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悲喜交加之年。说“悲”是因为发生了5.12汶川特大地震；说“喜”是因为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
　　而对我们这些从事亚洲外交工作的人来说，2008年注定是紧张、忙碌和充满挑战的一年。
　　与亚洲各国频繁的高层交往
　　这一年，涉及亚洲地区的高层交往分外频繁。胡锦涛主席两赴日本，一次是国事访问，另一次是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胡主席还亲自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为前来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论坛的巴基斯坦等四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和正式会谈，此外，他还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统、蒙古总理等多国领导人。温家宝总理赴日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还前往老挝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三次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于当年10月在北京举行，多个亚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其间中方还主持召开了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早餐会，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的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人分别出访多个亚洲国家；日本、巴基斯坦、印度、泰国、越南、孟加拉国、新加坡等国领导人相继正式访华。
　　上述高层交往均事关重大，涉及大量具体工作，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亚洲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加班加点已属家常便饭。然而，那一年最令我们难忘的还是汶川特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两件大事中我们所做的具体外交工作。
　　大地震后多方协调国外援助救灾的
　　人力物力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中南海出席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地震发生几分钟后，外方代表团人员就在传看一条手机短信。会谈结束后，对方主动过来告诉我们，说是四川发生了强烈地震。尽管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其严重程度，但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们这些外交人就全部进入了临战状态。
　　在一般人看来，中国发生地震，抗震救灾就是国内工作，同外交并无太大联系。其实不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国内事情同国际社会根本分不开了。震后第一时间就有一大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有无外国代表团、旅游团在灾区？第二，各国驻成都总领馆有无人员伤亡？第三，是否接受外国援助和救援队？第四，前线需要什么物资？外交上能做什么？第五，驻外使领馆是否接受吊唁？等等。很多事情需中央和部领导决策，但我们必须设想在先、研究在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把方案拿出来，也才可以在最需要的时候冲得上去，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果然不出所料。从5月13日开始，我们就忙碌起来。作为时任亚洲司司长，我必须随时出面接受亚洲国家使节们递交的官方慰问电和援助支票等，会见一场接一场。回想起来，有几件事令人颇为感动。一是阿富汗驻华大使打来电话，表示该国正处于战乱，难以提供物资援助，但大使先生和使馆外交官愿意为灾民献血，随叫随到；二是柬埔寨驻华大使发动在京柬籍小朋友捐款，买了两纸箱T恤衫送到我手上；三是菲律宾驻华大使取消国庆招待会，将相关经费捐给灾区人民；四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夫人发动全体留学生及外交官子弟捐款，其中不少是一块一块的零钱；五是从电视上看到新加坡影视明星们举办的赈灾义演，由于我在那里工作过，不少演员是熟面孔，看了分外感动。
　　亚洲各国除了进行政府捐款外，还有许多个人通过我驻外机构提供私人捐助，有的还明确要求不作宣传报道。
　　在整个抗震救灾过程中，亚洲司有两件事完成得不错。一是前方需要大量帐篷，而且希望越快越好。我们为此作了专题研究，确定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一方面约见有关国家驻华使节，一方面通过驻外使领馆去争取。我本人就给多位驻外大使打了电话，请他们务必作为头等大事去办。经过前后方共同努力，亚洲各国政府、社会团体甚至个人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仅巴基斯坦就捐出了两万多顶大帐篷，基本上是倾全国之力，甚至连军方储备都用上了。因为巴方的运力不足，我们还帮助协调国内有关航空公司无偿地提供运输服务；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中巴公路陆运至新疆后再转运到同样也受到地震破坏的甘肃灾区的。
　　二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尼等国的救援队和医疗队的接待工作。前方要求配备翻译，亚洲司责无旁贷。我召集几位司领导作了简要部署，提出三条要求：语言要好，身体要好，男士优先。不到半小时，各处名单就上来了，都是处长、副处长和业务骨干。也有女同胞强烈要求参加的，但我未同意。最后我们派出了一组得力的翻译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们在前方工作时间长短不一，但都精神饱满，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完成了任务。其间，我们司领导则一直与前方同志保持着短信联系。
　　保障奥运火炬在亚洲顺利传递
　　2008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保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就外交工作而言，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或者说是两件大事。一是奥运火炬境外的顺利传递；二是接待好各国贵宾出席开、闭幕式。
　　4月1日至30日，北京奥运火炬在世界五大洲的19个国外城市传递，其中九个在亚洲。它们包括：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印度首都新德里、泰国首都曼谷、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印尼首都雅加达、朝鲜首都平壤、韩国首都首尔以及越南胡志明市和日本长野市。本来，奥运火炬传递是一件弘扬奥运精神、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大好事。但由于达赖集团煽动、策划拉萨“3.14”暴力犯罪事件，进而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反奥运的恶浪，加上其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从而使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确保奥运火炬传递工作的顺利进行成为一项重要的外交任务。亚洲司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那些天，我们随着火炬的传递，一站站地关注，一站站地协调，既与外方友好协商，又同我们的驻外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后来的实践证明，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绝大多数城市的传递工作顺畅、友好，很多场面令人感动。印象较深的包括：巴基斯坦总统、总理共持火炬，启动传递仪式；马来西亚各界群众冒雨完成全程活动；朝鲜平壤40万民众身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圣火等。同时相关国家的驻华使节在见到我们时也都表示了热烈祝贺。由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亚洲的这些国家不仅把北京奥运会看作是中国的事，同时也视为整个亚洲大家庭的大事、盛事，这一点特别可贵。 　　21个亚洲建交国家中来了20个国家的
　　领导人
　　接下来就是接待出席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各国领导人。亚洲国家几乎都派了领导人出席，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政党领袖等。级别之高既是各洲之最，也是历史之最。他们包括：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文莱苏丹博尔基亚、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皇西哈努克、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妮亚·甘地、印尼前总统梅加瓦蒂、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米赞、缅甸总理登盛、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和总理巴雅尔、孟加拉国执政当局最高负责人陆军参谋长及首席顾问、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韩国总统李明博（总理韩升洙出席残奥会闭幕式）、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总统纳丹专程来京观看比赛）、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泰国公主诗琳通和总理沙玛、东帝汶总统奥尔塔、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
　　从上述名单不难看出几个特点。一是出席面广，亚洲司主管的21个亚洲建交国家有20国派领导人出席，仅马尔代夫领导人因国内政局原因未能出席，但时任总统加尧姆事先给胡锦涛主席发了贺信，预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二是级别高，几乎都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有的是两者分别出席；三是很多老朋友都赶来捧场。面对这样一份名单，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其中的份量，这是亚洲各国对中国的高度信任和有力支持。
　　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云集北京，对我们的接待工作是一大考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分别安排了多场单独会见。我注意到，亚洲国家领导人讲的最多的有这样几层意思：对四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再次表示慰问；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壮举表示钦佩；相信北京奥运会一定会圆满成功，强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期盼，更是亚洲各国的共同心愿。
　　一次午宴见到上百位各国领导人
　　奥运会期间，我们是紧张忙碌的一群人，也是见证历史的一群人。当时我已担任部长助理一职，工作之一便是负责各国领导人的机场迎送。那些天，无数次往返首都国际机场。
　　在我迎接的贵宾中，年岁最长的要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了。这位85岁的老人冒着酷暑，精神抖擞地出现在首都国际机场，在赴贵宾室的车上还一连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新建好的候机楼是否是全球最大的？有多少外国政要和运动员参加开幕式？等等。当我告诉他这几天天气很热时，他爽朗地表示，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我个人有点小遗憾，即未能出席奥运开幕式，原因是那天晚上我被安排为外交部“总带班”，确实不敢大意，多年工作经验告诉我必须留在部里值守。另一原因是日本首相在出席开幕式后将直接去机场，我必须赶在他前面到机场为其送行。
　　但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出席了胡主席夫妇为各国领导人举办的招待午宴。这是我参加外交工作几十年来惟一一次在一个场地同时见到上百位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那天的午宴，气氛祥和，场景布置、乐队伴奏都是几十年来我所参加过的我国国宴中最好的。宴会桌上我与来自香港且已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女士相邻，我们一起分享了许多对祖国日益强大的感慨，分手时在座签上相互签名，留为珍贵纪念。
　　2008年终将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留下沉重而绚烂的一笔。
　　撰写此文意在留下一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更是亚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青年人，一定要记住，在我们困难时，亚洲邻国都伸出过热情援手，在我们喜悦时，亚洲邻国也真诚地与我们共同分享。团结友爱、守望相助，始终是我们要提倡的亚洲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