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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G20打开了一扇门，使G20将机制性地讨论贸易与投资议题。
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和全球贸易治理困境是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两大难题，中国为G20打开了一扇门，使得G20将机制性地讨论贸易与投资议题，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和解决全球贸易治理困境的路上迈开步子。
贸易减速之困
今年4月份，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为2.8%。同样是在该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预测2016年的世界经济增速为3.2%。这意味着世界贸易增速将低于经济增速。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世界贸易增速就没再跑赢过经济增速。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贸易增速连续几年均低于经济增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仅有的例外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成为贸易保护的“带头大哥”，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世界贸易增速陷入较长一段时期的低迷。二战以后，已确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意识到贸易自由化对自身的好处，主导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不断降低成员国的关税。此后世界贸易进入持续繁荣的周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兴起，使用传统统计方法得到的贸易增速大幅高于经济增速。全球贸易增长进入“黄金时代”。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贸易增长未经历“青铜时代”便进入“黑铁时代”。2012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已经悄然恢复到199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而全球贸易增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
全球贸易形势不好具有诸多不利，世界需要尽快摆脱低速增长的“陷阱”。
第一，从整个世界层面来看，贸易可以看作经济增长的晴雨表。贸易持续低迷背景下，各国在看待目前恢复不错的经济增长时，难免会“心虚”。只有在贸易也恢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更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对于单个经济体而言，对外贸易无疑是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动力不足将为本国经济增长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三，对于参与外贸活动的企业或居民而言，贸易形势不好，将直接影响自身的经营状况和收入水平。
中国担任G20主席国，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和全球贸易治理做了大量工作。
全球贸易治理难题
全球贸易治理主要涉及各经济体为处理贸易问题而进行的贸易合作或作出的其他安排，除能保障国家间贸易的正常运行外，还可为促进全球贸易增长保驾护航。
全球贸易治理的最优安排应当是：
第一，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推动全球贸易增长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创造巨大的贸易量。当今世界贸易增长的潜力，无疑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经济体本身的关税已经很低，降关税的空间有限，对世界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有限。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货物贸易成本尤其是中间品进口成本可以促进自身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不仅为自己带来出口增长，还能拉动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
第二，构建包容和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由于生产要多次跨越国境，全球价值链分工能放大外部需求对贸易的拉动效果。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区域性价值链是北美价值链、东亚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除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区域性价值链。整合这些区域性价值链无疑需要多边层面的合作和沟通。
第三，呼唤多边层面的国际投资治理框架。修复金融危机破坏的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投资设立外企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且，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促进这类投资也能加深全球价值链分工。这需要建立全球层面的多边投资规则和组织，保护和促进对外投资，从而起到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
可现实情况并非。目前全球贸易体系渐呈碎片化趋向：
第一，区域贸易协定（FTA）占据主导地位，多边贸易协定谈判难以推进。在需要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之时，WTO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却久拖未决，而且谈判前景不容乐观。FTA大量涌现，而且新世纪以来出现规模较大的巨型FTA。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类FTA，目的是在追求绝对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树立各类高标准规则，这类FTA是否能起到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尚不确定。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排他性较为明显。普通的FTA可以通过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带动区外经济体的发展，但是目前具有排他性的区域价值链与为促进贸易增长所需的包容协调的价值链并不一致。
第三，各国签署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尚没有多边投资规则。BIT当然也能促进对外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规则的不一致，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迫切需要整合已有的BIT。
简言之，多边贸易治理框架既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增长，也应该是全球贸易治理的方向。但现实情形是FTA和BIT占据主导地位，贸易治理体系日益分散化。也即全球贸易治理中出现了需求（多边）和供给（碎片化）不匹配的局面，姑且称之为全球贸易治理困境。
杭州芝麻开门
从经济学上看，多边框架能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但是，目前，并非经济学最优的区域框架暂时超越了多边框架。这再次验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即集团成员越多，越不容易达成集体行动。此时，只有超越单一政府层面的全球性治理平台发挥作用，才能解决这一难题。纵观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只有G20有可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G20成员具有代表性，其集团规模相比WTO也明显缩小，更容易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G20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能享受到多边贸易自由化好处的份额也会很大，这是G20成员在多边层面有所作为的动力。更为关键的是，G20成员的差异性肯定要远小于WTO众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更容易具有相容性利益。
G20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才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的治理平台，这几年的议题主要是短期性的，尚没有涉及贸易与投资等中长期性议题。由于经济增长的复苏，G20在危机期间“救火队”的角色渐渐褪色，此时，如果G20不能向长效机制转变，将会在迷失中失去自我。中国在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推动建立贸易与投资工作组机制，并发布G20贸易部长会议声明，重点关注全球贸易增长和全球贸易治理这两大困境，取得丰硕成果，如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推动构建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等。
中国打开了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芝麻之门，只有G20持续的努力，才能让世界摆脱全球贸易治理困境、走出贸易低迷的泥沼。
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和全球贸易治理困境是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两大难题，中国为G20打开了一扇门，使得G20将机制性地讨论贸易与投资议题，在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和解决全球贸易治理困境的路上迈开步子。
贸易减速之困
今年4月份，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为2.8%。同样是在该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预测2016年的世界经济增速为3.2%。这意味着世界贸易增速将低于经济增速。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世界贸易增速就没再跑赢过经济增速。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贸易增速连续几年均低于经济增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仅有的例外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成为贸易保护的“带头大哥”，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世界贸易增速陷入较长一段时期的低迷。二战以后，已确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意识到贸易自由化对自身的好处，主导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并不断降低成员国的关税。此后世界贸易进入持续繁荣的周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兴起，使用传统统计方法得到的贸易增速大幅高于经济增速。全球贸易增长进入“黄金时代”。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贸易增长未经历“青铜时代”便进入“黑铁时代”。2012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已经悄然恢复到199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而全球贸易增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
全球贸易形势不好具有诸多不利，世界需要尽快摆脱低速增长的“陷阱”。
第一，从整个世界层面来看，贸易可以看作经济增长的晴雨表。贸易持续低迷背景下，各国在看待目前恢复不错的经济增长时，难免会“心虚”。只有在贸易也恢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更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对于单个经济体而言，对外贸易无疑是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动力不足将为本国经济增长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三，对于参与外贸活动的企业或居民而言，贸易形势不好，将直接影响自身的经营状况和收入水平。
全球贸易治理难题
全球贸易治理主要涉及各经济体为处理贸易问题而进行的贸易合作或作出的其他安排，除能保障国家间贸易的正常运行外，还可为促进全球贸易增长保驾护航。
全球贸易治理的最优安排应当是：
第一，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推动全球贸易增长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创造巨大的贸易量。当今世界贸易增长的潜力，无疑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经济体本身的关税已经很低，降关税的空间有限，对世界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有限。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货物贸易成本尤其是中间品进口成本可以促进自身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不仅为自己带来出口增长，还能拉动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
第二，构建包容和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由于生产要多次跨越国境，全球价值链分工能放大外部需求对贸易的拉动效果。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区域性价值链是北美价值链、东亚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除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区域性价值链。整合这些区域性价值链无疑需要多边层面的合作和沟通。
第三，呼唤多边层面的国际投资治理框架。修复金融危机破坏的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投资设立外企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且，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也越来越多，促进这类投资也能加深全球价值链分工。这需要建立全球层面的多边投资规则和组织，保护和促进对外投资，从而起到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
可现实情况并非。目前全球贸易体系渐呈碎片化趋向：
第一，区域贸易协定（FTA）占据主导地位，多边贸易协定谈判难以推进。在需要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之时，WTO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却久拖未决，而且谈判前景不容乐观。FTA大量涌现，而且新世纪以来出现规模较大的巨型FTA。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类FTA，目的是在追求绝对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树立各类高标准规则，这类FTA是否能起到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尚不确定。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排他性较为明显。普通的FTA可以通过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带动区外经济体的发展，但是目前具有排他性的区域价值链与为促进贸易增长所需的包容协调的价值链并不一致。
第三，各国签署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尚没有多边投资规则。BIT当然也能促进对外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规则的不一致，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迫切需要整合已有的BIT。
简言之，多边贸易治理框架既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增长，也应该是全球贸易治理的方向。但现实情形是FTA和BIT占据主导地位，贸易治理体系日益分散化。也即全球贸易治理中出现了需求（多边）和供给（碎片化）不匹配的局面，姑且称之为全球贸易治理困境。
杭州芝麻开门
从经济学上看，多边框架能最大程度地做大蛋糕。但是，目前，并非经济学最优的区域框架暂时超越了多边框架。这再次验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即集团成员越多，越不容易达成集体行动。此时，只有超越单一政府层面的全球性治理平台发挥作用，才能解决这一难题。纵观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只有G20有可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G20成员具有代表性，其集团规模相比WTO也明显缩小，更容易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G20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能享受到多边贸易自由化好处的份额也会很大，这是G20成员在多边层面有所作为的动力。更为关键的是，G20成员的差异性肯定要远小于WTO众多成员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更容易具有相容性利益。
G20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才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的治理平台，这几年的议题主要是短期性的，尚没有涉及贸易与投资等中长期性议题。由于经济增长的复苏，G20在危机期间“救火队”的角色渐渐褪色，此时，如果G20不能向长效机制转变，将会在迷失中失去自我。中国在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推动建立贸易与投资工作组机制，并发布G20贸易部长会议声明，重点关注全球贸易增长和全球贸易治理这两大困境，取得丰硕成果，如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推动构建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等。
中国打开了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芝麻之门，只有G20持续的努力，才能让世界摆脱全球贸易治理困境、走出贸易低迷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