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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联在2011年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中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约为1/4。
这个比例让人触目惊心。
可能是拘于中国人“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这1/4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选择沉默，背负着伤痛成为一座座透明的孤岛。同时，由于经济、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女性难以在暧昧的法律条文中找到能保护自己的坚强武器，也难以挣脱婚姻枷锁。往往在周围人劝和不劝分的情况下，她们丧失了最后的求救信心。
2016年3月1日，中国“反家暴法”正式施行。家庭暴力被纳入有效的法律干预之下，从观念上予以重新审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内部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
在“反家暴法”施行不久，广州摄影师冯海泳与腾讯新闻原创团队合作，完成并发布融媒体专题《看见淤青有多难》，并在腾讯《活着》栏目发布《家暴，一场血色的噩梦》纪实图文专题。发布仅四天，这组报道的阅读量即达到3000万。
沉默被打破，这或许让每座“孤岛”都看到一点希望，也让每个人再劝“家里打架”时，有更理性的认识。我们要感谢这些愿意将痛苦经历分享出来的女性，正是每股柔弱的力量，才最终推动了法治的进步。
在《看见淤青有多难》这个摄影项目中，除了摄影师冯海泳，撰稿人罗京运，视频作者于维华，整个创作团队还包括策划、互动设计、产品等多名成员。而将摄影与深度报道结合，并以融媒体的形式制作传播，让传统的报道摄影得到进一步升级加强。虽然由于投资巨大，很多媒体对融媒体报道望而却步，但报道摄影的“报道能力”的确有了新的突破可能。
项目自述：
年过60的程国芳（化名）趁着丈夫出差，匆忙收拾一点行李就逃走了。她把这个过程形容成“胜利大逃亡”。但事实上，那天的离开十分落魄，她连身份证都忘了带。
在“出逃”之前，程国芳犹豫了好几次。“我珍惜这段婚姻，也舍不得让孩子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
崔兰枝比程国芳年长十多岁，她的离家就果断得多。“结婚39年，打了我39年。”最终，崔兰枝在2004年出走，在外流浪，靠打零工度日。
但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中，绝大多数人告别自己经历的方式，都令人感到惊惶不安。
被持续打了好几个小时的黄芳最终受不了，选择从3楼的窗户逃走。
“想逃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她摔了下去。丈夫第一个出现在她身边。黄芳躺在地上央求他打120，“他骂了我一句，就跑了。”
在被丈夫多次家暴之后，夏莹1岁的孩子被前夫带走，从此在她的世界里消失。她总会幻想再见孩子的场景，“他肯定已经不认识我了。我也认不出他了。”夏莹悲伤地说。
陷入绝境的杨希（化名）和许林芳选择孤注一掷。她们以暴力行为反抗长期施暴的丈夫并致其死亡，因此入狱。幸运的是，司法机关在裁决时，长期遭受家暴被引入考量中，制度在家庭暴力面前显露温情。
她们都是那1/4遭受家庭暴力女性的一员。 这些家暴受害者，最开始认为自己或许只是“那个不幸的人”，又误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小事争吵最后演变成一场名为家庭暴力的“战争”。
“为什么不离开这段婚姻？”
这恐怕是最令她们感到悲伤和痛苦的问题。离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风险，不离开是她们的现实选择。她们最后无奈选择沉默，而这个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迷思，会让他们更加沉默。（罗京运）
当初是什么契机去拍摄这个题材？
冯海泳：三个月前，我的同事罗京运提出要做一个关于家暴题材的报道，我一直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加上我们了解到“反家暴法”会在2016年3月1号正式实施，于是开始做反家暴的策划。
在拍摄前，你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
冯海泳：我的同事主要接触一些长期关注家暴的机构、律师，并收集资料。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是对图片效果的设计，确定一个大致的风格或者基调。我还找了一些心理学专业的朋友，请教他们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心态，这对采访时的观察和沟通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还查找了很多关于家暴的摄影报道作参考。
罗京运：我主要是收集、阅读资料。首先，完成整个报道，有一个叫“反家暴网络”的NGO组织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这是一群关注女性权益的人士参加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上后受到启发而成立的机构。他们给了我很多书，让我对这个群体有了一些认识。其次，我翻阅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法律学者的议案、草案。报道中的数据和背景知识主要来源于这些资料，也帮助我在写稿子时避免常识错误。
整个项目拍摄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部分是什么？
冯海泳：最困难的是让受访者同意接受采访，另外寻找案例也占了我们制作这个图片故事很大一部分时间。当时我跟团队的其他成员计划找十个家暴受害者讲述她们的故事。当时大家都觉得很难完成的。
罗京运：一开始我们通过朋友圈寻找采访对象，难度特别大，几乎很难直接联系上他们。所以就从律师、NGO 两个渠道入手，和他们沟通我们的采访主题和呈现方式，让他们信任我们，然后介绍受害者给我们认识。
如何与采访对象沟通，让她们愿意接受采访？
冯海泳：最后我们从十几个案例里，选了八个来拍摄。有些约好了临时又决定不接受采访，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些拒绝采访的人，在看到报道后也来感谢我们做了这个报道。这组报道让更多人知道家暴问题的严重性。
罗京运：最开始，海泳想要拍至少10个受害者，而律师们接触过的受害者中，并不是每一个都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经过了一些沟通，才有一些受害者愿意跟我们见面聊聊，但都有要求，比如不能录音、不能录像。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报道中的程国芳。在约访时，我会先拜托律师、NGO负责人和心理医生帮忙转达采访请求，如果愿意和我们见面或者打电话，再直接联系。
也有几名实习生在帮助我们联络。他们通过网络寻找，确认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者以及她们所能接受的采访尺度，之后海泳再进一步接触，对接采访计划。
在拍摄时，作为男性，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冯海泳：首先触动我的是那个惊人的数字，约有25%的女性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家暴。另外，家暴受害者讲述她们的故事时，手段之残忍是令我们都难以想象的。家暴对妇女以及孩子的影响是永久的，正如其中一个受害者许林芳所说，让她最害怕的并不是受暴时肉体的伤痛，而是对丈夫的绝望，以及因自己长期受虐而觉得自己无能的心理。这大概也是每个女人对爱情的绝望吧。
在影像语言表达上，如何照顾受害者的形象（隐私）？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冯海泳：隐私权是必须要尊重的。首先我很感谢她们信任我并且愿意出镜讲述她们的故事。拍摄时，我以不会影响她们的生活为前提，在沟通时候就要跟她们说明情况，然后询问能不能接受拍摄。有些人不愿意露脸，我们则必须要保护好。而且，我之前拍摄的很多题材都会涉及到隐私问题，相对来说有些经验。
每个对象拍了多久？
冯海泳：一般一到两天，我会判断受害者情绪，避免她们的情绪发生太大变化，采访到这种程度就差不多了。全部采访结束后，所拍照片的数据量大概是60到70G。
我去许林芳家的时候被吓到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觉得拍摄是一个极度痛苦的事情。另一个采访对象黄芳和我同龄，之前翻看她的微信朋友圈，事先了解到她曾经憧憬爱情，但新婚第一天就遭受家暴了，也让我觉得很难受。
这个报道得到采访对象哪些反馈？
冯海泳：现在，我们和某些受害者还会有联系，而且有些之前拒绝的人，也会给我们的报道点赞。遗憾的是，对多数采访对象，我只拍了肖像，没有能够再深入她们的生活。
罗京运：对于要求匿名的受害者，他们很关心报道会不会泄露太多隐私。图片发表之前会先给他们看。报道出来后，有受害者给我微信留言，说感谢我们的努力。目前腾讯公益也在发起为于家暴受害妇女和孩子的公益募捐，后续还想帮到他们。
这个比例让人触目惊心。
可能是拘于中国人“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这1/4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选择沉默，背负着伤痛成为一座座透明的孤岛。同时，由于经济、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女性难以在暧昧的法律条文中找到能保护自己的坚强武器，也难以挣脱婚姻枷锁。往往在周围人劝和不劝分的情况下，她们丧失了最后的求救信心。
2016年3月1日，中国“反家暴法”正式施行。家庭暴力被纳入有效的法律干预之下，从观念上予以重新审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内部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
在“反家暴法”施行不久，广州摄影师冯海泳与腾讯新闻原创团队合作，完成并发布融媒体专题《看见淤青有多难》，并在腾讯《活着》栏目发布《家暴，一场血色的噩梦》纪实图文专题。发布仅四天，这组报道的阅读量即达到3000万。
沉默被打破，这或许让每座“孤岛”都看到一点希望，也让每个人再劝“家里打架”时，有更理性的认识。我们要感谢这些愿意将痛苦经历分享出来的女性，正是每股柔弱的力量，才最终推动了法治的进步。
在《看见淤青有多难》这个摄影项目中，除了摄影师冯海泳，撰稿人罗京运，视频作者于维华，整个创作团队还包括策划、互动设计、产品等多名成员。而将摄影与深度报道结合，并以融媒体的形式制作传播，让传统的报道摄影得到进一步升级加强。虽然由于投资巨大，很多媒体对融媒体报道望而却步，但报道摄影的“报道能力”的确有了新的突破可能。
项目自述：
年过60的程国芳（化名）趁着丈夫出差，匆忙收拾一点行李就逃走了。她把这个过程形容成“胜利大逃亡”。但事实上，那天的离开十分落魄，她连身份证都忘了带。
在“出逃”之前，程国芳犹豫了好几次。“我珍惜这段婚姻，也舍不得让孩子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
崔兰枝比程国芳年长十多岁，她的离家就果断得多。“结婚39年，打了我39年。”最终，崔兰枝在2004年出走，在外流浪，靠打零工度日。
但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中，绝大多数人告别自己经历的方式，都令人感到惊惶不安。
被持续打了好几个小时的黄芳最终受不了，选择从3楼的窗户逃走。
“想逃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她摔了下去。丈夫第一个出现在她身边。黄芳躺在地上央求他打120，“他骂了我一句，就跑了。”
在被丈夫多次家暴之后，夏莹1岁的孩子被前夫带走，从此在她的世界里消失。她总会幻想再见孩子的场景，“他肯定已经不认识我了。我也认不出他了。”夏莹悲伤地说。
陷入绝境的杨希（化名）和许林芳选择孤注一掷。她们以暴力行为反抗长期施暴的丈夫并致其死亡，因此入狱。幸运的是，司法机关在裁决时，长期遭受家暴被引入考量中，制度在家庭暴力面前显露温情。
她们都是那1/4遭受家庭暴力女性的一员。 这些家暴受害者，最开始认为自己或许只是“那个不幸的人”，又误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小事争吵最后演变成一场名为家庭暴力的“战争”。
“为什么不离开这段婚姻？”
这恐怕是最令她们感到悲伤和痛苦的问题。离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风险，不离开是她们的现实选择。她们最后无奈选择沉默，而这个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迷思，会让他们更加沉默。（罗京运）
当初是什么契机去拍摄这个题材？
冯海泳：三个月前，我的同事罗京运提出要做一个关于家暴题材的报道，我一直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加上我们了解到“反家暴法”会在2016年3月1号正式实施，于是开始做反家暴的策划。
在拍摄前，你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
冯海泳：我的同事主要接触一些长期关注家暴的机构、律师，并收集资料。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是对图片效果的设计，确定一个大致的风格或者基调。我还找了一些心理学专业的朋友，请教他们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心态，这对采访时的观察和沟通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还查找了很多关于家暴的摄影报道作参考。
罗京运：我主要是收集、阅读资料。首先，完成整个报道，有一个叫“反家暴网络”的NGO组织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这是一群关注女性权益的人士参加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上后受到启发而成立的机构。他们给了我很多书，让我对这个群体有了一些认识。其次，我翻阅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法律学者的议案、草案。报道中的数据和背景知识主要来源于这些资料，也帮助我在写稿子时避免常识错误。
整个项目拍摄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部分是什么？
冯海泳：最困难的是让受访者同意接受采访，另外寻找案例也占了我们制作这个图片故事很大一部分时间。当时我跟团队的其他成员计划找十个家暴受害者讲述她们的故事。当时大家都觉得很难完成的。
罗京运：一开始我们通过朋友圈寻找采访对象，难度特别大，几乎很难直接联系上他们。所以就从律师、NGO 两个渠道入手，和他们沟通我们的采访主题和呈现方式，让他们信任我们，然后介绍受害者给我们认识。
如何与采访对象沟通，让她们愿意接受采访？
冯海泳：最后我们从十几个案例里，选了八个来拍摄。有些约好了临时又决定不接受采访，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些拒绝采访的人，在看到报道后也来感谢我们做了这个报道。这组报道让更多人知道家暴问题的严重性。
罗京运：最开始，海泳想要拍至少10个受害者，而律师们接触过的受害者中，并不是每一个都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经过了一些沟通，才有一些受害者愿意跟我们见面聊聊，但都有要求，比如不能录音、不能录像。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报道中的程国芳。在约访时，我会先拜托律师、NGO负责人和心理医生帮忙转达采访请求，如果愿意和我们见面或者打电话，再直接联系。
也有几名实习生在帮助我们联络。他们通过网络寻找，确认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者以及她们所能接受的采访尺度，之后海泳再进一步接触，对接采访计划。
在拍摄时，作为男性，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冯海泳：首先触动我的是那个惊人的数字，约有25%的女性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家暴。另外，家暴受害者讲述她们的故事时，手段之残忍是令我们都难以想象的。家暴对妇女以及孩子的影响是永久的，正如其中一个受害者许林芳所说，让她最害怕的并不是受暴时肉体的伤痛，而是对丈夫的绝望，以及因自己长期受虐而觉得自己无能的心理。这大概也是每个女人对爱情的绝望吧。
在影像语言表达上，如何照顾受害者的形象（隐私）？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冯海泳：隐私权是必须要尊重的。首先我很感谢她们信任我并且愿意出镜讲述她们的故事。拍摄时，我以不会影响她们的生活为前提，在沟通时候就要跟她们说明情况，然后询问能不能接受拍摄。有些人不愿意露脸，我们则必须要保护好。而且，我之前拍摄的很多题材都会涉及到隐私问题，相对来说有些经验。
每个对象拍了多久？
冯海泳：一般一到两天，我会判断受害者情绪，避免她们的情绪发生太大变化，采访到这种程度就差不多了。全部采访结束后，所拍照片的数据量大概是60到70G。
我去许林芳家的时候被吓到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觉得拍摄是一个极度痛苦的事情。另一个采访对象黄芳和我同龄，之前翻看她的微信朋友圈，事先了解到她曾经憧憬爱情，但新婚第一天就遭受家暴了，也让我觉得很难受。
这个报道得到采访对象哪些反馈？
冯海泳：现在，我们和某些受害者还会有联系，而且有些之前拒绝的人，也会给我们的报道点赞。遗憾的是，对多数采访对象，我只拍了肖像，没有能够再深入她们的生活。
罗京运：对于要求匿名的受害者，他们很关心报道会不会泄露太多隐私。图片发表之前会先给他们看。报道出来后，有受害者给我微信留言，说感谢我们的努力。目前腾讯公益也在发起为于家暴受害妇女和孩子的公益募捐，后续还想帮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