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飞机，搭载着出席亚非会议的我方工作人员，自香港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突然爆炸，机上1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幸运逃生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几十年来，关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众说纷纭，一度曾经被人称为“冷战时代国共间谍对峙的一大疑案”，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周总理的出行路线
　　1955年3月，美蒋特务机关获得情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非会议。于是，国民党保密局立即指示其在香港的情报站，策划爆炸周恩来所乘坐的飞机。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周恩来本来是计划经香港前往万隆的，是临时改变了路线。经反复查阅外交档案，没有找到相关的佐证。其实，在准备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尼的路线时，周恩来并没有途经香港的计划，而是希望经缅甸前往印尼，以便在亚非会议之前，能够先行跟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晤，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当时只是在考虑，是乘飞机到缅甸，还是从陆路过去。
　　本来周总理是倾向于走陆路的，但是3月12日他突患急性阑尾炎，当天进行了手术。
　　4月3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向周恩来转达了吴努总理的口信，希望周总理能在15日前两三天到达仰光。
　　周恩来回复：在这之前到达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手术后4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5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可见，当时是计划好了走陆路的。
　　
　　国民党香港情报站60万港元买定凶手
　　国民党保密局将一批炸弹从基隆偷运到香港，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交给香港情报站。接着，特务机关开始物色一个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
　　周驹20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对周驹进行了观察，摸清了他的底细，认为这个人可以利用。
　　3月31日，姓吴的特务直接摊牌，提出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否愿意干。开始，周驹觉得这太危险了，不干。姓吴的特务软硬兼施，告诉周驹，既然选中他了，就非干不可，并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行动，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对周驹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并许诺，事成之后，周驹可以得到60万港元的奖赏，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元，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周驹答应考虑考虑。当天晚上，周驹终于答应下来。
　　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个饭店里住下，由小特务时刻监视。接着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他反复进行了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定时炸弹。
　　这时，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但对具体细节尚不清楚。
　　4月9日，已率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的周恩来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时30分，外交部欧洲司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按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将于4月11日上午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然后飞往雅加达。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后，立即研究制定了应对方案。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
　　1955年4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
　　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将有人阴谋破坏飞机的情况通报港英当局，然而，香港警方却没有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关于周驹是如何将定时炸弹带进机场的，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甚至有人说周驹是将炸药装进牙膏里带进去的。从解密档案看，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解密档案中，有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两人向我有关部门报告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由姓黄的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有关人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
　　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2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
　　下午6时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3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解密档案中记载有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的事故调查报告，其中一部分是根据幸存机组人员的回忆记录下来的：
　　大约在6时23分，当飞机在良好天气下飞至约5500米上空飞行时，飞机上发生了爆炸。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当时正在客舱内睡觉，被爆炸震醒，发现有烟从冷空气导管中喷出，怀疑后行李舱起了火。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接近了机身。
　　对残骸进行检查搜集到证据，证明一个定时炸弹曾在右翼轮舱内爆炸，这个炸弹的一些零件还卡在残骸内。
　　消息传到昆明，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的领导都力劝周总理取消万隆之行，缅甸总理吴努也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表示：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什么了不起！并指示外交部，按计划让包租的印度飞机试飞昆明。
　　4月14日上午，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登上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包机前往仰光。
　　4月16日，周恩来起程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当晚6时，顺利抵达雅加达，第二天到达万隆。
　　
　　历史的遗憾
　　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就一直督促港英当局破案。在此期间，港英当局虽曾发表公报，声称会尽力调查事实真相，香港警务署也悬赏缉拿凶手。英国首相艾登也表示要积极配合中方破案。但事实上，英方的调查进展十分缓慢，虽然对包括周驹在内的涉案人员进行过调查审讯，但却始终没有采取拘捕等措施，使这些人一直逍遥法外。
　　周恩来出席完亚非会议回到北京后，于5月8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周恩来让高转告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们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们合作，则我们可向他们提供有关情报。否则，提供情报给他们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
　　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
　　同时提出五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做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时30分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的班机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驹200港元津贴，以示安慰。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
　　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港英方面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5月27日，港英当局发表公报，承认“爆炸物似乎极可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时被安放在飞机上的”，并表示香港政府“决心作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决心尽力来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方悬赏10万港元，信誓旦旦地要缉拿凶手。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应付中方的压力虚晃一枪罢了。
　　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港英当局也曾拘捕过一些人，但又都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并将一些主要的特务分子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
　　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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