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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海青（1978－），男，山东滨州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91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研究”（批准号10CKS011）和2010年度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基金会项目“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中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本质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价值规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幸福以及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条件规定——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制度规定——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三个层面。在这三种规定中，制度规定服务于条件规定，而条件规定又最终服务于价值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教条的经济制度论转向生产力的发展论，再从生产力的发展论转向人民的发展、幸福与社会的和谐论这样两次转型。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发展；幸福；生产力；公有制；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4000305
“什么是社会主义”始终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中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换言之，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建设思路与发展方略。要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做出科学的分析与解答，一方面必须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本身，把握马克思论述中最为核心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立足现实实践、深刻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且只有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与互动中认识才可能逐渐明确、问题才有可能求得合理的解答。从理论与现实的这种相互映照与互动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教条的经济制度论转向生产力的发展论，再从生产力的发展论转向人民的发展、幸福与社会的和谐论这样两次转型。
一、共产主义本质的三个层次：一种理论的分析
要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必须先把握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看看马克思是怎样从源头上论述共产主义、分析共产主义本质的。因为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中国现在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言，只有回到马克思的论述本身，才能更好地正本清源，反思与总结我们以往理解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共产主义的本质可归结为三个层次。
第一，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幸福、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念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科学展示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并且社会成员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对方发展与幸福的和谐图景。
共产主义自然不是尽善尽美，肯定也会有它的问题。但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生活的设计者，都可以自由选择，从而真正成为有个性的人。马克思曾对这种生活进行过诗意的描绘：“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537)这种全面发展的和谐状态就是一种自由美好的幸福状态。在这种生活中，个体所体验的必将是一种自由发展的快乐与深沉持久的幸福，并且这种幸福的感觉将是普遍性的，原则上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体验与感受。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发展与幸福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纯粹自我求得，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段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3)
个体的自由发展与普遍幸福、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与全面优化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价值规定上与以往社会的根本区别。这种个体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普遍幸福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规定。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基调，也提供了判断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成效的根本价值尺度。现实的社会主义虽然无法企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境，但是，在历史情势所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努力实现社会关系结构的合理化，推进个体的发展与幸福，仍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社会关系结构的优化与否及其程度，社会成员发展、幸福与否及其程度，应是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成效的核心尺度或元尺度。
第二，共产主义的条件规定：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马克思认为，要达至这样一种个体幸福与社会成员共同幸福的理想之境，社会生产力必须高度发达，包括物质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必须极大丰富。生产力的发达与产品的丰富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而自由时间日益增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真正成为了个人发展的空间，而自由的劳动则给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各种能力的机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3](P123)
如果说个体幸福与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作为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体现了人的尺度，那么生产力的发达与各种产品的丰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性条件规定，体现了物的尺度。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个体与类的幸福而言，这两种规定、两个尺度是高度统一的：就条件而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与产品的极大丰富无疑是那种高度和谐幸福生活的保证与前提，但就价值而言，那种高度和谐幸福的生活则为生产力的发展定下基调、明确方向。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但如果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导向每一个人的发展、幸福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幸福，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利益失衡、公平缺失，或者如果单纯就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谈发展而陷入唯生产力论，那么这种发展就很难称得上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性质的。现实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与切实实现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
第三，共产主义的制度规定：公有制与计划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达与各种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基础上的。尤其是在过渡阶段，“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1](P687)“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1](P683)
如果说社会成员的发展与幸福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生产力的发达与各类产品的丰富是共产主义的保障性条件规定，那么“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产品”则是共产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是内在统一的，统一于每个人的幸福、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共生。换言之，在这三种规定中，制度规定服务于条件规定，而条件规定又最终服务于价值规定，这是在分析共产主义本质理念时所应予注意的。
二、从教条的经济制度论转向生产力的发展论：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一次反思与转型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进行国家制度的建设，以显示新兴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性。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及其过渡时期各种制度措施之论述进行引申的意义上，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归结为单纯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平均分配“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当时认为，坚持了这一结构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结构式理解除了经典著作外无其他根据可凭以及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等原因外，另一个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在思维的无意识中将马克思针对经济制度的理想规定等同于生产发展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本身，等同于人民的发展与幸福本身。也即是说，认为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这种理想制度形态，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促进人民的幸福与发展，这是一种应然的逻辑。这种认识虽未明确，却一直隐含在人们的思维深处。
现在看来，这种思维逻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上所述，在共产主义的本质中，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是内在统一的，“财产公有”制度的采用确实意味着破除私有制基础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意味着个体的发展、幸福与群体的和谐共生，就未来社会的逻辑而言，这三者的内在贯通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脱离这样一种逻辑上的理想语境，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到底该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模式却并不是已然明了的，经典作家针对理想语境的论述是否能直接搬用于现实也并非不成问题的。由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在共产主义理念中原先高度统一的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在当下的实践中是否还能保持其融贯性，也成为一个存疑的问题。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在经济方面“三位一体”模式的确立虽有某种合理性，但实际上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在理想语境下针对经济制度的论述作为确定不变的先验蓝图来看待了。“蓝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样子，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早就给我们设计好了，它科学、准确而完整，犹如摆在面前的一纸工程蓝图”。“当我们仅仅把马恩的结论当做蓝图的时候，无意中就使自己进入‘施工队’的角色。‘施工队’的任务只是按图施工，保证质量，不能按照自己的情况去增减图纸上的东西；……于是，在过于强化的‘蓝图’意识下，社会主义实践者们反而失去了某些主动性和创造性。……有了图纸就有了具体详细的标准，什么合格什么不合格等都一清二楚。……在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环节中，哪个姓‘社’哪个姓‘资’、什么是什么非、该怎样不该怎样等等，都得拿来对照检验，凡事可以问个清楚明白。”[4]既然如此，对于事物就必然不讲功能而先定性。
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机械工程论理解将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的论述绝对化了，由之所引出的“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被放大、被教条化了。现在看，当时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从当下的实际与实践出发，而是从先验的绝对化的原则理念出发。但是，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结构式理解，这种从书本出发的制度模式在实际中并没有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生产力进步与社会普遍幸福的功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理想中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的内在统一在现实实践中却根本无法达到与实现。那么，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而言，要显示其社会主义本质，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继续保持其僵化的经济结构模式，还是寻求新的经济结构模式以发展生产力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成员的发展与幸福？也就是说，是取共产主义的制度规定，还是取共产主义的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取了后者，这一历史的选择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与幸福价值的寻求才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更为深层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抽象地推崇任何结构性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的各种需要及其满足，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的历史规律也表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真正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实际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社会生活条件的创造。因此，一切属于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都不是独立自在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归根到底，它们的去留取舍都要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即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为满足人的需要所必需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否真正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实际功能。”[5](P1516)
这种新旧经济结构模式更替的过程是一个在自我批判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首先需要破旧，然后才能立新，而破旧就需要质疑、需要反思。1982年9月，邓小平曾经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连提出了六个反问：一问“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二问“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问“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四问“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五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六问“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6](P10)这六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传统的体制与做法必须改变，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现实的教训与否定性的反思引发了至今势犹未衰的思想解放潮流，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伴随着多次的思想解放，“发展才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等名言已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并日益完善。市场机制的引入，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个体与群体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最终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在30多年时间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制定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比单纯从经济制度的僵化规定来理解社会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精神，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前进了一大步。具体而言，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那种已经教条化的结构模式，而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积极功能。原先的制度规定被消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突破了具体制度结构的层面而深入到其功能的层面，亦即不再从结构着眼，而是从功能着眼，不是先定性，而是先重实效。这种理解无疑更为深刻，也更具哲学意义。
三、从生产力的发展论转向人民的发展、幸福与社会的和谐论：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又一次反思与转型
邓小平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以及共同富裕都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发展也确曾在短时间内发挥过积极的“平等化效应”与“共富效应”，从而一度在整体上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共同富裕”只是关于经济层面的一个粗线条的价值规定，相应地，在实践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的推进很大程度上逐步变成了经济建设的单维突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全部”，GDP崇拜与唯生产力论实际主导着人们的发展思维。对于有过惨痛教训且穷怕了的国人来说，对于急于摆脱落后状况而欲奋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生产力发展重视过度虽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不看到，单纯的“拜物教”与庸俗的“唯物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有的甚至颇为严重。诸如环境污染问题、官员贪腐问题、民生建设滞后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城乡二元问题、资本疯狂逐利问题等在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侵蚀改革成果的同时，更使社会公众的幸福指数大为降低，社会关系极不和谐。
在各种问题中，对社会大众幸福感影响最大、对社会和谐影响最大的还是公平正义的缺失问题，现阶段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大都与此相关。改革进程中，通过各种合法与不合法途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并未有效带动另一部分人的共富。改革成本与改革代价分担的不合理，改革成果与发展实惠分享的不公正，最终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与社会结构的明显失衡。在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大量资源与机会明显地向少数人聚集，同时此类群体之间的结盟现象日益明显，形成了孙立平所谓的握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与资源向上层的迅速集聚相比，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底层的规模比例在不断扩大。吴忠民甚至认为，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中的许多成员，都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这里所说的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是指：主要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的生活状态没有能够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同步的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边缘化状态；他们的竞争能力表现出某种弱化和退化的状态；他们的基本权利有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开始减小”[7](P98)。精英对资源的过度占有与社会底层规模的庞大，又致使中产阶层发育不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有固化与相对稳定化的趋势，并且日渐形成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
这样一种社会格局造成了一种撕裂社会的幸福鸿沟，鸿沟的一端是在资源控制与机会占有上占据优势的某些精英或发迹者，他们在权与钱、名与利的满足中体会着心理上的优势与他们所认为的幸福，鸿沟的另一端是“被中产”的房奴、车奴、孩奴、蚁组以及庞大的社会底层，他们体会到的更多是无奈感、焦虑感、不公平感、失望感乃至绝望感，而难以生成一种普遍的幸福感。以上分析也表明，幸福作为一种普遍性心理感受，实际上是有其社会结构基础的。
这样一种格局与现状及其引发的普遍幸福感的缺失，不能不使我们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产生质疑：为什么好不容易经济发展了，民生的问题却突出出来？为什么GDP保持高增长，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却越来越多？为什么财富总量上去了，大部分人的心理却失衡了？现实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生产力的增长虽然与人自身的发展相关，但并不等于人的发展的本身与全部，在此之外，人自身的发展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蛋糕的做大也并不意味着分配的正义与利益的合理共享，蛋糕做大的同时还必须公平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我们不能为变革而变革，不能为生产而生产，这些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每一位社会成员更好发展的手段与方法，手段与方法服从并服务于目的才对。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社会的和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已，虽然是相当重要的基础与极为必要的条件。由是，在反思的基础上，个体的幸福与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作为发展的终极性目的终于为人们所深刻认识，以前被制度维度与生产力维度所遮蔽与消融的人的维度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越来越清晰。
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更深一层的理解，是对社会主义目的本身的认识。王占阳甚至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5](P2)“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功能，就是这种社会功能的实际发挥，就是由这种社会功能的发挥而形成的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幸福的实际结果或生存状态。”[5](P15)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谓正本清源、直指根本，也正是在这一“源”与“本”上，我们才会明白现实的社会主义到底还应坚持共产主义的什么东西，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哪些方面与共产主义还是一脉相通的。这样，我们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经历了从制度层面到生产力层面再到人自身层面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逐步打破对共产主义的僵化理解，不断把握其核心、精髓与实质的过程。
既然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我们衡量发展成就不仅要看经济总量与GDP的增长，更要注重社会成员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切实感受。从普遍的幸福感觉来衡量社会发展成就与进步状况更简单、更直观、也更有效。因此，从根本上讲，要把人们是否具有幸福感及其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要把发展的成果真正转化为人们的幸福状态与感觉、快乐状态与感觉、满足状态与感觉。只要是能够真正推动社会成员的普遍发展，有利于人民普遍幸福的，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把握了这一价值主旨，就可以持续地推进思想解放。
在当代中国社会，人民的幸福理念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在党的执政理念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如果说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幸福理念之肇始的话，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则是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与丰富，而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思想则将对这一理念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8](P850)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对于发展与幸福的追求就内容来讲会越来越丰富，就层次来讲也会越来越高，而社会公众对于内涵不断丰富、层次愈益提高的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新格局、不断开辟新境界的根本动力所在。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必须不断拓展改革空间，注重改革的综合配套和全面性，推进改革的深化与发展。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格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格局的逐步展开，其内在逻辑正在于此。
尤其应强调的是，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与关键时刻，人民幸福理念的牢固确立对于改革的深入推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定向意义。温家宝在2010年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2010年2月27日在同网民在线交流时，温家宝总理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释：“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确实，只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公民各项权益，切实做到发展成果由社会共享，不断推进大众的发展与幸福，改革开放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李德顺.“什么是”和“如何建”的统一——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跃迁[N].中国青年报，19981001.
[5]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责任编辑：何敬文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研究”（批准号10CKS011）和2010年度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基金会项目“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中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本质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价值规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幸福以及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条件规定——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制度规定——公有制与计划调节三个层面。在这三种规定中，制度规定服务于条件规定，而条件规定又最终服务于价值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教条的经济制度论转向生产力的发展论，再从生产力的发展论转向人民的发展、幸福与社会的和谐论这样两次转型。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发展；幸福；生产力；公有制；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4000305
“什么是社会主义”始终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中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换言之，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建设思路与发展方略。要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做出科学的分析与解答，一方面必须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本身，把握马克思论述中最为核心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立足现实实践、深刻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且只有在理论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与互动中认识才可能逐渐明确、问题才有可能求得合理的解答。从理论与现实的这种相互映照与互动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教条的经济制度论转向生产力的发展论，再从生产力的发展论转向人民的发展、幸福与社会的和谐论这样两次转型。
一、共产主义本质的三个层次：一种理论的分析
要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必须先把握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看看马克思是怎样从源头上论述共产主义、分析共产主义本质的。因为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中国现在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言，只有回到马克思的论述本身，才能更好地正本清源，反思与总结我们以往理解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共产主义的本质可归结为三个层次。
第一，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幸福、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念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科学展示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并且社会成员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对方发展与幸福的和谐图景。
共产主义自然不是尽善尽美，肯定也会有它的问题。但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生活的设计者，都可以自由选择，从而真正成为有个性的人。马克思曾对这种生活进行过诗意的描绘：“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537)这种全面发展的和谐状态就是一种自由美好的幸福状态。在这种生活中，个体所体验的必将是一种自由发展的快乐与深沉持久的幸福，并且这种幸福的感觉将是普遍性的，原则上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体验与感受。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的发展与幸福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纯粹自我求得，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段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3)
个体的自由发展与普遍幸福、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与全面优化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价值规定上与以往社会的根本区别。这种个体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普遍幸福以及社会的普遍和谐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规定。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基调，也提供了判断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成效的根本价值尺度。现实的社会主义虽然无法企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境，但是，在历史情势所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努力实现社会关系结构的合理化，推进个体的发展与幸福，仍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社会关系结构的优化与否及其程度，社会成员发展、幸福与否及其程度，应是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成效的核心尺度或元尺度。
第二，共产主义的条件规定：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马克思认为，要达至这样一种个体幸福与社会成员共同幸福的理想之境，社会生产力必须高度发达，包括物质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必须极大丰富。生产力的发达与产品的丰富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使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而自由时间日益增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真正成为了个人发展的空间，而自由的劳动则给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各种能力的机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3](P123)
如果说个体幸福与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作为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体现了人的尺度，那么生产力的发达与各种产品的丰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性条件规定，体现了物的尺度。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个体与类的幸福而言，这两种规定、两个尺度是高度统一的：就条件而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与产品的极大丰富无疑是那种高度和谐幸福生活的保证与前提，但就价值而言，那种高度和谐幸福的生活则为生产力的发展定下基调、明确方向。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但如果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导向每一个人的发展、幸福以及整个社会的普遍幸福，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利益失衡、公平缺失，或者如果单纯就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谈发展而陷入唯生产力论，那么这种发展就很难称得上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性质的。现实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与切实实现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
第三，共产主义的制度规定：公有制与计划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达与各种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基础上的。尤其是在过渡阶段，“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1](P687)“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1](P683)
如果说社会成员的发展与幸福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生产力的发达与各类产品的丰富是共产主义的保障性条件规定，那么“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产品”则是共产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是内在统一的，统一于每个人的幸福、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共生。换言之，在这三种规定中，制度规定服务于条件规定，而条件规定又最终服务于价值规定，这是在分析共产主义本质理念时所应予注意的。
二、从教条的经济制度论转向生产力的发展论：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一次反思与转型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进行国家制度的建设，以显示新兴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性。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及其过渡时期各种制度措施之论述进行引申的意义上，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归结为单纯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平均分配“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当时认为，坚持了这一结构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结构式理解除了经典著作外无其他根据可凭以及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等原因外，另一个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在思维的无意识中将马克思针对经济制度的理想规定等同于生产发展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本身，等同于人民的发展与幸福本身。也即是说，认为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这种理想制度形态，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促进人民的幸福与发展，这是一种应然的逻辑。这种认识虽未明确，却一直隐含在人们的思维深处。
现在看来，这种思维逻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上所述，在共产主义的本质中，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是内在统一的，“财产公有”制度的采用确实意味着破除私有制基础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意味着个体的发展、幸福与群体的和谐共生，就未来社会的逻辑而言，这三者的内在贯通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脱离这样一种逻辑上的理想语境，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到底该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模式却并不是已然明了的，经典作家针对理想语境的论述是否能直接搬用于现实也并非不成问题的。由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变化，在共产主义理念中原先高度统一的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在当下的实践中是否还能保持其融贯性，也成为一个存疑的问题。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在经济方面“三位一体”模式的确立虽有某种合理性，但实际上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在理想语境下针对经济制度的论述作为确定不变的先验蓝图来看待了。“蓝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样子，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早就给我们设计好了，它科学、准确而完整，犹如摆在面前的一纸工程蓝图”。“当我们仅仅把马恩的结论当做蓝图的时候，无意中就使自己进入‘施工队’的角色。‘施工队’的任务只是按图施工，保证质量，不能按照自己的情况去增减图纸上的东西；……于是，在过于强化的‘蓝图’意识下，社会主义实践者们反而失去了某些主动性和创造性。……有了图纸就有了具体详细的标准，什么合格什么不合格等都一清二楚。……在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环节中，哪个姓‘社’哪个姓‘资’、什么是什么非、该怎样不该怎样等等，都得拿来对照检验，凡事可以问个清楚明白。”[4]既然如此，对于事物就必然不讲功能而先定性。
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机械工程论理解将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的论述绝对化了，由之所引出的“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被放大、被教条化了。现在看，当时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从当下的实际与实践出发，而是从先验的绝对化的原则理念出发。但是，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结构式理解，这种从书本出发的制度模式在实际中并没有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生产力进步与社会普遍幸福的功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理想中制度规定、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的内在统一在现实实践中却根本无法达到与实现。那么，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而言，要显示其社会主义本质，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继续保持其僵化的经济结构模式，还是寻求新的经济结构模式以发展生产力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成员的发展与幸福？也就是说，是取共产主义的制度规定，还是取共产主义的条件规定与价值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取了后者，这一历史的选择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与幸福价值的寻求才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更为深层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抽象地推崇任何结构性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的各种需要及其满足，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的历史规律也表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真正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实际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社会生活条件的创造。因此，一切属于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都不是独立自在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归根到底，它们的去留取舍都要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即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为满足人的需要所必需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否真正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实际功能。”[5](P1516)
这种新旧经济结构模式更替的过程是一个在自我批判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首先需要破旧，然后才能立新，而破旧就需要质疑、需要反思。1982年9月，邓小平曾经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连提出了六个反问：一问“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二问“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问“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四问“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五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六问“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6](P10)这六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传统的体制与做法必须改变，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现实的教训与否定性的反思引发了至今势犹未衰的思想解放潮流，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伴随着多次的思想解放，“发展才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等名言已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并日益完善。市场机制的引入，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个体与群体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最终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在30多年时间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制定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比单纯从经济制度的僵化规定来理解社会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精神，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前进了一大步。具体而言，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那种已经教条化的结构模式，而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积极功能。原先的制度规定被消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突破了具体制度结构的层面而深入到其功能的层面，亦即不再从结构着眼，而是从功能着眼，不是先定性，而是先重实效。这种理解无疑更为深刻，也更具哲学意义。
三、从生产力的发展论转向人民的发展、幸福与社会的和谐论：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又一次反思与转型
邓小平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以及共同富裕都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发展也确曾在短时间内发挥过积极的“平等化效应”与“共富效应”，从而一度在整体上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共同富裕”只是关于经济层面的一个粗线条的价值规定，相应地，在实践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的推进很大程度上逐步变成了经济建设的单维突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全部”，GDP崇拜与唯生产力论实际主导着人们的发展思维。对于有过惨痛教训且穷怕了的国人来说，对于急于摆脱落后状况而欲奋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生产力发展重视过度虽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不看到，单纯的“拜物教”与庸俗的“唯物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有的甚至颇为严重。诸如环境污染问题、官员贪腐问题、民生建设滞后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城乡二元问题、资本疯狂逐利问题等在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侵蚀改革成果的同时，更使社会公众的幸福指数大为降低，社会关系极不和谐。
在各种问题中，对社会大众幸福感影响最大、对社会和谐影响最大的还是公平正义的缺失问题，现阶段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大都与此相关。改革进程中，通过各种合法与不合法途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并未有效带动另一部分人的共富。改革成本与改革代价分担的不合理，改革成果与发展实惠分享的不公正，最终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与社会结构的明显失衡。在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大量资源与机会明显地向少数人聚集，同时此类群体之间的结盟现象日益明显，形成了孙立平所谓的握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与资源向上层的迅速集聚相比，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底层的规模比例在不断扩大。吴忠民甚至认为，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中的许多成员，都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这里所说的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是指：主要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的生活状态没有能够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同步的关系，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边缘化状态；他们的竞争能力表现出某种弱化和退化的状态；他们的基本权利有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开始减小”[7](P98)。精英对资源的过度占有与社会底层规模的庞大，又致使中产阶层发育不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有固化与相对稳定化的趋势，并且日渐形成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
这样一种社会格局造成了一种撕裂社会的幸福鸿沟，鸿沟的一端是在资源控制与机会占有上占据优势的某些精英或发迹者，他们在权与钱、名与利的满足中体会着心理上的优势与他们所认为的幸福，鸿沟的另一端是“被中产”的房奴、车奴、孩奴、蚁组以及庞大的社会底层，他们体会到的更多是无奈感、焦虑感、不公平感、失望感乃至绝望感，而难以生成一种普遍的幸福感。以上分析也表明，幸福作为一种普遍性心理感受，实际上是有其社会结构基础的。
这样一种格局与现状及其引发的普遍幸福感的缺失，不能不使我们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产生质疑：为什么好不容易经济发展了，民生的问题却突出出来？为什么GDP保持高增长，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却越来越多？为什么财富总量上去了，大部分人的心理却失衡了？现实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生产力的增长虽然与人自身的发展相关，但并不等于人的发展的本身与全部，在此之外，人自身的发展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蛋糕的做大也并不意味着分配的正义与利益的合理共享，蛋糕做大的同时还必须公平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我们不能为变革而变革，不能为生产而生产，这些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每一位社会成员更好发展的手段与方法，手段与方法服从并服务于目的才对。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社会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社会的和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已，虽然是相当重要的基础与极为必要的条件。由是，在反思的基础上，个体的幸福与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作为发展的终极性目的终于为人们所深刻认识，以前被制度维度与生产力维度所遮蔽与消融的人的维度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共产主义的价值规定越来越清晰。
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更深一层的理解，是对社会主义目的本身的认识。王占阳甚至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5](P2)“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功能，就是这种社会功能的实际发挥，就是由这种社会功能的发挥而形成的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幸福的实际结果或生存状态。”[5](P15)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谓正本清源、直指根本，也正是在这一“源”与“本”上，我们才会明白现实的社会主义到底还应坚持共产主义的什么东西，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哪些方面与共产主义还是一脉相通的。这样，我们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经历了从制度层面到生产力层面再到人自身层面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逐步打破对共产主义的僵化理解，不断把握其核心、精髓与实质的过程。
既然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我们衡量发展成就不仅要看经济总量与GDP的增长，更要注重社会成员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切实感受。从普遍的幸福感觉来衡量社会发展成就与进步状况更简单、更直观、也更有效。因此，从根本上讲，要把人们是否具有幸福感及其程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要把发展的成果真正转化为人们的幸福状态与感觉、快乐状态与感觉、满足状态与感觉。只要是能够真正推动社会成员的普遍发展，有利于人民普遍幸福的，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把握了这一价值主旨，就可以持续地推进思想解放。
在当代中国社会，人民的幸福理念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在党的执政理念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如果说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幸福理念之肇始的话，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则是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与丰富，而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思想则将对这一理念的认识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8](P850)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对于发展与幸福的追求就内容来讲会越来越丰富，就层次来讲也会越来越高，而社会公众对于内涵不断丰富、层次愈益提高的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新格局、不断开辟新境界的根本动力所在。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必须不断拓展改革空间，注重改革的综合配套和全面性，推进改革的深化与发展。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格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格局的逐步展开，其内在逻辑正在于此。
尤其应强调的是，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与关键时刻，人民幸福理念的牢固确立对于改革的深入推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定向意义。温家宝在2010年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2010年2月27日在同网民在线交流时，温家宝总理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释：“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确实，只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公民各项权益，切实做到发展成果由社会共享，不断推进大众的发展与幸福，改革开放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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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德顺.“什么是”和“如何建”的统一——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跃迁[N].中国青年报，19981001.
[5]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责任编辑：何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