案对这些都有详尽的记载。
保定商会章程中载明的辅助政府促进工商业进步和发展的宗旨和任务，正是商会社会定位和基本功能的体现。这也就是说，商会是介于政府和工商企业之间的社会团体，为促进民族工商企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上通下达、协调配合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它的基本功能体现于经济领域，“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随着通商的增多，外国资本进入内地的渠道也多了起来。外国资本势力逐渐渗入保定市场，使保定商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出口商品的发展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如庆兴蛋厂的产品远销欧美等国家。但更为主要的是，外国资本势力在保定市场的扩张，对保定的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对商会里某些商户形成很大的挑战。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保定商会对此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尽力守业，几乎没有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的力量。
经济近代化和国家工业化，不过是工商界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和单方面的努力，很少获得政府方面真正有力的支持和扶助。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统治政权对民族工商企业不仅不履行其振兴保护之责，反而滥施权力，对民族工商企业竭尽敲骨吸髓之能事，以满足本身的利益需要。这使得保定历届商会不得不为此而频繁奔走于政、商两界之间，以求缓解矛盾，协调关系，排除阻力，让艰难支撑、时起时伏的民族工商企业获得一个稍稍有利振兴发展的社会环境。
保定商会的发展均完整的体现的商会档案中。从这些内容来看，保定商会档案不仅应是研究保定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近代特别是民国以来北方地区甚至全国经济发展进程重要的档案文献。
一、保定商会的历史地位
保定地处京畿，南通九省，北贯三关，自古为北方重镇，元朝始号通都，明为府治，公元1669年始为直隶省会。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文化事业昌盛，作为直隶省的首府，帝王巡顾，要员任守，常驻大量军队，达官显贵在此聚居。人口的密集使保定有着广泛的消费群体。清末民初，保定被誉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学生城”，学校机构林立，学生人数众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对如洋布、洋火、洋油等洋货的认知度较高，这些因素都促使保定商业更加趋于多元化、层次化。
保定商会的产生和发展，同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息息相关，特别是同中国资产阶级活动紧密相联。商会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当时的社会有着重要作用。1907年创立的保定商会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成立，军阀混战，到1927年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才得以暂时安定。这个时期是保定社会较为动荡的一段时间，然而对于保定商会来说却是最为活跃的时期，保定商会最具规模，发展最快也在此时。抗日战争时期，档案资料主要记述商会发展基本停滞，被日伪政府所控制，解放战争时期，商会资料主要以同业公会为主。保定商会的存在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保定商会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是显著的，保定商会的社会影响是广泛的。1907年至1949年的保定社会明显带有商会的烙印。
二、保定商会的建立
保定的商会成立较直隶地区其它商会要早，1907年5月15日，保定商务总会在保定成立，其宗旨是“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保定商务总会1907年在组织结构上设总理一名，协理一名，作为商会的最高领导和次高领导。商会的基本构架是由总理、协理为领导层，文牍会董、评议会董、庶务会董、会计会董、特别会董、坐办为第二层，各行会董为第三层，最后一般会员为底层组成的层级结构体系，如图1。
图1：商会成员层级构成图。
最高领导层由总理与协理构成，其下的文牍会董、评议会董、庶务会董、会计会董、特别会董、坐办均是常设人员，分别相当于现在的会计、秘书等部门的领导，负责总会内部的正常工作，与总理、协理共同组成管理机构。有重要会议时，再邀请各行会董参会，遇到重要活动及全体大会时，以上人员及一般会员同时参加。1915年依据新颁布的《商会法》，保定商务总会改称为保定总商会，采用董事制，设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作为商会的最高领导和次高领导。与1907年相比，基本构架没有改变人员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
商务总会的任务，一是研究促进工商业之发展方法；二是介绍和指导对外贸易，调处工商业之纠纷；三是调查统计工商业情况及编纂资料；四是确认商品之产地、质量、价格；五是保护工商业者合法利益，代为申诉；以及市价，修定会章等。商会内部的财经制度是保定商会的重要制度，也是民主氛围的重要体现。商会的财经制度非常严格，凡收取款项，随时发给收条，由总理、协理议决后共同签字收讫。支出由会计会董列出明细预算表，支款在十元以内的由会计会董和其他会董商议签字支发；数额在百元以内的需与总理、协理商议签字后方可支发；若有特别出项应邀集全体会董决定后交由总理、协理联袂签字实施。每月收支结存后，会计会董交予总理、协理及其他会董稽查校对一次，以昭核实。年终时由总理、协理逐项宣告，再由全体会员公举二人查账，最后交总理、协理当众宣布，一方面具报商部存案，一方面出榜公示商户，以使商会上上下下为之信服。
保定商务总会改组后，依据《商会法》每两年换届一次，以投票方式选出会长及副会长人选。《商会法》还规定商会会员之选举权，以企业资产一千元为一权，不足一千元之小户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三、保定商会的特点
保定商会是清末新政下的产物，是官方批准设立的并由农工商部发给印信。政府制定总章程，对其核心成员的构成、会董资格、会章制定等均加以审查。保定商会必须依照政府有关法规所规定的权力、义务、职责进行活动。
保定商会虽然是“官督”，但却明显有“商办”的特点。保定商会有相当的自主权，可以依据商会总章程制定本会自己的章程，可以自己选举领导层，可以自己支配会内的财务，可以直接对商会内各商进行行政处罚而无须请示官府……保定商会是一个有着相当自治权力的商办民间组织，虽在发展过程中困难重重，但也生机盎然。
保定作为铁路沿线城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但近代化的商贸机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商贸活动仍然是通过店铺、集市来进行。保定商会属下虽然店铺较多，但绝大多数店铺规模很小，设施简陋，资金有限，经营范围狭小，基本上多是经营粮、棉、油、布和日用百货等生活用品，经营方式也都比较陈旧落后。
保定商会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是因为“在商言商”的思想贯穿始终。究其原因，任何政治运动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无论是抵制外货还是罢市，包括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其他后续影响，工商业者较诸其他任何社会阶层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都更为明显和突出，损失的程度有时根本无法估计，而且运动越持久，损失就越大。
保定商会在社会动荡时期游走于社会各种势力之间尚能为会众、百姓排扰解难，有所作为；然而在中央政权相对统一后，自身却无法摆脱为被政府利用的命运。保定商会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必然受到政府的制约，对政府的依附性是它的本性，对抗官府不是它的秉性。然而保定商会作为工商业者利益的当然代表，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从而对官府表现出一定的抗争性。这种矛盾体现在商会活动中毕竟是一时一事的行为，不会长久。保定商会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政府盘根错节的关系表现为在各种社会、经济生活中“倾向于迁就甚至屈从于官方权力”的状况。保定商会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中表现出的一些进步性并不能掩盖其与生俱来并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性。
四、保定商会档案的历史价值
保定商会在发展商务、调节内部纠纷等方面多有成绩。尤其是保定商会成立以前，农村灾荒后的赈济工作除少量个人的慈善活动外，一直是一种政府行为。商会成立后，多方位参与了赈济救灾工作，对政府的救济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慈善事业最缺少的是资金，商会在这方面对当时育婴堂和全节堂两堂做了有力的支持。除此之外，保定总商会还在日常事务中多方帮助育婴堂等机构，利用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共建普济施医院，促进了慈善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以适应更多求医问药者的需要。保定商会档案对这些都有详尽的记载。
保定商会章程中载明的辅助政府促进工商业进步和发展的宗旨和任务，正是商会社会定位和基本功能的体现。这也就是说，商会是介于政府和工商企业之间的社会团体，为促进民族工商企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上通下达、协调配合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它的基本功能体现于经济领域，“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随着通商的增多，外国资本进入内地的渠道也多了起来。外国资本势力逐渐渗入保定市场，使保定商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出口商品的发展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如庆兴蛋厂的产品远销欧美等国家。但更为主要的是，外国资本势力在保定市场的扩张，对保定的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对商会里某些商户形成很大的挑战。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保定商会对此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尽力守业，几乎没有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的力量。
经济近代化和国家工业化，不过是工商界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和单方面的努力，很少获得政府方面真正有力的支持和扶助。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统治政权对民族工商企业不仅不履行其振兴保护之责，反而滥施权力，对民族工商企业竭尽敲骨吸髓之能事，以满足本身的利益需要。这使得保定历届商会不得不为此而频繁奔走于政、商两界之间，以求缓解矛盾，协调关系，排除阻力，让艰难支撑、时起时伏的民族工商企业获得一个稍稍有利振兴发展的社会环境。
保定商会的发展均完整的体现的商会档案中。从这些内容来看，保定商会档案不仅应是研究保定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近代特别是民国以来北方地区甚至全国经济发展进程重要的档案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