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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先秦时期赏罚激励思想的言论进行了梳理、归纳，希望通过研习先秦时期丰富而全面的赏罚激励思想，对现代管理者正确运用赏罚激励手段，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先秦 赏罚激励
先秦诸子思想中，众多言论都强调了法律的激励功能，着重介绍了激励最重要的方式即罚罪赏功。先秦诸子主张赏罚分明、赏罚公正、赏罚必信、赏罚及时、赏罚有度、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从多个层面阐述了赏罚激励思想。
一、赏罚激励的必要性
赏罚是韩非子“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行法、术、势的必要手段。韩非子认为确立赏罚激励是非常有必要的。“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意思就是人性的好恶决定了赏罚的存在，要治理好天下首先要依据人性，利用人的喜赏畏罚，紧紧抓住人的这一心理，采取赏罚的手段来控制臣下和民众，禁止奸邪，鼓励战功。
韩非子把赏罚作为君主的二柄：“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只要激励得当，用好赏罚二柄，管理工作便比较容易开展了。
二、赏罚必须制度化
孙子与孙膑认为奖惩要形成一个制度，并有正确的原则。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中说要“赏罚孰明”，意即将帅要奖惩分明。孙膑也认为赏罚要“不维其人，不何外辰” （《孙膑兵法·将德》），大意是只论功过行赏罚，不论其人亲疏贵贱，也不屈从外来的权威。不然的话，“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 （《孙膑兵法·奇正》）意即奖赏只对组织中的官吏，而惩罚只对士兵，则士兵就不会服从了。为此，“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兵法·计篇》）其中的“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意即刑赏要有一定之规，不可隨意妄为，立“信”就是要将奖惩制度化、规范化。依据正确的原则，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究，使上下相互信赖，人无怨言。
管子认为关于赏罚激励一定要公示赏罚的标准，建立实施赏罚工作的体系。“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管子·立政》）只有明确了赏罚的标准，才能对民众和官员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在具体实施赏罚时才能有据可查。
三、赏罚形式的全面性
“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孙膑认为奖赏就是要让士兵兴奋，让他们为获取物质利益，忘我工作，视死如归。孙子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也说道，“取敌之利者，货也。”“人知胜敌有厚赏之利，则冒白刃，当矢石，而乐以进战者，皆货财酬勋赏劳之诱也。”这一切都说明，人为什么要当兵，奋勇杀敌，都是因为军事组织中有物质奖励作为诱饵。这些论述说明了，物质利益的施与是基本的激励手段。
韩非子进一步认为赏罚激励要和毁誉相结合。“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韩非子·八经》）“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五蠹》）意思都是奖赏一定要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同时荣誉也要跟上去，给予那些替君主效劳的人，而对受过惩罚的也要把其名声搞臭，这样使民众有所畏惧，继而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可见精神层面的激励手段也是非常必要的。
四、赏罚对象的广泛性
对于赏罚激励的适用范围，管子认为应具有广泛性，尤其强调对特殊人才的激励。桓管时期的激励政策，不仅适用于大臣官员、将领士兵，而且还适用于在农事上有成绩、科技上有成就的人。例如，《管子·山权数》中阐述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大者也。”即把这些专家人才的经验记录下来，保存于官府，还要免除这些人的兵役，以便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人其所从事的专业。
五、赏罚程度和频率的适度性
在赏罚的力度上，管子认为要与个体的行为相对应，才能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对此，《管子·权修》中阐述到:“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一旦赏罚的力度与个体的行为发生了偏离，则激励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孙子提倡奖励应有差别性，注意论功行赏。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谈到：“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所谓“先得”，即率先杀敌斩将，获得战利品的士兵。“赏其先得者”就是要与“后得者”有所差别。
这些都说明了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要注意掌握一定的“度”，就每一次赏罚而言，力度要适宜，使受赏者和受罚者都感到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赏罚也不能过滥。如果奖惩过于频繁，则强化作用就会减弱。即“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欲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管子·侈靡》）。
六、赏罚实施的时效性
管子认为赏罚一定要及时实施、兑现，以达到加强某种行为的目的。如果延缓奖赏会降低强化作用，而奖赏没有兑现，则激励作用无从谈起。对此，管子说:“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微;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管子·权修》）
在施用奖励的方法上，孙子、孙膑也提出了要及时、适宜，以及结合受赏人的需要施赏等精辟见解。孙膑主张“赏不腧日”（《孙膑兵法·将德》），又提及“赏不腧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意思是奖赏时不要延迟过久，以便士兵迅速得到奖赏的利益；对于惩罚，要“罚不寰面”（《孙膑兵法·将德》），意即要速惩疾罚，因为惩罚旨在矫正人们的过失行为，为了不使过失扩大，殃及他人，就应迅速、有效地予以匡正。这说明古代兵家也注重奖赏的时效性。
七、赏罚方式的针对性
孙膑认为，奖励要与受奖人的需要相结合，即“夫民有不足干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唯明王圣人智之，故能留之。死者不毒，夺者不温。”（《孙膑兵法·行篡》）意即有的人爱财，有的人爱生命，聪明的将帅要善于根据他们的特点来奖励和安排工作，如果这样做了，手下人就能够为将帅所使用，死了也毫无怨言，剥夺了并不需要的奖赏也不发怒。奖励与受奖者的需要结合起来就会取得最佳的激励效果，所谓“予不期多寡，贵当其急”就是这个道理。
八、赏罚理念的权变性
孙子根据作战情况和环境的不同，提出可以实行破例的奖赏。他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意即要根据战情将奖惩制度加以变通，实行法外之赏、破格之奖。
在管理实践中，奖励和惩罚是两种重要的强化手段，即奖励会增强在类似情况下再次发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而惩罚会减少以后再次发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通过研习、借鉴先秦时期丰富而全面的赏罚激励思想，管理者可以正确运用奖惩的手段，来影响下属行为的效果，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引导、控制和改造其行为，更好地为组织目标服务。
参考文献：
[1] 朱永新. 中华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3.
[2] 魏义霞. 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3] 陈宁，魏涛．孙子激励思想对现代军队管理之启示[J].西安通信学院学报，2008，2.
[4] 陈微波．论《管子》的激励思想及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J]．管子学刊，2006，3.
[关键词] 先秦 赏罚激励
先秦诸子思想中，众多言论都强调了法律的激励功能，着重介绍了激励最重要的方式即罚罪赏功。先秦诸子主张赏罚分明、赏罚公正、赏罚必信、赏罚及时、赏罚有度、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从多个层面阐述了赏罚激励思想。
一、赏罚激励的必要性
赏罚是韩非子“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行法、术、势的必要手段。韩非子认为确立赏罚激励是非常有必要的。“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意思就是人性的好恶决定了赏罚的存在，要治理好天下首先要依据人性，利用人的喜赏畏罚，紧紧抓住人的这一心理，采取赏罚的手段来控制臣下和民众，禁止奸邪，鼓励战功。
韩非子把赏罚作为君主的二柄：“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只要激励得当，用好赏罚二柄，管理工作便比较容易开展了。
二、赏罚必须制度化
孙子与孙膑认为奖惩要形成一个制度，并有正确的原则。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中说要“赏罚孰明”，意即将帅要奖惩分明。孙膑也认为赏罚要“不维其人，不何外辰” （《孙膑兵法·将德》），大意是只论功过行赏罚，不论其人亲疏贵贱，也不屈从外来的权威。不然的话，“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 （《孙膑兵法·奇正》）意即奖赏只对组织中的官吏，而惩罚只对士兵，则士兵就不会服从了。为此，“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兵法·计篇》）其中的“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意即刑赏要有一定之规，不可隨意妄为，立“信”就是要将奖惩制度化、规范化。依据正确的原则，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究，使上下相互信赖，人无怨言。
管子认为关于赏罚激励一定要公示赏罚的标准，建立实施赏罚工作的体系。“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管子·立政》）只有明确了赏罚的标准，才能对民众和官员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在具体实施赏罚时才能有据可查。
三、赏罚形式的全面性
“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孙膑认为奖赏就是要让士兵兴奋，让他们为获取物质利益，忘我工作，视死如归。孙子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也说道，“取敌之利者，货也。”“人知胜敌有厚赏之利，则冒白刃，当矢石，而乐以进战者，皆货财酬勋赏劳之诱也。”这一切都说明，人为什么要当兵，奋勇杀敌，都是因为军事组织中有物质奖励作为诱饵。这些论述说明了，物质利益的施与是基本的激励手段。
韩非子进一步认为赏罚激励要和毁誉相结合。“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韩非子·八经》）“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五蠹》）意思都是奖赏一定要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同时荣誉也要跟上去，给予那些替君主效劳的人，而对受过惩罚的也要把其名声搞臭，这样使民众有所畏惧，继而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可见精神层面的激励手段也是非常必要的。
四、赏罚对象的广泛性
对于赏罚激励的适用范围，管子认为应具有广泛性，尤其强调对特殊人才的激励。桓管时期的激励政策，不仅适用于大臣官员、将领士兵，而且还适用于在农事上有成绩、科技上有成就的人。例如，《管子·山权数》中阐述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大者也。”即把这些专家人才的经验记录下来，保存于官府，还要免除这些人的兵役，以便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人其所从事的专业。
五、赏罚程度和频率的适度性
在赏罚的力度上，管子认为要与个体的行为相对应，才能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对此，《管子·权修》中阐述到:“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一旦赏罚的力度与个体的行为发生了偏离，则激励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孙子提倡奖励应有差别性，注意论功行赏。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谈到：“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所谓“先得”，即率先杀敌斩将，获得战利品的士兵。“赏其先得者”就是要与“后得者”有所差别。
这些都说明了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要注意掌握一定的“度”，就每一次赏罚而言，力度要适宜，使受赏者和受罚者都感到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赏罚也不能过滥。如果奖惩过于频繁，则强化作用就会减弱。即“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欲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管子·侈靡》）。
六、赏罚实施的时效性
管子认为赏罚一定要及时实施、兑现，以达到加强某种行为的目的。如果延缓奖赏会降低强化作用，而奖赏没有兑现，则激励作用无从谈起。对此，管子说:“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微;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管子·权修》）
在施用奖励的方法上，孙子、孙膑也提出了要及时、适宜，以及结合受赏人的需要施赏等精辟见解。孙膑主张“赏不腧日”（《孙膑兵法·将德》），又提及“赏不腧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意思是奖赏时不要延迟过久，以便士兵迅速得到奖赏的利益；对于惩罚，要“罚不寰面”（《孙膑兵法·将德》），意即要速惩疾罚，因为惩罚旨在矫正人们的过失行为，为了不使过失扩大，殃及他人，就应迅速、有效地予以匡正。这说明古代兵家也注重奖赏的时效性。
七、赏罚方式的针对性
孙膑认为，奖励要与受奖人的需要相结合，即“夫民有不足干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唯明王圣人智之，故能留之。死者不毒，夺者不温。”（《孙膑兵法·行篡》）意即有的人爱财，有的人爱生命，聪明的将帅要善于根据他们的特点来奖励和安排工作，如果这样做了，手下人就能够为将帅所使用，死了也毫无怨言，剥夺了并不需要的奖赏也不发怒。奖励与受奖者的需要结合起来就会取得最佳的激励效果，所谓“予不期多寡，贵当其急”就是这个道理。
八、赏罚理念的权变性
孙子根据作战情况和环境的不同，提出可以实行破例的奖赏。他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意即要根据战情将奖惩制度加以变通，实行法外之赏、破格之奖。
在管理实践中，奖励和惩罚是两种重要的强化手段，即奖励会增强在类似情况下再次发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而惩罚会减少以后再次发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通过研习、借鉴先秦时期丰富而全面的赏罚激励思想，管理者可以正确运用奖惩的手段，来影响下属行为的效果，激发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引导、控制和改造其行为，更好地为组织目标服务。
参考文献：
[1] 朱永新. 中华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3.
[2] 魏义霞. 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3] 陈宁，魏涛．孙子激励思想对现代军队管理之启示[J].西安通信学院学报，2008，2.
[4] 陈微波．论《管子》的激励思想及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J]．管子学刊，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