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
　　《诗书画》年度展
　　——“男·女”
　　2015.1n16—11.8
　　湖北美术馆
　　李津和靳卫红是当今水墨画界最为出色的两位人物画家。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和靳卫红很熟悉，十多年来，她常常来参加我策划的水墨画项目，探讨一些问题，也有不少争论。靳卫红虽然人缘很好，但她的艺术立场却坚定不移。李津是水墨界的大腕，素有饕餮之称，我虽然也在这个行业从事多年，然而却从未衔杯酒而有交结之欢。我在受命述说李津的艺术之前，和他只见过一面，那是在五年前的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当时，李津作为吕澎策划的“改造历史”的参展画家参加一个笔会，笔会上他那信手画出的几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这次展览给人一致的感觉是：一位男画家，一位女画家，男画家的笔端有女人的婉约，女画家的笔端有男人的狠劲。这种人生与艺术的刚柔相济、阴阳反串的故事，最为时尚界津津乐道。他们似乎都是用调侃的口吻讲述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然而，穿过这些寻欢作乐、觅苦求怨的故事，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位艺术家对水墨画，甚至可以说是对整部艺术史的正经思考。
　　先来描述一下李津的画面：饮食男女是不变的主题，肉林酒池是日常的景致。画中的人物夸张、变形，但既不是传统的样式，也不是现代的手法，它们介于西方的素描式漫画和中国的写意画之间。这倒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服饰所提示的时代和民族特征，而是他的这种造型观念及用笔、用墨、用色的特点，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氛围，一种李津风格。正像此次展览策展人阿克曼所说，李津是一个对自己有着相当研究的画家。他成功地模仿了自己，而这种成功秘诀就是对自我的真诚。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靳卫红的风格形成。卫红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她出生于“文革”初期。她进入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时，“文革”的结束已经十年，美术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新文人画运动正在开始，她的老师们意识到传统水墨画还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靳卫红也受过写实主义的训练，但是她比李津更为轻松地就把它们抛弃了。按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她接受了一种“变形”的造型观念。相比她的前辈，靳卫红更关心的是如何用笔墨和宣纸来表现自己的感觉，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的感觉。她的线条和墨块，都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在相当一个时期，她着迷于游丝描，着迷于它的那种“轻”，她认为这种线条与自己的心情特别契合。但是，她的游丝描的气质与古人的那种俊逸流畅不同，她的线条更加软弱，有点笨拙、有点疲乏、有点病。她喜欢描绘生活中的那种陌生感和苦涩感，描绘一些让人觉得突兀的东西。她的画面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太考究的墨块，湿湿的、烂烂的，看上去没有什么造型、没有什么意图。然而当它们与那些软软的线条一起出现时，可真是绝配。它们营造了一种浓郁的气氛，这种气氛让我们的眼睛迅速地越过形式自身而关注到人物的神情。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靳卫红的绘画观念与李津有一些相似之处，这就是“叙事”（historia）。只不过靳卫红使用的是工具是笔墨，而李津的工具则是“构图”（Composition）——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阿尔贝蒂定义的构图。画自己，将自己作为画面的主题，让自己成为画中的人物来向观众讲述故事，既是对传统绘画的挑战，也是对西方艺术的充实。李津和靳卫红直接把自己放到了画面上。李津是用“他”来表达自己对食、色、性的看法，靳卫红则是用“她”来表达自己对抑郁的看法。如果说，《李白行吟》是梁楷借托诗人的形象来宣导自己情志的话——兴发于彼而意归于此；那么，李津和靳卫红的意图则正好相反，他们是用自己的形象来表达耐人类一些本质问题的焦虑，是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
　　靳卫红的抑郁和李津的恣意，是人类的精神失衡后出现的两极。这两极间产生的张力，为他们的艺术带来荣誉，也为我们的时代敲响了警钟。我们似乎再也回不到先辈水墨画家描绘的那个从容平淡、恬静安逸的世界了。这是水墨画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