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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我國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的创始人。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他对我国的音乐艺术发展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一生音乐活动的记载和思想、观点是片段语录性质的，甚至有些东西是经后人发展而形成的，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启示，却是深远的、不可估价的。
古琴演奏家
古琴，在传统音乐中。被尊为“乐之君”，地位不同于一般乐器，传统琴乐也和中国山水画一样。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孔子学乐于苌叔、学琴于师襄等人。他跟乐师师襄学弹琴曲《文王操》时，从音乐的各个角度探索音乐的表现力。师襄一再说“可以益矣”，然则孔子却一再用“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为人”的谦虚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孔子以“精辟微妙之义入神化”的娴熟技巧向老师汇报演奏了这首曲子，使得师襄佩服得“避席而拜”。所谓“得其数”，就是要探求音乐的一般规律。所谓“得其志”，就是要探求音乐中丰富饱满的思想感情。所谓“得其为人”，就是要探求音乐中充满活力的人物形象和做人的道理。无论走到哪里。孔子都带着琴，即使被围于陈蔡，“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晚年。孔子回到鲁国，专心致力于教育和儒家经典文献的整理工作。“(诗)三百篇，一一弦歌之”，“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死，“其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孔子一生，一言一行都十分谨慎。《论语·乡党》一篇，专讲孔子的言行规范，涉及各种场合的各个方面。大到宫廷祭祀、诸侯朝会，小到坐卧导引、穿衣吃饭，都以周礼为准则，从不逾矩。例如，在语言的运用上，孔子就十分注重其规范性：“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近人杨树达先生解释说：“夫子生于鲁，不能不鲁语，唯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言。所以重先王之典训，谨未学之流失也。”这样一个时时以周礼自勉的谦谦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在选择乐器时必然会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与乐器的品质。相对而言，琴师地位较高，而琴又是为《诗》伴奏最适宜的乐器，加以琴体小，便于携带，适于孔子周。游列国时弦诗、自娱，孔子好琴，便是很自然的了。孔子对《诗》及(诗)乐的编校传播之功，却是文化史上不容置疑的丰碑。孔子“弦诗”、“正乐”的工作都离不开琴。孔子一生为政治理想曾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但他始终不慕荣利，坚持节操，“饭疏食、饮水，曲肮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淡泊的人生态度和古琴简淡朴素的风格十分和谐。也许因为孔子哲圣的地位，琴从汉代发扬光大。
音乐欣赏家
音乐欣赏是人们感知、体验和理解音乐艺术的一项实践活动，它是音乐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绝不是可有可无。《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说：“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周游齐国的时候，听到《韶》的音乐后，很长时间连食肉也不知肉味了。《韶》是一种大型的歌舞曲，内容非常丰富。据《竹书纪年》记载：“帝舜在虞氏之年已未，帝即位，作九韶之乐。”据《尚书益视篇》记载：“萧韶九成。”后来人们形容孔子是“三月不知肉味”。想不到好的音乐，不仅可以感人至深达到如此程度，还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因为音乐有这种力量，孔子才爱音乐，痴迷音乐，学习演奏音乐，传授音乐，孔子主张“礼乐治国”。“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据临淄县志载：“清嘉庆年间城东枣园村人掘得古碑，上书：‘孔子闻韶处’。后又挖得石磐数枚，击之悦耳。”关于乐曲。孔子在鲁国与乐官谈论乐曲时曾这样说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的演奏要有层次感，在乐曲开始时应是合奏，渲染情绪，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开始。接下来乐曲的旋律进行则是像小河淌水一样，流畅奔放，旋律既要优美动听，节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扬顿挫，悦耳感人。音乐只要达到三方面的要求，就能使乐曲丰满和谐，感人肺腑。这大概是当时贵族宴饮场合中常用的一种演奏程式。孔子的这一高论，对乐曲结构的规律做出了简明扼要概括性的说明。这也是他在大量的音乐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孔子把“可知论”首次用在音乐上，这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也为以后的音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汉代儒学家的一些音乐基本理论，便来源于此。音乐文化在礼乐思想的笼罩之下。自然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尊卑之别。在倡导礼乐时，极力贬低民间音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实施礼乐的过程中，要求严格地遵循四周的礼乐等级规范。孔子在评价音乐演奏时认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记》)即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
音乐教育家
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历史禁锢，高扬“有教无类”，首创私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孔子的乐教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孔子对音乐具有“兴观群怨”、“移风易俗，安民治上”的社会功能的充分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中“六艺”的“乐”置于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极力主张发挥音乐的作用，以获得应有的社会效果。他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文之以礼乐”，为人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用音乐来修身养性，涵养人的内在品质，并以“成于乐”作为人格完善的最终目标。所以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中，乐教既是内容也是手段，既是过程也是目的。具有严谨完整的逻辑系统性。孔子的乐教内容，是建立在“礼”、“仁”、“中庸”三大范畴基础上的礼乐道德功利论。尽管他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对象上突破了“礼不下庶民”的等级制的限制，但他是以周之礼乐制度的等级规范。作为其乐教的内容和准则为前提的。他对季氏用天子之乐。“八佾舞于庭”所表现出的愤慨之情就是突出的例证。虽然他以“仁”施行乐教，但却要“止于礼”，即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就是说，“视、听、言、动”都要合于“礼”的规定，才是“仁”，才能“复礼”。他所说的“《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就是要求乐教之乐的“思”合于“礼”是以礼限乐。因此，“礼”是本、是目的，而施“乐”不过是“复礼”的手段与过程而已，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他所崇尚的“周礼”。故《论语·卫灵公》记“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就是孔子对礼之乐教的道德内容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定位。孔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教育完成的全过程，并把“成于乐”视为教育的终极成果。孔子之所以如此崇尚“乐”。是因为“乐”与“礼”一样，在周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把外在的礼的规范性要求，通过音乐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体的心理中，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内在要求。即受教育者学习音乐。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再加上心智聪慧与意志体魄这些成人的必要条件，又在礼的学习中学会各种社会礼仪、行为规范。使之内外统一。就是“成于乐”了。显然，这时的“乐”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由“道、德、仁、艺、诗、礼、乐”的教育逻辑过程。最终所形成的完美人格之“乐”了，即孔子所说的：“如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成人矣。”(《论语·宪问》)
结语
“礼”、“仁”与“中庸”是孔子音乐思想的精髓。“礼”与“乐”是“六艺”的组成部分，也是音乐美学的综合概念。这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有着完整的阐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孔子追求的音乐是“美”和“善”的统一，并为“仁”服务，提倡的是“雅乐”，反对的是“郑声”，主张的是用音乐教化民众，恢复拯救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所以说。本质上讲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合乎封建统治需要的。晚年的孔子“返鲁“后，被政府安排在“正乐”部门工作。他在鉴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的情况下，便从周王室的乐工在民间采集的三千多首民歌中，精选了三百零五首，编成了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并把这部书选为儒家的必修科目，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歌曲总集。
古琴演奏家
古琴，在传统音乐中。被尊为“乐之君”，地位不同于一般乐器，传统琴乐也和中国山水画一样。构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孔子学乐于苌叔、学琴于师襄等人。他跟乐师师襄学弹琴曲《文王操》时，从音乐的各个角度探索音乐的表现力。师襄一再说“可以益矣”，然则孔子却一再用“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为人”的谦虚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孔子以“精辟微妙之义入神化”的娴熟技巧向老师汇报演奏了这首曲子，使得师襄佩服得“避席而拜”。所谓“得其数”，就是要探求音乐的一般规律。所谓“得其志”，就是要探求音乐中丰富饱满的思想感情。所谓“得其为人”，就是要探求音乐中充满活力的人物形象和做人的道理。无论走到哪里。孔子都带着琴，即使被围于陈蔡，“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晚年。孔子回到鲁国，专心致力于教育和儒家经典文献的整理工作。“(诗)三百篇，一一弦歌之”，“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死，“其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孔子一生，一言一行都十分谨慎。《论语·乡党》一篇，专讲孔子的言行规范，涉及各种场合的各个方面。大到宫廷祭祀、诸侯朝会，小到坐卧导引、穿衣吃饭，都以周礼为准则，从不逾矩。例如，在语言的运用上，孔子就十分注重其规范性：“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近人杨树达先生解释说：“夫子生于鲁，不能不鲁语，唯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言。所以重先王之典训，谨未学之流失也。”这样一个时时以周礼自勉的谦谦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在选择乐器时必然会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与乐器的品质。相对而言，琴师地位较高，而琴又是为《诗》伴奏最适宜的乐器，加以琴体小，便于携带，适于孔子周。游列国时弦诗、自娱，孔子好琴，便是很自然的了。孔子对《诗》及(诗)乐的编校传播之功，却是文化史上不容置疑的丰碑。孔子“弦诗”、“正乐”的工作都离不开琴。孔子一生为政治理想曾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但他始终不慕荣利，坚持节操，“饭疏食、饮水，曲肮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淡泊的人生态度和古琴简淡朴素的风格十分和谐。也许因为孔子哲圣的地位，琴从汉代发扬光大。
音乐欣赏家
音乐欣赏是人们感知、体验和理解音乐艺术的一项实践活动，它是音乐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绝不是可有可无。《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说：“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子在齐问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周游齐国的时候，听到《韶》的音乐后，很长时间连食肉也不知肉味了。《韶》是一种大型的歌舞曲，内容非常丰富。据《竹书纪年》记载：“帝舜在虞氏之年已未，帝即位，作九韶之乐。”据《尚书益视篇》记载：“萧韶九成。”后来人们形容孔子是“三月不知肉味”。想不到好的音乐，不仅可以感人至深达到如此程度，还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因为音乐有这种力量，孔子才爱音乐，痴迷音乐，学习演奏音乐，传授音乐，孔子主张“礼乐治国”。“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据临淄县志载：“清嘉庆年间城东枣园村人掘得古碑，上书：‘孔子闻韶处’。后又挖得石磐数枚，击之悦耳。”关于乐曲。孔子在鲁国与乐官谈论乐曲时曾这样说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的演奏要有层次感，在乐曲开始时应是合奏，渲染情绪，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开始。接下来乐曲的旋律进行则是像小河淌水一样，流畅奔放，旋律既要优美动听，节奏又要明快清晰，抑扬顿挫，悦耳感人。音乐只要达到三方面的要求，就能使乐曲丰满和谐，感人肺腑。这大概是当时贵族宴饮场合中常用的一种演奏程式。孔子的这一高论，对乐曲结构的规律做出了简明扼要概括性的说明。这也是他在大量的音乐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孔子把“可知论”首次用在音乐上，这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也为以后的音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汉代儒学家的一些音乐基本理论，便来源于此。音乐文化在礼乐思想的笼罩之下。自然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尊卑之别。在倡导礼乐时，极力贬低民间音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实施礼乐的过程中，要求严格地遵循四周的礼乐等级规范。孔子在评价音乐演奏时认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记》)即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
音乐教育家
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历史禁锢，高扬“有教无类”，首创私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孔子的乐教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孔子对音乐具有“兴观群怨”、“移风易俗，安民治上”的社会功能的充分认识，因此，他把教育中“六艺”的“乐”置于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极力主张发挥音乐的作用，以获得应有的社会效果。他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文之以礼乐”，为人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用音乐来修身养性，涵养人的内在品质，并以“成于乐”作为人格完善的最终目标。所以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中，乐教既是内容也是手段，既是过程也是目的。具有严谨完整的逻辑系统性。孔子的乐教内容，是建立在“礼”、“仁”、“中庸”三大范畴基础上的礼乐道德功利论。尽管他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对象上突破了“礼不下庶民”的等级制的限制，但他是以周之礼乐制度的等级规范。作为其乐教的内容和准则为前提的。他对季氏用天子之乐。“八佾舞于庭”所表现出的愤慨之情就是突出的例证。虽然他以“仁”施行乐教，但却要“止于礼”，即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就是说，“视、听、言、动”都要合于“礼”的规定，才是“仁”，才能“复礼”。他所说的“《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就是要求乐教之乐的“思”合于“礼”是以礼限乐。因此，“礼”是本、是目的，而施“乐”不过是“复礼”的手段与过程而已，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他所崇尚的“周礼”。故《论语·卫灵公》记“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就是孔子对礼之乐教的道德内容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定位。孔子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教育完成的全过程，并把“成于乐”视为教育的终极成果。孔子之所以如此崇尚“乐”。是因为“乐”与“礼”一样，在周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把外在的礼的规范性要求，通过音乐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体的心理中，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内在要求。即受教育者学习音乐。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再加上心智聪慧与意志体魄这些成人的必要条件，又在礼的学习中学会各种社会礼仪、行为规范。使之内外统一。就是“成于乐”了。显然，这时的“乐”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是由“道、德、仁、艺、诗、礼、乐”的教育逻辑过程。最终所形成的完美人格之“乐”了，即孔子所说的：“如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成人矣。”(《论语·宪问》)
结语
“礼”、“仁”与“中庸”是孔子音乐思想的精髓。“礼”与“乐”是“六艺”的组成部分，也是音乐美学的综合概念。这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有着完整的阐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孔子追求的音乐是“美”和“善”的统一，并为“仁”服务，提倡的是“雅乐”，反对的是“郑声”，主张的是用音乐教化民众，恢复拯救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所以说。本质上讲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合乎封建统治需要的。晚年的孔子“返鲁“后，被政府安排在“正乐”部门工作。他在鉴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的情况下，便从周王室的乐工在民间采集的三千多首民歌中，精选了三百零五首，编成了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并把这部书选为儒家的必修科目，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歌曲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