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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怪物并不过分,因为更多的人都叫他恶魔,但是他瘦骨嶙峋,相貌平平,又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人曾经是一个败类。
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共屠杀6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一百多万儿童。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犹太居民几乎被杀绝。这次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恶魔阿道夫·艾希曼。
该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亲手制定了“彻底解决方案”,即把犹太人赶到一起,然后集中到集中营处死。他不仅是计划的制订者,而且是计划的实施者。
他曾在匈牙利下令驱逐65万犹太人,曾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该集中营因在二战期间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而臭名远扬。
二战以后,狡猾的艾希曼利用当时的混乱,乔装打扮,多次改变身份,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他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4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他又侥幸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改名为克莱门特,混入了阿根廷梅尔塞德斯汽车公司。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许多人都以为艾希曼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1951年9月1日,以色列全国性的情报安全机构摩萨德建立。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把在逃的纳粹战犯缉拿归案。在摩萨德制定的10名急需抓捕的战犯名单中,艾希曼的名字高居榜首,只是因为线索太少,多年来不曾发现他的踪迹。
儿子泄露父亲身份
1957年秋末,追寻这些纳粹的猎手们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该线索的最初发现者是一位18岁带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姑娘罗泽·赫尔曼。
罗泽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奥利沃斯区,她是公认的貌似天仙的“皇后”。1957年秋天,一个20岁的德国移民小伙尼克·克莱门特,加入了追求者的行列。他不是夸耀自己家庭的当今和未来,而是称颂父亲的历史。
“我父亲当年是德国军队的一位高官,他不仅指挥陆军,还能调动党卫军……”
“那么他是一位将军了?”
“不,不是,不过他的权力比将军大得多,他足足可以掌握上百万人的命运……”
“他想必是7.20事件的参加者了?”善良的姑娘把这位老人当成刺杀希特勒的英雄。
不料,尼克却地反驳起来,“哪里的事,我父亲哪能跟那些败类搅到一起。他决不是叛徒和懦夫。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全部完成元首交给他的任务,把犹太人统统消灭掉。”
“你说什么?”姑娘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罗泽的金发碧眼和高挑鼻梁,尼克说什么也想不到这位小仙女会是半个犹太人,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了父亲的第一个掘墓人。
女特工巧计顺藤摸瓜
罗泽回家之后,把自己的气愤一股脑地对父亲讲了,他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是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双目失明的他,是集中营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过了几天,洛塔尔让老伴给他读报时,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艾希曼,据说此人目前蛰居阿根廷。洛塔尔一下子愣住了,他立即联想到女儿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于是,他让女儿带着他找到了尼克的朋友,得知尼克家住在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
他们驱车前往,找到了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洛塔尔确信自己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立即让妻子给德国检察长写了一封信。鲍威尔博士是个德国犹太人,受过纳粹迫害。他秘密地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以色列。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一接到鲍威尔的通报,很快派出干练的侦察员于1958年1月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进行调查。不料,狡猾的艾希曼离开了原住址而不知去向。
一年后,有一名前纳粹分子为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痛悔不已,主动向鲍威尔检察长通风报信。他说艾希曼目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鲍威尔立刻亲抵摩萨德总部,通报了这一重要线索。哈雷尔立即派出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再次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艾希曼似乎嗅到了某种异常气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摩萨德又不能挨家挨户向邻居们打听克莱门特的下落。怎么办?聪明的女特工迪娜·罗恩想出一条妙计。她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交给他一项任务,“把这个小礼品盒送给一位绅士,但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决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她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小听差记下了那个男人的姓名地址:里卡多·克莱门特,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女特工叮嘱: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付给他可观的酬金。她在小礼品盒里装了一个金质打火机。
虽然艾希曼搬了家,但是这个小听差很快就找到了艾希曼的儿子尼克的工作单位,并记下了他上下班骑的那辆摩托车车牌号。于是,摩萨德特工跟踪着尼克来到他的家门口。他们大吃一惊:克莱门特竟然住在一幢破旧的孤零零的平房里,四周连栅栏都没有。特工们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搞清楚:里卡多·克莱门特最近到图库曼省的梅塞德斯汽车制造厂做工了,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回家。
这些情况被迅速报告给了哈雷尔。哈雷尔想拍一张照片来证实克莱门特确实就是艾希曼,他亲自来到阿根廷,对部下断言:克莱门特将于3月21日回家。原来哈雷尔在摩萨德新成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专门收集艾希曼和其他在逃纳粹战犯的材料,哈雷尔从这些材料中得知:艾希曼夫妇将在1960年3月21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日。
3月21日中午11点45分,加里巴尔迪大街上缓步走来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此人50多岁,已经谢顶,他手捧一束报春花来到家门口,向正在迎候自己的妻子递上鲜花。
哈雷尔让专家将现场拍来的照片与艾希曼旧日的照片做了比较,毫无疑问,这人就是艾希曼!
准备缉捕
伊塞·哈雷尔为摩萨德定下了一个艰巨的目标——鉴于艾希曼在纳粹大屠杀中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决定:生擒罪犯并将其潜送回以色列,接受犹太法庭的判决。然而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000公里,就是坐飞机也要花20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
哈雷尔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向他请示如何处理艾希曼一案。总理当即表示:“把他弄来!死的、活的都行。”
令箭在手,哈雷尔立即组织特遣队执行这次万里擒魔任务。
碰巧,阿根廷正在筹备独立150周年庆祝活动,阿根廷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正式邀请。那么,完全可以在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劫持时间定于5月10日。
摩萨德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人入住一间。另外还租了七个房间。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一旦当局找寻失踪的艾希曼可以用来转移。由于伪造了足够可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
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行踪规律:每晚7时40分左右,艾希曼总是乘203路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住址,日夜提防着犹太人的追杀。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以色列国代表团的抵达时间推迟到5月19日。
哈雷尔感到进退维谷:押后逮捕艾希曼怕夜长梦多,如期逮捕艾希曼,又不知如何将他稳当藏起。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为慎重起见,哈雷尔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应急车,这是一辆旧的“别克”牌轿车。
行动在即,哈雷尔最后召见了行动人员,要求他们务必成功。万一事发,也要一口咬定,自己的行动未受任何人的指使;事败而能逃脱,立即设法乘火车转移到邻国;若发现艾希曼逃跑或寻求阿根廷警方保护,则将其当场处决。
活 捉
5月11日19点25分,特遣队绑架小组的汽车到达目的地。这时,第一辆汽车出现了“故障”,第二辆汽车停在距其30米外,公路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和助手们打开汽车罩盖,正满手油污地摆弄发动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班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不来。手表指针指向了20点过5分,焦急的行动负责人,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这时,尾随其后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轻轻拍了拍艾希曼的后背说:“劳驾,先生。”艾希曼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马尔金按倒在地,惊叫起来。马尔金迅速将一块棉布塞入了他口中,几个人瞬间就把他塞进了汽车。
第二辆车立即开过来问:“完事了吗?”
“完了!”马尔金低声答道。两辆汽车飞速般地离开绑架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艾希曼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事既至此,他知道如果反抗的话,以色列人立刻就会把他处决。
以色列人把艾希曼押进“宫殿”。扒去了他的所有衣裤,刺在他后背紧靠腋下的一处“卍”字标记立刻暴露出来,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摩萨德特工给艾希曼套上了一件睡衣,然后把他绑在一个铁床上,开始讯问。
“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号码是多少?”回答几乎不假思索:“889895。”
“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艾希曼顿时浑身颤抖起来,几秒钟后,他胆战心惊地回答:“阿道夫·艾希曼。”
安全抵达以色列
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进行绑架活动,不管被绑架者是什么人,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如何通过阿根廷海关人员的检查呢?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方案,经过哈雷尔的周密考虑后开始付诸实施。
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按照哈雷尔的要求,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5月20日,“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文件便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病人”已经变成了艾希曼。他的照片赫然贴在了原“病人”头像的位置上,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
这一切全都干得天衣无缝。1960年5月20日20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特遣队的医生给艾希曼打了支药力极大的麻醉剂,令他昏昏欲睡,即使有人盘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车队来到机场,一名阿根廷哨兵见是专机组人员专用车,又看他们兴高采烈说笑着,认定这是对阿根廷有好感的客人,只朝车内瞟了一眼,连证件也不看,就挥手让车子驶入机场了。
23时50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但专机却没得到准飞许可,把机上的以色列特工吓个半死,以为阿根廷警方发现了什么问题。
21日0点05分,控制塔传来准飞令,专机立即腾空而起。顿时,机舱内爆发出热烈的呼声。
24小时后,专机安全抵达,在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尔一下飞机便直奔总理办公室,他对着本·古利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本·古利安惊呆了。没想到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还真把艾希曼给带回来了。
几个小时后,本·古利安走上议会大厦讲台,用颤抖的声调,对议员们说:“我应当通告诸位议员先生,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久前已经抓获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目前已经处于以色列的监禁之下,择日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随后,议会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伊塞·哈雷尔坐在议会席的后排,领受着人们的掌声。
尾 声
1961年4月11日,审判开始,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作了报道,艾希曼的辩护只有一句话:它只是在执行命令。
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终判他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
艾希曼临刑前对摩萨德采取的行动作了一番评价:“这件事(绑架)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很出色。我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
万里擒魔,使以色列摩萨德声名鹊起。
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共屠杀6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一百多万儿童。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犹太居民几乎被杀绝。这次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恶魔阿道夫·艾希曼。
该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亲手制定了“彻底解决方案”,即把犹太人赶到一起,然后集中到集中营处死。他不仅是计划的制订者,而且是计划的实施者。
他曾在匈牙利下令驱逐65万犹太人,曾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该集中营因在二战期间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而臭名远扬。
二战以后,狡猾的艾希曼利用当时的混乱,乔装打扮,多次改变身份,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他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4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他又侥幸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改名为克莱门特,混入了阿根廷梅尔塞德斯汽车公司。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许多人都以为艾希曼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1951年9月1日,以色列全国性的情报安全机构摩萨德建立。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把在逃的纳粹战犯缉拿归案。在摩萨德制定的10名急需抓捕的战犯名单中,艾希曼的名字高居榜首,只是因为线索太少,多年来不曾发现他的踪迹。
儿子泄露父亲身份
1957年秋末,追寻这些纳粹的猎手们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该线索的最初发现者是一位18岁带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姑娘罗泽·赫尔曼。
罗泽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奥利沃斯区,她是公认的貌似天仙的“皇后”。1957年秋天,一个20岁的德国移民小伙尼克·克莱门特,加入了追求者的行列。他不是夸耀自己家庭的当今和未来,而是称颂父亲的历史。
“我父亲当年是德国军队的一位高官,他不仅指挥陆军,还能调动党卫军……”
“那么他是一位将军了?”
“不,不是,不过他的权力比将军大得多,他足足可以掌握上百万人的命运……”
“他想必是7.20事件的参加者了?”善良的姑娘把这位老人当成刺杀希特勒的英雄。
不料,尼克却地反驳起来,“哪里的事,我父亲哪能跟那些败类搅到一起。他决不是叛徒和懦夫。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全部完成元首交给他的任务,把犹太人统统消灭掉。”
“你说什么?”姑娘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罗泽的金发碧眼和高挑鼻梁,尼克说什么也想不到这位小仙女会是半个犹太人,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了父亲的第一个掘墓人。
女特工巧计顺藤摸瓜
罗泽回家之后,把自己的气愤一股脑地对父亲讲了,他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是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双目失明的他,是集中营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过了几天,洛塔尔让老伴给他读报时,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党卫军头目艾希曼,据说此人目前蛰居阿根廷。洛塔尔一下子愣住了,他立即联想到女儿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于是,他让女儿带着他找到了尼克的朋友,得知尼克家住在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
他们驱车前往,找到了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洛塔尔确信自己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立即让妻子给德国检察长写了一封信。鲍威尔博士是个德国犹太人,受过纳粹迫害。他秘密地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以色列。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一接到鲍威尔的通报,很快派出干练的侦察员于1958年1月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进行调查。不料,狡猾的艾希曼离开了原住址而不知去向。
一年后,有一名前纳粹分子为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痛悔不已,主动向鲍威尔检察长通风报信。他说艾希曼目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鲍威尔立刻亲抵摩萨德总部,通报了这一重要线索。哈雷尔立即派出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再次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艾希曼似乎嗅到了某种异常气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摩萨德又不能挨家挨户向邻居们打听克莱门特的下落。怎么办?聪明的女特工迪娜·罗恩想出一条妙计。她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交给他一项任务,“把这个小礼品盒送给一位绅士,但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决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她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小听差记下了那个男人的姓名地址:里卡多·克莱门特,查卡布科大街4261号。女特工叮嘱: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付给他可观的酬金。她在小礼品盒里装了一个金质打火机。
虽然艾希曼搬了家,但是这个小听差很快就找到了艾希曼的儿子尼克的工作单位,并记下了他上下班骑的那辆摩托车车牌号。于是,摩萨德特工跟踪着尼克来到他的家门口。他们大吃一惊:克莱门特竟然住在一幢破旧的孤零零的平房里,四周连栅栏都没有。特工们经过深入调查终于搞清楚:里卡多·克莱门特最近到图库曼省的梅塞德斯汽车制造厂做工了,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回家。
这些情况被迅速报告给了哈雷尔。哈雷尔想拍一张照片来证实克莱门特确实就是艾希曼,他亲自来到阿根廷,对部下断言:克莱门特将于3月21日回家。原来哈雷尔在摩萨德新成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专门收集艾希曼和其他在逃纳粹战犯的材料,哈雷尔从这些材料中得知:艾希曼夫妇将在1960年3月21日庆祝他们的银婚纪念日。
3月21日中午11点45分,加里巴尔迪大街上缓步走来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此人50多岁,已经谢顶,他手捧一束报春花来到家门口,向正在迎候自己的妻子递上鲜花。
哈雷尔让专家将现场拍来的照片与艾希曼旧日的照片做了比较,毫无疑问,这人就是艾希曼!
准备缉捕
伊塞·哈雷尔为摩萨德定下了一个艰巨的目标——鉴于艾希曼在纳粹大屠杀中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决定:生擒罪犯并将其潜送回以色列,接受犹太法庭的判决。然而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000公里,就是坐飞机也要花20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
哈雷尔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向他请示如何处理艾希曼一案。总理当即表示:“把他弄来!死的、活的都行。”
令箭在手,哈雷尔立即组织特遣队执行这次万里擒魔任务。
碰巧,阿根廷正在筹备独立150周年庆祝活动,阿根廷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正式邀请。那么,完全可以在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劫持时间定于5月10日。
摩萨德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人入住一间。另外还租了七个房间。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一旦当局找寻失踪的艾希曼可以用来转移。由于伪造了足够可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
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行踪规律:每晚7时40分左右,艾希曼总是乘203路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住址,日夜提防着犹太人的追杀。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以色列国代表团的抵达时间推迟到5月19日。
哈雷尔感到进退维谷:押后逮捕艾希曼怕夜长梦多,如期逮捕艾希曼,又不知如何将他稳当藏起。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为慎重起见,哈雷尔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应急车,这是一辆旧的“别克”牌轿车。
行动在即,哈雷尔最后召见了行动人员,要求他们务必成功。万一事发,也要一口咬定,自己的行动未受任何人的指使;事败而能逃脱,立即设法乘火车转移到邻国;若发现艾希曼逃跑或寻求阿根廷警方保护,则将其当场处决。
活 捉
5月11日19点25分,特遣队绑架小组的汽车到达目的地。这时,第一辆汽车出现了“故障”,第二辆汽车停在距其30米外,公路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和助手们打开汽车罩盖,正满手油污地摆弄发动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班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不来。手表指针指向了20点过5分,焦急的行动负责人,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这时,尾随其后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轻轻拍了拍艾希曼的后背说:“劳驾,先生。”艾希曼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马尔金按倒在地,惊叫起来。马尔金迅速将一块棉布塞入了他口中,几个人瞬间就把他塞进了汽车。
第二辆车立即开过来问:“完事了吗?”
“完了!”马尔金低声答道。两辆汽车飞速般地离开绑架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艾希曼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事既至此,他知道如果反抗的话,以色列人立刻就会把他处决。
以色列人把艾希曼押进“宫殿”。扒去了他的所有衣裤,刺在他后背紧靠腋下的一处“卍”字标记立刻暴露出来,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摩萨德特工给艾希曼套上了一件睡衣,然后把他绑在一个铁床上,开始讯问。
“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号码是多少?”回答几乎不假思索:“889895。”
“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艾希曼顿时浑身颤抖起来,几秒钟后,他胆战心惊地回答:“阿道夫·艾希曼。”
安全抵达以色列
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进行绑架活动,不管被绑架者是什么人,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如何通过阿根廷海关人员的检查呢?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方案,经过哈雷尔的周密考虑后开始付诸实施。
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按照哈雷尔的要求,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5月20日,“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文件便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病人”已经变成了艾希曼。他的照片赫然贴在了原“病人”头像的位置上,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
这一切全都干得天衣无缝。1960年5月20日20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特遣队的医生给艾希曼打了支药力极大的麻醉剂,令他昏昏欲睡,即使有人盘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车队来到机场,一名阿根廷哨兵见是专机组人员专用车,又看他们兴高采烈说笑着,认定这是对阿根廷有好感的客人,只朝车内瞟了一眼,连证件也不看,就挥手让车子驶入机场了。
23时50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但专机却没得到准飞许可,把机上的以色列特工吓个半死,以为阿根廷警方发现了什么问题。
21日0点05分,控制塔传来准飞令,专机立即腾空而起。顿时,机舱内爆发出热烈的呼声。
24小时后,专机安全抵达,在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尔一下飞机便直奔总理办公室,他对着本·古利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本·古利安惊呆了。没想到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还真把艾希曼给带回来了。
几个小时后,本·古利安走上议会大厦讲台,用颤抖的声调,对议员们说:“我应当通告诸位议员先生,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久前已经抓获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目前已经处于以色列的监禁之下,择日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随后,议会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伊塞·哈雷尔坐在议会席的后排,领受着人们的掌声。
尾 声
1961年4月11日,审判开始,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作了报道,艾希曼的辩护只有一句话:它只是在执行命令。
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终判他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
艾希曼临刑前对摩萨德采取的行动作了一番评价:“这件事(绑架)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很出色。我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
万里擒魔,使以色列摩萨德声名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