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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关科龙的报道，每每被一个问题折磨：若是还由创业老总潘宁那一代人领导，科龙至于落到以后的境地吗？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可忍不住就要那样想。因为对潘宁和当年的科龙有过直接的接触，有几句不吐不快的话，要写下来。
第一次见潘宁，是1998年在成都。当时科龙到西南大展拳脚，收购一家军工厂的车间改建生产线。听潘宁的讲话，沉稳里透出豪情。当时中国出现通缩，经济不景气，“冷”得厉害，科龙偏偏在那个时刻大举投资，不能不触发我的好奇心。当面问潘宁，他只回答了一句——到热的时候就晚了。从此我对科龙就上了心。
几个月后，河北省请潘宁给当地企业家讲话。得到消息，我凌晨起身从北京赶到石家庄听他的报告。还是那个风格，沉稳里透出豪情，阐释经营企业的核心理念——不熟不做。潘宁讲得仔细，河北企业家听得入神，我这个研究经济的更觉得“执到了宝”。午后，潘宁要赶北京的航班到香港，碰巧科龙的车子没有办妥进京证。我看时来运到，毛遂自荐说自己1986年就拿到驾照，不妨让我捎他走。没想到，潘总还真就上了我这个教书先生的车。
路上下雨，我要集中精力对付路况，但还是有几句交谈。科龙1993年在香港上市，所以潘宁时不时要到香港出差。谈到香港内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别，潘宁在车上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
从此我访问企业就多了一道必问的题目：多少时间用于市场，多少时间应酬官场？
有了给潘宁当过一回司机的交情，次年我到科龙做调查就顺理成章了。潘宁完全不管我，想找谁谈就找谁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记得在容奇镇住了一周，每天到科龙不同的部门访问。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潘宁创业团队里的陈总，最早的三台“容声”冰箱——也是国内首次生产的双门冰箱——就是他在1984年领着几个师傅敲出来的。陈总告诉我，那三只冰箱拉到香港技术鉴定合格，但要申请国内许可就难于登天。
其间的千辛万苦按下不表，反正，科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腾飞。到1999年，科龙冰箱产量265万台，年销售额58亿，利润6.3亿。就是今天，媒体里一片科龙的负面消息，我还是认为，将来的人要知道“中国制造”是怎样一回事，科龙当年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缩影吧。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这种特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创办的公有企业里普遍存在。不过，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逼迫这类企业改制。但是1999年那次调查，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地处顺德的科龙在企业改制方面如此缩手缩脚。读者可能知道，顺德是全国中小国有、集体企业转制的一个发源地。早在1993年，国有顺德糖厂资不抵债，靠卖设备发工资，逼得由员工出资持股“租赁”经营——“企业转制”由此诞生。是年底，顺德市镇两级工业企业的30%完成了转制。顺德市政府顺势提出“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作为企业转制的纲领。
科龙也转了制。先是员工认购了20%股权，后来又分别在香港， 深圳交易所上市，但镇政府的实际控股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潘宁深痛恶绝的“应酬官场”，还是有制度基础。我当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发明了“靓女先嫁”改制方略的顺德，政府还一定要在市场竞争激烈、潮起潮落的家电行业里，维持科龙公司的控股地位？问过潘宁和他的创业团队，也问过时任镇长的徐铁锋，他们都语焉不详。
既然“政府控股”，有些结局就难免。就在1999年，因为“到了退休年龄”，62岁的潘宁从科龙下课——虽然从来没有清楚的论证，为什么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一样到点就要退下。
次年，科龙从上年赢利6亿变成报亏8亿；再次年，报亏12亿。
2001 年我又到容奇镇。潘宁一家远走高飞，据说再不想回来；陈总还是够朋友，送我一套他历年为科龙质量管理编写的技术规范，但明言“不谈科龙一个字”。真正物是人非！
我心有不甘，不顾“礼仪”直闯科龙总部。见到了徐铁锋——他已从镇长摇身一变成为科龙的总裁——正主持新买主的进入；楼上新董事长的办公室刚刚装修完毕。命运已定，还谈什么呢？
去年回应某些对企业改制的高调指控，评论到科龙案例，我是这样说的：“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要点是，因为没有彻底改制，才导致了科龙的下场。 这其实是2001年我最后一次离开科龙大楼时的想法。
疑团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再后来前到顺德，我再次讨教。了解当年实情的人很难找了，科龙又一次风雨飘摇，不便打扰。不料临走时，当地一位朋友拿出一本《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送我。书的作者是大记者徐南铁，他交代了当时的当地政府坚持控股科龙的原委——时任镇党委书记的陈伟根本就不赞成“靓女先嫁”那一套。
这位很有资历的书记并不完全反对转制，而是主张“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在镇上一大二靓，当然不能外嫁。书中记录了陈伟当年的如意算盘：“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第112页）他应该不会想到，仅仅几年“以后”，科龙只要三个多亿就被出让!他更不会想到，当年辉煌的“国家级”企业，竟然以后来那般面目出现在投资人和公众面前!
无论当年的主政者现在怎么想，科龙的结局似乎是时也，运也，命也。令人欲哭无泪。
（编辑/左后卫）
第一次见潘宁，是1998年在成都。当时科龙到西南大展拳脚，收购一家军工厂的车间改建生产线。听潘宁的讲话，沉稳里透出豪情。当时中国出现通缩，经济不景气，“冷”得厉害，科龙偏偏在那个时刻大举投资，不能不触发我的好奇心。当面问潘宁，他只回答了一句——到热的时候就晚了。从此我对科龙就上了心。
几个月后，河北省请潘宁给当地企业家讲话。得到消息，我凌晨起身从北京赶到石家庄听他的报告。还是那个风格，沉稳里透出豪情，阐释经营企业的核心理念——不熟不做。潘宁讲得仔细，河北企业家听得入神，我这个研究经济的更觉得“执到了宝”。午后，潘宁要赶北京的航班到香港，碰巧科龙的车子没有办妥进京证。我看时来运到，毛遂自荐说自己1986年就拿到驾照，不妨让我捎他走。没想到，潘总还真就上了我这个教书先生的车。
路上下雨，我要集中精力对付路况，但还是有几句交谈。科龙1993年在香港上市，所以潘宁时不时要到香港出差。谈到香港内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别，潘宁在车上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
从此我访问企业就多了一道必问的题目：多少时间用于市场，多少时间应酬官场？
有了给潘宁当过一回司机的交情，次年我到科龙做调查就顺理成章了。潘宁完全不管我，想找谁谈就找谁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记得在容奇镇住了一周，每天到科龙不同的部门访问。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潘宁创业团队里的陈总，最早的三台“容声”冰箱——也是国内首次生产的双门冰箱——就是他在1984年领着几个师傅敲出来的。陈总告诉我，那三只冰箱拉到香港技术鉴定合格，但要申请国内许可就难于登天。
其间的千辛万苦按下不表，反正，科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腾飞。到1999年，科龙冰箱产量265万台，年销售额58亿，利润6.3亿。就是今天，媒体里一片科龙的负面消息，我还是认为，将来的人要知道“中国制造”是怎样一回事，科龙当年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缩影吧。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这种特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创办的公有企业里普遍存在。不过，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逼迫这类企业改制。但是1999年那次调查，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地处顺德的科龙在企业改制方面如此缩手缩脚。读者可能知道，顺德是全国中小国有、集体企业转制的一个发源地。早在1993年，国有顺德糖厂资不抵债，靠卖设备发工资，逼得由员工出资持股“租赁”经营——“企业转制”由此诞生。是年底，顺德市镇两级工业企业的30%完成了转制。顺德市政府顺势提出“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作为企业转制的纲领。
科龙也转了制。先是员工认购了20%股权，后来又分别在香港， 深圳交易所上市，但镇政府的实际控股地位始终没有改变。潘宁深痛恶绝的“应酬官场”，还是有制度基础。我当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发明了“靓女先嫁”改制方略的顺德，政府还一定要在市场竞争激烈、潮起潮落的家电行业里，维持科龙公司的控股地位？问过潘宁和他的创业团队，也问过时任镇长的徐铁锋，他们都语焉不详。
既然“政府控股”，有些结局就难免。就在1999年，因为“到了退休年龄”，62岁的潘宁从科龙下课——虽然从来没有清楚的论证，为什么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一样到点就要退下。
次年，科龙从上年赢利6亿变成报亏8亿；再次年，报亏12亿。
2001 年我又到容奇镇。潘宁一家远走高飞，据说再不想回来；陈总还是够朋友，送我一套他历年为科龙质量管理编写的技术规范，但明言“不谈科龙一个字”。真正物是人非！
我心有不甘，不顾“礼仪”直闯科龙总部。见到了徐铁锋——他已从镇长摇身一变成为科龙的总裁——正主持新买主的进入；楼上新董事长的办公室刚刚装修完毕。命运已定，还谈什么呢？
去年回应某些对企业改制的高调指控，评论到科龙案例，我是这样说的：“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要点是，因为没有彻底改制，才导致了科龙的下场。 这其实是2001年我最后一次离开科龙大楼时的想法。
疑团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再后来前到顺德，我再次讨教。了解当年实情的人很难找了，科龙又一次风雨飘摇，不便打扰。不料临走时，当地一位朋友拿出一本《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送我。书的作者是大记者徐南铁，他交代了当时的当地政府坚持控股科龙的原委——时任镇党委书记的陈伟根本就不赞成“靓女先嫁”那一套。
这位很有资历的书记并不完全反对转制，而是主张“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在镇上一大二靓，当然不能外嫁。书中记录了陈伟当年的如意算盘：“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第112页）他应该不会想到，仅仅几年“以后”，科龙只要三个多亿就被出让!他更不会想到，当年辉煌的“国家级”企业，竟然以后来那般面目出现在投资人和公众面前!
无论当年的主政者现在怎么想，科龙的结局似乎是时也，运也，命也。令人欲哭无泪。
（编辑/左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