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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过往的成功影视作品，能够成为“爆款”，引起热议的作品，无不塑造了一些真实的人，可信的人。
因为网络传播的特性，网络剧要求更快的节奏、更鲜明的人物性格、更大的信息量。一句话，必须给观众更多的料。传统电视剧你走开十分钟，上个厕所回来，剧情照样能接得上。但网络剧不行，你走神一分钟，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也正因为这些网络特性，让《余罪》比传统作品更活泼、更接地气、更有生命力。
不过，此次《余罪》受到观众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人公“余罪”这个角色塑造得比较成功，他不同以往的警察形象，让人觉得新鲜。有评论者把“余罪”归于反英雄的设定。这么归类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余罪”是一个“不是英雄的英雄”，他不仅没有光鲜的外表，强大的能力，坚定的信念，而且一身小毛病，更没有“脱离低级趣味”。就如同剧中许平秋所说的，余罪是一个扔在人堆里找不出来的普通人。大反派傅国生把余罪比喻成壁虎，说他别看不起眼，但关键时刻是个“杀手”，能办大事。这都是对余罪角色很好的诠释。
但同时，余罪身上也有很多英雄的特质，比如说他很有亲和力，能在身边聚拢一个小团体，并成为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刘邦和刘备性格迥异，但同样都很能团结人，很有个人魅力，这是成为一个英雄必不可少的特质。
反英雄也是英雄，只不过比英雄多一个层面。这多出一个层面，笔者认为是“人的层面”，人性的层面。余罪是一个警察，在正义与邪恶对决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不会含糊，这是他英雄的一面。但他首先又是个小人物，在成为英雄的路上，一路磕磕绊绊，犹豫、动摇、打退堂鼓，甚至混淆情与法的界限，这都有过。这是余罪人的一面，也是被观众喜爱和认可的一面。
而同时，反面例子也不胜枚举。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长久以来，咱们国内的影视作品中，英雄形象很难做到戏剧性的反差。随着影视行业市场的成熟，传统影视剧很难吸引观众，原因往往就在这里。欲扬先抑、欲抑先扬，这几乎是影视作品塑造人物的基本法则，塑造英雄而不赋予人物缺点，就好比直着腿蹦高，费多大劲都蹦不起来，一定是先屈身蹲下，才能跳的更高。
之前，《亮剑》中的李云龙，《潜伏》中的余则成，其人物之所以成功，笔者认为就是给英雄加上了人性的一面。加多的这一面不尽相同，因为人性本就复杂，绝不仅仅是几个侧面就可以概括的，但每个侧面都含有一定的人性真相。你给角色加多的这个侧面，正好拨动了观众心中的某根弦，自然就被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我们传统的文艺作品，比如说评书，话本小说之类，就成功塑造了很多群像，比如说水浒人物群像，三侠五义人物群像等等。群像中的人物，除了要有差异性，还要有共同的理想。水浒人物是“对抗强权”，三侠五义人物是“除暴安良”。同样，余罪的学渣群像，也有他们共同的理想，那就是维护公平和正义，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不像侠客的侠客”。
因为有共同的趣味，共同的理想，经历生死考验之后，他们虽然不是真正的兄弟，但是结下了比兄弟感情还深的情谊。余罪的观众主体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对于这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情谊，肯定能感同身受。近年来，影视创作中，流行的男闺蜜、CP概念，大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独生子女好像对友谊，对伙伴式关系有更多的渴望。
吊丝是一种自嘲和结构，是一副面具，面具之后可以是任何面孔。余罪学渣小分队，其实是穿着吊丝外衣的热血学警。
网络小说基本套路中，无论是霸道总裁体，还是方兴未艾的穿越类，基本离不开吊丝逆袭的套路，《余罪》原著也不外乎此。
吊丝是网络催生的词汇，吊丝文化是网络流行文化。之所以能流行，正是因为所谓“吊丝”文化其实迎合了大众的心理。不论什么身份的观众，其实都愿意把自己放在“吊丝”的位置，放低自己的姿态。影视作品的格局类型正应了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一类看的是传奇，另一类看的是自己。“看自己”就是所谓的代入感。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影视剧火了之后，朋友圈经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测测你是某部剧里的谁的游戏。观众乐于代入到主人公的位置，寻找自己身上的影子。
网络时代的革命，给影视行业带来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从技术上必须满足观众对快节奏、大信息量上的需求；另一方面，从内容上也是价值取向的改朝换代。
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都是当下社会心态的映射。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年，从影视受众的价值取向角度来看，也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90年代万人空巷的《渴望》放到当下，估计很难取得理想的收视，究其原因，恐怕就是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改变。你很难让一个90后女孩去理解刘慧芳的心理动机。
作为网生代的90后，见识更广，思维更为独立，个性更加自我。这与传统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于是有了早先污名化90后的各种标签，诸如“脑残”、“宅”。然而，这种居高临下、独断臆判的姿态对于创作者来说，无异于作茧自缚。当90后踏上社会，逐渐成为消费主流时，慢半拍的创作者就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不论是反英雄的设置还是吊丝逆袭的套路，我们在创作《余罪》的过程中都试图把脉这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网络平台的自由度正好给这种尝试提供了可能。在剧本创作中，我们还特意吸纳了一位90后编剧，很好的弥补了以80后、70后主创团队的短板。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对于革故鼎新者来说，属于前者，对于刻舟求剑者则属于后者。在主流价值观的疆界内，如何把准当下的时代脉搏，在共性中找到个性，或许是每个创作者必修的诗外之功。
因为网络传播的特性，网络剧要求更快的节奏、更鲜明的人物性格、更大的信息量。一句话，必须给观众更多的料。传统电视剧你走开十分钟，上个厕所回来，剧情照样能接得上。但网络剧不行，你走神一分钟，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也正因为这些网络特性，让《余罪》比传统作品更活泼、更接地气、更有生命力。
不是英雄的英雄：类型破茧
不过，此次《余罪》受到观众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人公“余罪”这个角色塑造得比较成功，他不同以往的警察形象，让人觉得新鲜。有评论者把“余罪”归于反英雄的设定。这么归类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余罪”是一个“不是英雄的英雄”，他不仅没有光鲜的外表，强大的能力，坚定的信念，而且一身小毛病，更没有“脱离低级趣味”。就如同剧中许平秋所说的，余罪是一个扔在人堆里找不出来的普通人。大反派傅国生把余罪比喻成壁虎，说他别看不起眼，但关键时刻是个“杀手”，能办大事。这都是对余罪角色很好的诠释。
但同时，余罪身上也有很多英雄的特质，比如说他很有亲和力，能在身边聚拢一个小团体，并成为这个小团体的灵魂人物。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刘邦和刘备性格迥异，但同样都很能团结人，很有个人魅力，这是成为一个英雄必不可少的特质。
反英雄也是英雄，只不过比英雄多一个层面。这多出一个层面，笔者认为是“人的层面”，人性的层面。余罪是一个警察，在正义与邪恶对决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不会含糊，这是他英雄的一面。但他首先又是个小人物，在成为英雄的路上，一路磕磕绊绊，犹豫、动摇、打退堂鼓，甚至混淆情与法的界限，这都有过。这是余罪人的一面，也是被观众喜爱和认可的一面。
而同时，反面例子也不胜枚举。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长久以来，咱们国内的影视作品中，英雄形象很难做到戏剧性的反差。随着影视行业市场的成熟，传统影视剧很难吸引观众，原因往往就在这里。欲扬先抑、欲抑先扬，这几乎是影视作品塑造人物的基本法则，塑造英雄而不赋予人物缺点，就好比直着腿蹦高，费多大劲都蹦不起来，一定是先屈身蹲下，才能跳的更高。
之前，《亮剑》中的李云龙，《潜伏》中的余则成，其人物之所以成功，笔者认为就是给英雄加上了人性的一面。加多的这一面不尽相同，因为人性本就复杂，绝不仅仅是几个侧面就可以概括的，但每个侧面都含有一定的人性真相。你给角色加多的这个侧面，正好拨动了观众心中的某根弦，自然就被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我们传统的文艺作品，比如说评书，话本小说之类，就成功塑造了很多群像，比如说水浒人物群像，三侠五义人物群像等等。群像中的人物，除了要有差异性，还要有共同的理想。水浒人物是“对抗强权”，三侠五义人物是“除暴安良”。同样，余罪的学渣群像，也有他们共同的理想，那就是维护公平和正义，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不像侠客的侠客”。
因为有共同的趣味，共同的理想，经历生死考验之后，他们虽然不是真正的兄弟，但是结下了比兄弟感情还深的情谊。余罪的观众主体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对于这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情谊，肯定能感同身受。近年来，影视创作中，流行的男闺蜜、CP概念，大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独生子女好像对友谊，对伙伴式关系有更多的渴望。
吊丝是一种自嘲和结构，是一副面具，面具之后可以是任何面孔。余罪学渣小分队，其实是穿着吊丝外衣的热血学警。
网络小说基本套路中，无论是霸道总裁体，还是方兴未艾的穿越类，基本离不开吊丝逆袭的套路，《余罪》原著也不外乎此。
吊丝是网络催生的词汇，吊丝文化是网络流行文化。之所以能流行，正是因为所谓“吊丝”文化其实迎合了大众的心理。不论什么身份的观众，其实都愿意把自己放在“吊丝”的位置，放低自己的姿态。影视作品的格局类型正应了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一类看的是传奇，另一类看的是自己。“看自己”就是所谓的代入感。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影视剧火了之后，朋友圈经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测测你是某部剧里的谁的游戏。观众乐于代入到主人公的位置，寻找自己身上的影子。
文化断层：90后受众代表的时代变化
网络时代的革命，给影视行业带来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从技术上必须满足观众对快节奏、大信息量上的需求；另一方面，从内容上也是价值取向的改朝换代。
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都是当下社会心态的映射。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年，从影视受众的价值取向角度来看，也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90年代万人空巷的《渴望》放到当下，估计很难取得理想的收视，究其原因，恐怕就是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改变。你很难让一个90后女孩去理解刘慧芳的心理动机。
作为网生代的90后，见识更广，思维更为独立，个性更加自我。这与传统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于是有了早先污名化90后的各种标签，诸如“脑残”、“宅”。然而，这种居高临下、独断臆判的姿态对于创作者来说，无异于作茧自缚。当90后踏上社会，逐渐成为消费主流时，慢半拍的创作者就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不论是反英雄的设置还是吊丝逆袭的套路，我们在创作《余罪》的过程中都试图把脉这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网络平台的自由度正好给这种尝试提供了可能。在剧本创作中，我们还特意吸纳了一位90后编剧，很好的弥补了以80后、70后主创团队的短板。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对于革故鼎新者来说，属于前者，对于刻舟求剑者则属于后者。在主流价值观的疆界内，如何把准当下的时代脉搏，在共性中找到个性，或许是每个创作者必修的诗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