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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佞幸作为皇帝左右以谄媚得到宠幸的人，为司马迁最早纳入史书体例之中形成类传——《佞幸列传》，并为后代史家著史所沿袭。二十四史中一共有十一部史书设有《佞幸传》，共收录佞幸123人。将这些佞幸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佞幸的身份构成、表现行为、结局方式进行探析，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佞幸人物的本质。
关键词：二十四史；佞幸传；佞幸
所谓佞幸，就是以谄媚而得宠，也即皇帝左右以谄媚得到宠幸的人。司马迁最早将佞幸作为一类人物写成专传纳入史书体例之中形成《佞幸列传》，并为后代史家著史所沿袭。由于各史书的编撰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朝代，对佞幸的称谓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等，但是“恩幸”、“幸臣”与佞幸之意基本相近，都是指为君主所宠幸的臣子。清代的赵翼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是各史例目异同，他写道：“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佞幸、滑稽……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齐书改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1]由此，二十四史设立此类传的篇目为：《史记·佞幸列传》[2]、《汉书·佞幸传》[3]、《宋书·恩幸传》[4]、《南齐书·幸臣传》[5]、《魏书·恩幸传》[6]、《北齐书·恩幸传》[7]、《南史·恩幸传》[8]、《北史·恩幸传》[9]、《宋史·佞幸传》[10]、《金史·佞幸传》[11]、《明史·佞幸传》[12]，一共十一部史书设有《佞幸传》。
当前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佞幸问题做过探讨。例如，郝玉屏在《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所产生的一个毒瘤——浅说历史上的佞幸人物》[13]一文中针对二十四史中的佞幸人物的产生时间、原因、产生条件、媚宠手段、劣迹危害以及特点作了细致的分析考察。王大勇在《漫说古代佞幸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痼疾之一》[14]一文中通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典型佞幸人物的分析，深究佞幸产生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的皇帝制度。张莉莉的《南朝恩倖研究——以南朝正史<恩倖传>（<倖臣传>）为中心》[15]一文主要探讨了南朝恩幸与寒人干政问题。
为此，笔者对佞幸人物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佞幸的身份构成、表现行为和结局方式进行再度探析，从而有助于更深地认识佞幸人物的本质。
一、佞幸的身份构成
这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史书共收录佞幸123人，他们的身份构成情况如表一所示。
从上表可知，在佞幸的诸种身份构成中，比例最大的是宦官和士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宦官作为负责皇宫杂事的奴仆，由于与皇室能朝夕相处，因此有博取宠幸之机，甚至能干涉朝政，掌有政权。比如，西汉元帝不理政事，认为石显熟悉典章，在朝廷里又没有同党，因此便委任其朝政大事，再加上石显为人狡诈，能探析皇帝心思，因此权倾朝野。再有，北魏时期受宠的佞幸为宦官者最多，有不少是受到皇帝和太后宠幸的，如抱嶷、符承祖、杨范、孟栾等。二是士人成为佞幸一方面是通过谄媚奉承博得统治者的亲睐以获得权势，比如孔范，通过文章和五言诗来粉饰陈后主，又与孔贵人结为兄妹，从而博得陈后主的宠信；另一方面，统治者给予一些士人恩宠，从而依靠他们加强皇权统治，这主要体现在南朝刘宋政权利用“寒人掌机要”来打击士族，巩固皇权。
此外，一些皇亲贵族、道士等人成为佞幸，则是与统治者个人因素密切相关。比如西汉的张放受到成帝的宠幸，主要是因为成帝对其的喜欢。明朝的佞幸邵元节和陶仲文得到世宗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世宗好鬼神事。
就佞幸的宦官身份而言，主要是集中在西汉、南朝齐和北魏三朝，而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宋、金、明三朝则没有。就佞幸的士人身份而言，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正史中均有涉及。就佞幸的武将、皇亲、道人等身份而言，在各史书中都零散记载。
同时，从表一中亦可知，北魏是佞幸人数最多的朝代，其余各朝的佞幸人数都在十人左右上下浮动，其中最少的是南朝的梁。一方面，佞幸人数的多少与王朝存在的时间呈一定的正相关，但不绝对；另一方面，佞幸人物的出现与统治者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也是主要的。
二、佞幸的表现行为
虽然各朝佞幸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可以将佞幸的表现行为大致分成以下几种：男色近宠、谄媚奉承（投君所好）、残害他人（打击报复）、擅权干政、谋乱害国、受贿敛财、勾结权贵。
（一）男色近宠。这类佞幸主要有两类人物，一是依靠俊美的长相博得君主的喜爱，另一类是宦官近侍因与皇室朝夕相处得机获宠。
这类佞幸主要集中在西汉和北魏两朝，比如韩嫣、董贤、王睿、茹浩、郑俨等。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开篇中就予以点明，“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2]男子以色媚上，不仅仅是迎合了君主的喜好，更是导致了朝廷婉佞献媚之风的兴起。由此，朝臣可以不走正途以婉佞的手段博得宠幸，从而获得高官厚禄，这必为正直的史学家所憎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受到君主纯粹喜欢的佞幸，他们只是受到恩宠而已，并无其他不良行径，比如北魏的宦官王琚受到孝文帝的宠信，能奉事公正、小心守节，其死后追赠为冀州刺史，谥号为靖公。
（二）谄媚奉承（投君所好）。从佞幸的含义可以看出，投君所好、谄媚奉承是佞幸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佞幸得以博宠、获宠、固宠最重要的手段。由于佞幸多为君主身边的亲近，身份地位不高，因此需要通过献媚来引起皇帝的关注，从而有机会可以提升地位，跻身上层。
在这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正史中明确著有投君所好、谄媚奉承之行为的佞幸有49人，占所收录佞幸总人数的1/3。这些佞幸能够察言观色，较为准确地揣摩皇帝的心思，有针对性的阿谀奉承。例如，北齐的和士开投世祖所好握槊，又善于弹奏琵琶，因而得到宠幸。再有，明朝的李孜省投宪宗所好方术，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投世宗所好长生术，士人以这种旁门左道的方式博得皇帝的亲睐而获得重用，为时人所耻笑。再如，《金史·佞幸传》所收录的佞幸张仲轲、李通、马钦、高怀贞和萧裕均奉承讨好海陵王，他们当中既有诱使海陵王南伐宋，也有诱导海陵王弑君篡位。因此，佞幸的投君所好、谄媚奉承不单单给佞幸自身的品质抹上了阴影，甚至给国家造成了不良影响，带来祸患。 （三）残害他人（打击报复）。佞幸得宠之后，往往恃宠而骄，凭借君主这一靠山而肆意妄为，为非作歹之人不在少数，尤以打击报复、残害他人最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佞幸在得宠之前地位低下，常常受到他人的轻视，而得宠之后，又常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故而易产生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佞幸使用这种手段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事实上，无论是出于何种心态需求，这种行为历来都被视作卑鄙行径。
据历代正史《佞幸传》所记载的情况来看，各朝代有此行为的佞幸人数多在2-3人，而明代则最多，共有6人。佞幸所打击报复或残害的对象主要是得罪自己的人、有才之人或忠良之士、忌恨或与己有过节之人。比如西汉的石显打击报复先前得罪自己的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南朝陈的王瑳嫉妒残害有才能的人；北魏的赵默报复与自己有过节间隙的李；北齐的和士开设计报复言己过错之人；明朝的门达、李孜省、江彬、许泰等人均有诬陷他人之举。可见，佞幸残害、打击报复、诬陷他人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表现行为。
（四）擅权干政。从佞幸的身份构成来看，士人官吏是数量最多的，而他们在获宠之前多处于较低职位。在获得君主宠信之后，他们通过擅权干政以期获得更多的权势和更高的地位。另一数量居多的佞幸身份是宦官，由于他们与君主关系亲近，一旦君主疏于政务，他们就有机可乘。另外，佞幸擅权干政与君主巩固统治存有密切关系。君主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会下放一些权力给低级官吏，然后从高级官吏手中回收部分权力。通过这种权力交替的收放，使得权力更加集中于君主手中，但却在客观上造成了佞幸擅权干政局面的出现。
从这十一部正史所记录的情况来看，佞幸擅权干政现象主要集中在南朝的刘宋政权。南朝社会延续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制度，统治者需要任用寒人打击士族，加强皇权统治，也开创了“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因此，南朝宋出现了戴法兴、巢尚之等执掌权要的佞幸。从刘宋皇朝发展起来的这一局面，也影响着后继的南齐政权，而在与其并立的北朝政权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史学家注意到这一情况将这类擅权干政的人物纳入《佞幸传》，不单是出于为统治者提供警醒，要防备臣下擅权干政，更是出于维护门阀士族集团利益的需要。而佞幸擅权干政发展到宋明时期，则更多的是佞幸人物本身窃权弄政，谋求高官厚禄。
（五）谋乱害国。佞幸的这类表现行为可以说是从擅权干政中衍生出来的。有些佞幸在获得权势之后，其贪婪之心不加满足，萌生出谋乱害国之念，并付诸行动。其具体表现有：谋划废立皇帝，这主要以南朝宋的阮佃夫为代表；策划谋反，如北魏的宗爱，金朝的萧裕；窃国，如南齐的徐世檦；勾结叛乱分子，如南朝梁的周石珍、严亶，明朝的钱宁。佞幸人物的此种行为给佞幸本身造成了更加深重的不良影响，使得佞幸越来越接近到小人的本质。
（六）受贿敛财。这是继佞幸谄媚奉承之后的又一较为普遍的表现行为。具体说来主要是贪污受贿和收敛钱财。
历代正史中对佞幸贪污受贿的情况更多是偏向于收获贿赂，个别佞幸存有贪污公款之举，比如北魏的赵邕贪污，明朝的顾可学盗取官银。从史书记载来看，佞幸收受贿赂始于《宋书·恩幸传》，之后历代正史《佞幸传》中均有对佞幸收受贿赂情况的记载。佞幸收敛钱财的方式手段存有多样化，比如，南齐的綦母珍之通过卖官敛财，南朝陈的沈客卿通过掠夺百姓敛财，明朝的纪纲通过勒索的手段来达到敛财的目的，钱宁侵吞他人财物以敛财。佞幸是受到君主恩宠的人物，凭借君主的赏赐远不能满足他们要求富贵的心思，所以要通过受贿敛财和擅权干政来实现他们且富且贵的愿望。
（七）勾结权贵。前文有指出佞幸多起自贫寒卑微之家，要获得恩宠途径或是得到更多的恩宠，他们则需要通过勾结权贵以攫取更大的利益。例如，南朝梁的陆验巴结权贵、南朝陈的孔范与孔贵人结为兄妹、王仪将女儿献给皇帝、北魏的成轨为潘嫔的义父、金朝的胥持国与李妃勾结、明朝的李孜省巴结宦官。
这种勾结权贵的行径发展更甚者体现在朝政之中就是结党营私，比如，佞幸之间的相互谗附，北魏的郑俨与徐纥、王遇与赵修等；佞幸与权贵结为党羽，北魏的刘腾、贾粲与元叉，北宋的王继先与秦桧相互依附，王黼、曾觌、王抃等都有结党营私的行为；明朝的纪纲发展党羽。
除了上述七种比较普遍的表现行为外，个别佞幸还存有假传诏令、不守法度、暴虐无道等不法行为。综合这些表现行为，佞幸从单纯受到君主的恩宠发展到为非作歹，这也就造成了世人对佞幸人物的不良印象，认为佞幸与小人无异，史家修史也就突出了为统治者提供警示的意图。
三、佞幸的结局方式
根据正史《佞幸传》所记载的佞幸的结局，大致情况如表二所示。
从上表可知，老死和病死是历代佞幸各结局方式中比重最大的，也就是说多数佞幸能够得以善终。佞幸被诛杀、赐死以及受到刑罚而死的总人数是34人，不及老死、病死总人数的一半。尽管有不少佞幸在得宠之后为非作歹，仍旧凭借与皇帝的旧情而得到宽免，除非罪大恶极，或者君主易位，佞幸一般都能保全自身。比如，南朝梁陈之际的司马申，先后得到梁元帝、陈宣帝和陈后主的信任。早期尚能为官清正，但随着恩宠和权势的加深，越加作威作福，生性残忍，喜好写匿名信陷害他人。其死后，被追赠侍中、护国将军，进爵为侯，谥号忠，陈后主还亲自为其作墓志铭。
佞幸在君主看来不过是些宠臣，他们的权势不会威胁到君主的威望。相反，他们需要依靠君主的权威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所以，即使佞幸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不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倘若佞幸的不法行为一旦触及到君主权威的底限的时候，那么佞幸很有可能要受到重罚。比如，南朝齐的徐世檦深受皇帝的宠信，被封为临汝县子，之后起了窃国自立为君之心，被人揭发之后，受到了族杀。皇帝对他的处分波及到了他的家族，显然这是因为他的窃国之心威胁到了萧齐政权的存在。再如，明代的钱宁，其为锦衣百户，因曲事依附刘瑾而受到皇帝的宠信。加上其善于射箭，能左右开弓，武宗非常高兴，赐其国姓，为义子，进锦衣千户。刘瑾失势后，以计谋得免除株连祸害。官至左都督，掌管锦衣卫和奉诏令关押犯人的牢狱，皇帝无所不从其所说话，名帖上自称是皇庶子，引荐乐工及番僧，进秘戏，向皇帝提议建豹房、寺庙，诱导皇帝微服出行。可是后来其勾结宁王叛乱，罪行被揭发后，其家产被没收。在世宗即位后，其被处以磔刑。 因此，佞幸的结局并不是看佞幸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度，而是在于君主对他们行为的认定。
当然，并非所有的佞幸在得宠之后都会为非作歹，总是有些例外。除了上文提到的王琚，还有西汉的弘恭。在《汉书·佞幸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3]。再如，南齐的刘系宗能够熟悉政事，永明四年随军慰劳，不责罚驱使被逼迫的百姓，并恢复他们的原先民籍，并建议武帝动用因叛乱起事而被发配的民丁为修治白下城的劳役。然而，像这类于朝政之中得宠而无品性劣迹的佞幸毕竟是少数。
因此，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待二十四史《佞幸传》所记载的佞幸，可以更清晰地注意到他们谄媚奉承的本质和品行不端的小人行径，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佞幸人物产生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主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下，佞幸可以突破人才举用的常制获得君主的宠幸，进而不守法度，为非作歹，实现他们且富且贵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正》（订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5-6.
[2]西汉·司马迁著，《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91.
[3]东汉·班固著，《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26.
[4]南朝梁·沈约著，《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南朝梁·萧子显著，《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6]北齐·魏收著，《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7]唐·李百药著，《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8]唐·李延寿著，《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9]唐·李延寿著，《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0]元·脱脱等著，《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1]元·脱脱等著，《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2]清·张廷玉等著，《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3]郝玉屏《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所产生的一个毒瘤——浅说历史上的佞幸人物》[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
[14]王大勇《漫说古代佞幸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痼疾之一》[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4（4）.
[15]张莉莉《南朝恩倖研究——以南朝正史<恩倖传>（<倖臣传>）为中心》[D]，河北大学，2005年.
关键词：二十四史；佞幸传；佞幸
所谓佞幸，就是以谄媚而得宠，也即皇帝左右以谄媚得到宠幸的人。司马迁最早将佞幸作为一类人物写成专传纳入史书体例之中形成《佞幸列传》，并为后代史家著史所沿袭。由于各史书的编撰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朝代，对佞幸的称谓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等，但是“恩幸”、“幸臣”与佞幸之意基本相近，都是指为君主所宠幸的臣子。清代的赵翼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是各史例目异同，他写道：“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佞幸、滑稽……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齐书改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1]由此，二十四史设立此类传的篇目为：《史记·佞幸列传》[2]、《汉书·佞幸传》[3]、《宋书·恩幸传》[4]、《南齐书·幸臣传》[5]、《魏书·恩幸传》[6]、《北齐书·恩幸传》[7]、《南史·恩幸传》[8]、《北史·恩幸传》[9]、《宋史·佞幸传》[10]、《金史·佞幸传》[11]、《明史·佞幸传》[12]，一共十一部史书设有《佞幸传》。
当前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佞幸问题做过探讨。例如，郝玉屏在《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所产生的一个毒瘤——浅说历史上的佞幸人物》[13]一文中针对二十四史中的佞幸人物的产生时间、原因、产生条件、媚宠手段、劣迹危害以及特点作了细致的分析考察。王大勇在《漫说古代佞幸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痼疾之一》[14]一文中通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典型佞幸人物的分析，深究佞幸产生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的皇帝制度。张莉莉的《南朝恩倖研究——以南朝正史<恩倖传>（<倖臣传>）为中心》[15]一文主要探讨了南朝恩幸与寒人干政问题。
为此，笔者对佞幸人物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佞幸的身份构成、表现行为和结局方式进行再度探析，从而有助于更深地认识佞幸人物的本质。
一、佞幸的身份构成
这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史书共收录佞幸123人，他们的身份构成情况如表一所示。
从上表可知，在佞幸的诸种身份构成中，比例最大的是宦官和士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宦官作为负责皇宫杂事的奴仆，由于与皇室能朝夕相处，因此有博取宠幸之机，甚至能干涉朝政，掌有政权。比如，西汉元帝不理政事，认为石显熟悉典章，在朝廷里又没有同党，因此便委任其朝政大事，再加上石显为人狡诈，能探析皇帝心思，因此权倾朝野。再有，北魏时期受宠的佞幸为宦官者最多，有不少是受到皇帝和太后宠幸的，如抱嶷、符承祖、杨范、孟栾等。二是士人成为佞幸一方面是通过谄媚奉承博得统治者的亲睐以获得权势，比如孔范，通过文章和五言诗来粉饰陈后主，又与孔贵人结为兄妹，从而博得陈后主的宠信；另一方面，统治者给予一些士人恩宠，从而依靠他们加强皇权统治，这主要体现在南朝刘宋政权利用“寒人掌机要”来打击士族，巩固皇权。
此外，一些皇亲贵族、道士等人成为佞幸，则是与统治者个人因素密切相关。比如西汉的张放受到成帝的宠幸，主要是因为成帝对其的喜欢。明朝的佞幸邵元节和陶仲文得到世宗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世宗好鬼神事。
就佞幸的宦官身份而言，主要是集中在西汉、南朝齐和北魏三朝，而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宋、金、明三朝则没有。就佞幸的士人身份而言，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正史中均有涉及。就佞幸的武将、皇亲、道人等身份而言，在各史书中都零散记载。
同时，从表一中亦可知，北魏是佞幸人数最多的朝代，其余各朝的佞幸人数都在十人左右上下浮动，其中最少的是南朝的梁。一方面，佞幸人数的多少与王朝存在的时间呈一定的正相关，但不绝对；另一方面，佞幸人物的出现与统治者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也是主要的。
二、佞幸的表现行为
虽然各朝佞幸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可以将佞幸的表现行为大致分成以下几种：男色近宠、谄媚奉承（投君所好）、残害他人（打击报复）、擅权干政、谋乱害国、受贿敛财、勾结权贵。
（一）男色近宠。这类佞幸主要有两类人物，一是依靠俊美的长相博得君主的喜爱，另一类是宦官近侍因与皇室朝夕相处得机获宠。
这类佞幸主要集中在西汉和北魏两朝，比如韩嫣、董贤、王睿、茹浩、郑俨等。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开篇中就予以点明，“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2]男子以色媚上，不仅仅是迎合了君主的喜好，更是导致了朝廷婉佞献媚之风的兴起。由此，朝臣可以不走正途以婉佞的手段博得宠幸，从而获得高官厚禄，这必为正直的史学家所憎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受到君主纯粹喜欢的佞幸，他们只是受到恩宠而已，并无其他不良行径，比如北魏的宦官王琚受到孝文帝的宠信，能奉事公正、小心守节，其死后追赠为冀州刺史，谥号为靖公。
（二）谄媚奉承（投君所好）。从佞幸的含义可以看出，投君所好、谄媚奉承是佞幸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佞幸得以博宠、获宠、固宠最重要的手段。由于佞幸多为君主身边的亲近，身份地位不高，因此需要通过献媚来引起皇帝的关注，从而有机会可以提升地位，跻身上层。
在这十一部设有《佞幸传》的正史中明确著有投君所好、谄媚奉承之行为的佞幸有49人，占所收录佞幸总人数的1/3。这些佞幸能够察言观色，较为准确地揣摩皇帝的心思，有针对性的阿谀奉承。例如，北齐的和士开投世祖所好握槊，又善于弹奏琵琶，因而得到宠幸。再有，明朝的李孜省投宪宗所好方术，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投世宗所好长生术，士人以这种旁门左道的方式博得皇帝的亲睐而获得重用，为时人所耻笑。再如，《金史·佞幸传》所收录的佞幸张仲轲、李通、马钦、高怀贞和萧裕均奉承讨好海陵王，他们当中既有诱使海陵王南伐宋，也有诱导海陵王弑君篡位。因此，佞幸的投君所好、谄媚奉承不单单给佞幸自身的品质抹上了阴影，甚至给国家造成了不良影响，带来祸患。 （三）残害他人（打击报复）。佞幸得宠之后，往往恃宠而骄，凭借君主这一靠山而肆意妄为，为非作歹之人不在少数，尤以打击报复、残害他人最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佞幸在得宠之前地位低下，常常受到他人的轻视，而得宠之后，又常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故而易产生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佞幸使用这种手段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事实上，无论是出于何种心态需求，这种行为历来都被视作卑鄙行径。
据历代正史《佞幸传》所记载的情况来看，各朝代有此行为的佞幸人数多在2-3人，而明代则最多，共有6人。佞幸所打击报复或残害的对象主要是得罪自己的人、有才之人或忠良之士、忌恨或与己有过节之人。比如西汉的石显打击报复先前得罪自己的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南朝陈的王瑳嫉妒残害有才能的人；北魏的赵默报复与自己有过节间隙的李；北齐的和士开设计报复言己过错之人；明朝的门达、李孜省、江彬、许泰等人均有诬陷他人之举。可见，佞幸残害、打击报复、诬陷他人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表现行为。
（四）擅权干政。从佞幸的身份构成来看，士人官吏是数量最多的，而他们在获宠之前多处于较低职位。在获得君主宠信之后，他们通过擅权干政以期获得更多的权势和更高的地位。另一数量居多的佞幸身份是宦官，由于他们与君主关系亲近，一旦君主疏于政务，他们就有机可乘。另外，佞幸擅权干政与君主巩固统治存有密切关系。君主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会下放一些权力给低级官吏，然后从高级官吏手中回收部分权力。通过这种权力交替的收放，使得权力更加集中于君主手中，但却在客观上造成了佞幸擅权干政局面的出现。
从这十一部正史所记录的情况来看，佞幸擅权干政现象主要集中在南朝的刘宋政权。南朝社会延续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制度，统治者需要任用寒人打击士族，加强皇权统治，也开创了“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因此，南朝宋出现了戴法兴、巢尚之等执掌权要的佞幸。从刘宋皇朝发展起来的这一局面，也影响着后继的南齐政权，而在与其并立的北朝政权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史学家注意到这一情况将这类擅权干政的人物纳入《佞幸传》，不单是出于为统治者提供警醒，要防备臣下擅权干政，更是出于维护门阀士族集团利益的需要。而佞幸擅权干政发展到宋明时期，则更多的是佞幸人物本身窃权弄政，谋求高官厚禄。
（五）谋乱害国。佞幸的这类表现行为可以说是从擅权干政中衍生出来的。有些佞幸在获得权势之后，其贪婪之心不加满足，萌生出谋乱害国之念，并付诸行动。其具体表现有：谋划废立皇帝，这主要以南朝宋的阮佃夫为代表；策划谋反，如北魏的宗爱，金朝的萧裕；窃国，如南齐的徐世檦；勾结叛乱分子，如南朝梁的周石珍、严亶，明朝的钱宁。佞幸人物的此种行为给佞幸本身造成了更加深重的不良影响，使得佞幸越来越接近到小人的本质。
（六）受贿敛财。这是继佞幸谄媚奉承之后的又一较为普遍的表现行为。具体说来主要是贪污受贿和收敛钱财。
历代正史中对佞幸贪污受贿的情况更多是偏向于收获贿赂，个别佞幸存有贪污公款之举，比如北魏的赵邕贪污，明朝的顾可学盗取官银。从史书记载来看，佞幸收受贿赂始于《宋书·恩幸传》，之后历代正史《佞幸传》中均有对佞幸收受贿赂情况的记载。佞幸收敛钱财的方式手段存有多样化，比如，南齐的綦母珍之通过卖官敛财，南朝陈的沈客卿通过掠夺百姓敛财，明朝的纪纲通过勒索的手段来达到敛财的目的，钱宁侵吞他人财物以敛财。佞幸是受到君主恩宠的人物，凭借君主的赏赐远不能满足他们要求富贵的心思，所以要通过受贿敛财和擅权干政来实现他们且富且贵的愿望。
（七）勾结权贵。前文有指出佞幸多起自贫寒卑微之家，要获得恩宠途径或是得到更多的恩宠，他们则需要通过勾结权贵以攫取更大的利益。例如，南朝梁的陆验巴结权贵、南朝陈的孔范与孔贵人结为兄妹、王仪将女儿献给皇帝、北魏的成轨为潘嫔的义父、金朝的胥持国与李妃勾结、明朝的李孜省巴结宦官。
这种勾结权贵的行径发展更甚者体现在朝政之中就是结党营私，比如，佞幸之间的相互谗附，北魏的郑俨与徐纥、王遇与赵修等；佞幸与权贵结为党羽，北魏的刘腾、贾粲与元叉，北宋的王继先与秦桧相互依附，王黼、曾觌、王抃等都有结党营私的行为；明朝的纪纲发展党羽。
除了上述七种比较普遍的表现行为外，个别佞幸还存有假传诏令、不守法度、暴虐无道等不法行为。综合这些表现行为，佞幸从单纯受到君主的恩宠发展到为非作歹，这也就造成了世人对佞幸人物的不良印象，认为佞幸与小人无异，史家修史也就突出了为统治者提供警示的意图。
三、佞幸的结局方式
根据正史《佞幸传》所记载的佞幸的结局，大致情况如表二所示。
从上表可知，老死和病死是历代佞幸各结局方式中比重最大的，也就是说多数佞幸能够得以善终。佞幸被诛杀、赐死以及受到刑罚而死的总人数是34人，不及老死、病死总人数的一半。尽管有不少佞幸在得宠之后为非作歹，仍旧凭借与皇帝的旧情而得到宽免，除非罪大恶极，或者君主易位，佞幸一般都能保全自身。比如，南朝梁陈之际的司马申，先后得到梁元帝、陈宣帝和陈后主的信任。早期尚能为官清正，但随着恩宠和权势的加深，越加作威作福，生性残忍，喜好写匿名信陷害他人。其死后，被追赠侍中、护国将军，进爵为侯，谥号忠，陈后主还亲自为其作墓志铭。
佞幸在君主看来不过是些宠臣，他们的权势不会威胁到君主的威望。相反，他们需要依靠君主的权威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所以，即使佞幸存有一些不法行为，也不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倘若佞幸的不法行为一旦触及到君主权威的底限的时候，那么佞幸很有可能要受到重罚。比如，南朝齐的徐世檦深受皇帝的宠信，被封为临汝县子，之后起了窃国自立为君之心，被人揭发之后，受到了族杀。皇帝对他的处分波及到了他的家族，显然这是因为他的窃国之心威胁到了萧齐政权的存在。再如，明代的钱宁，其为锦衣百户，因曲事依附刘瑾而受到皇帝的宠信。加上其善于射箭，能左右开弓，武宗非常高兴，赐其国姓，为义子，进锦衣千户。刘瑾失势后，以计谋得免除株连祸害。官至左都督，掌管锦衣卫和奉诏令关押犯人的牢狱，皇帝无所不从其所说话，名帖上自称是皇庶子，引荐乐工及番僧，进秘戏，向皇帝提议建豹房、寺庙，诱导皇帝微服出行。可是后来其勾结宁王叛乱，罪行被揭发后，其家产被没收。在世宗即位后，其被处以磔刑。 因此，佞幸的结局并不是看佞幸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度，而是在于君主对他们行为的认定。
当然，并非所有的佞幸在得宠之后都会为非作歹，总是有些例外。除了上文提到的王琚，还有西汉的弘恭。在《汉书·佞幸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3]。再如，南齐的刘系宗能够熟悉政事，永明四年随军慰劳，不责罚驱使被逼迫的百姓，并恢复他们的原先民籍，并建议武帝动用因叛乱起事而被发配的民丁为修治白下城的劳役。然而，像这类于朝政之中得宠而无品性劣迹的佞幸毕竟是少数。
因此，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待二十四史《佞幸传》所记载的佞幸，可以更清晰地注意到他们谄媚奉承的本质和品行不端的小人行径，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佞幸人物产生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主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下，佞幸可以突破人才举用的常制获得君主的宠幸，进而不守法度，为非作歹，实现他们且富且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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