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我极少接触京剧。1940年冬天，我因孤岛形势日益恶化，决定离开上海去大后方。中学同学王南群、过振东为我送行，请我在卡尔登观看了周信芳的《文素臣》，周信芳、高百岁诸位的表演很精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整整九年，没有再观看过京剧。
　　194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那时天天看戏，也经常见到周信芳，但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1950年5月，华东文化部成立，我调到戏改处，不久建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周信芳出任院长，我和周信芳打交道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1951年，中国戏曲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吕君樵、张震和我负责初试，录取了生行的钱浩梁和旦行马晨曦。复试请梅兰芳、周信芳主持，干部则仅我一人到场了。周信芳经常来衡山路十号，因为来得较早，我们就随便谈开了。后来考生唱的戏是《追韩信》，周信芳笑了，他说：“不一定要唱我的戏啊！”我向他作了解释：“事先考生根本不知道谁来对他们复试。”周信芳听了钱浩梁（浩亮）的唱，基本上表示满意，认为嗓子不太好，是青春期常有的现象，很快会好转的，于是，他又问了这个考生一些其他问题。考生退场，他表示可以录取，又对我说：“原来是钱麟童的儿子，他父亲我熟悉。”这一次复试工作，我和周信芳一起两个小时，对他的办事认真细致、对青年的爱护都有了出乎意料的体会。因为对周信芳这样的名表演艺术家来说，这确是小事一桩也。他推脱事情忙，不来，也完全可以。当然，梅兰芳也准时到达了，对于旦角的考试，也极其认真细致。
　　就在这一年，周信芳演剧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在上海出版的特刊上有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一篇十分简短的祝词，是陈望道部长叮嘱我拟的初稿。华东文化部及所属戏改处都送了用整幅宣纸写的祝词各一轴，都是伊兵处长布置我写的颜体楷书，字相当大。因为这些只是具体的工作人员做的工作，当然没有告诉周信芳本人我分别是拟稿者、书写者，所以周信芳始终不知道。现在那本特刊仍有收藏、流传，那两轴颜体楷书早在“文革”中被毁了。
　　1953年，华东文化部改组为华东文化局，我到华东戏曲研究院做资料研究工作，和院长周信芳经常在一起谈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剧目，我们彼此发现都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有浓厚的兴趣，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七岁时以“七龄童”艺名而蜚声京剧舞台，对文史学术有这样的基础，使我完全出乎意外，也颇为钦佩。没有恒心和毅力，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在旧社会成长的一大批戏剧艺术表演家，像他周信芳，真是凤毛麟角也。
　　他每次来到院部，如果不是有会议要开，毫不例外地总是先到资料研究组兼作图书室那一个大厅，和大家谈，或翻阅图书。关于京剧唱、做、念、打诸问题，他基本上找徐筱汀（徐慕云之弟）谈，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上找我。很快，我们彼此都加深了相互的了解。
　　那时候中央文化部、中国京剧院、中国戏剧出版社都忙着剧目审定工作，决定先把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的代表作予以整理出版，予以推广，也是对所有戏曲表演艺术界剧目审定工作的推动和示范。北京经常来文来电催促，不仅如此，有时还派戴不凡到上海，抓得很具体。有一天，周信芳却约我单独谈话，谈的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定稿问题，他拿出了当时的演出本，实际上也是他亲笔写下的手稿，还有一张纸，是田汉的意见，那是对三四句唱词有所修改。周信芳说：“现在都交你，请你替我拿个主意，把本子定下来。”因为这本子已经在舞台上演出多年，成为经典了，岂是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可轻举妄动的，至于田汉，他是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局长，既是权威，也极在行，因此我一再推辞，他却不肯改变他的决定。我又说：“院里编审室的京剧组也许比较适合做这件事。”他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京剧业务，他们比你熟悉，但是对《史记》、《汉书》，你比他们熟，这是历史剧，还是请你拿主意比较合适。”就这样，我真有点诚惶诚恐，把任务接下来了，大约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才交还本子。究竟采用了田汉的意见没有，已记不清，但是，这对我确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周信芳也没有再有任何反复，《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记》说明此剧由严朴、蒋星煜协助整理，严朴是编审室京剧组组长，所以也有他的名字，实质他并未参与。
　　为了配合《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的发行和宣传，《光明日报》同时组织我写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人物描写》，在副刊《东风》发表，我也正好借此机会谈谈我的理解和体会。此文后来被收入《周信芳艺术评论集》，于1982年12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后来曾再版过，剧本未有任何改动，但协助整理者姓名却变了。这种事情我经历多了，没有精力去交涉。
　　华东戏曲研究院那里先后两年多，和周信芳相处是非常愉快的。他主演的戏我印象颇深的除了《四进士》、《萧何月下追韩信》、《打严嵩》、《清风亭》、《坐楼杀惜》之外还有《秦香莲》，这个本子集中各剧种本子的精华，执笔者为严朴，但也可以说是周信芳亲自改编，字字句句均出于他的口述，严朴“执笔”而已，采取了包审包断的框架。周信芳一人饰两角，前为丞相王延龄，后为开封府尹包拯。王延龄为一熟悉世故人情近乎圆滑之老官僚，但还有一些正义感，可又怕担风险，性格复杂。周信芳塑造之王延龄恰到好处，与《四进士》之宋士杰异曲而同工。相形之下，包拯反而比较一般，唱腔并未向净角靠拢，但尽可能淡化了迷信色彩加深了人情味。彩排、公演、华东会演，我看了三次。我向周信芳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延龄身为丞相，他解决不了的案子，叫秦香莲去向开封府告状，于情于理似乎说不通。因为开封府尹的官固然不小，但总比不过丞相也。周信芳听了也笑了，他对我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老戏就是这个样子，不是我首先如此处理的，但是，你的疑问我也早就想到了。戏这样编，不能说它荒唐离谱，多少也有一点依据，或者说有由来的。我查阅了《宋史》，原来宋太宗赵匡义、宋真宗赵恒没有做皇帝之前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当时人们心目中，这开封府尹的职权实际上已超越了法律文本所规定的范围，而仅次于皇帝了。”我去翻阅了《宋史》，果然如此，从此对他更加钦佩。1961年，北京、上海都为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周年而展开了庆祝活动，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略谈周信芳史学修养》，2月2日发表于该报，也谈到了他关于《秦香莲》、关于包拯的谈话。 　　十分遗憾的是周信芳的《秦香莲》也极少有人谈起，这一版本的演出更成了绝响，能够前王延龄、后包拯这样一人饰两角的表演艺术家恐怕也难找了。
　　我还和周信芳一起在台下看过金素雯、陈正薇、沈金波诸人合演的《皇帝和妓女》，他发表了感慨，他说：“像范琼这种类型的坏人，肯定现在也会有，当然不多。隐藏得很深，不容易发现罢了！”也许他有所指，我没有追问。
　　随着华东大区的撤销，1955年华东戏曲研究院也将不存在，同时分别成立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戏曲学校等机构。许多同志建议：出版一本纪念册。秘书长伊兵根据大家的意见，进一步落实了这件事情：一、院长周信芳以及院内各级领导和主要编、导、演、音乐、舞美都写点经验或心得体会；二、为了不影响机构改组、移交等工作，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作组，在上海越剧院内辟一室作为办公室。这一切都异常顺利地在进行。
　　这个工作组共三人，伊兵指定以我为主。我立即和周信芳院长联系，他一口答允，但他说了大意，要我成文。作为工作总结的第一篇，主要是谈对戏曲遗产的看法，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一概否定，但也应该允许作某些改动。所用的语言从现在来看，也许“左”了一点，当时来说，已经比较持平了。又一再强调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也是当时大家的共识。文章不长，不到千字，标题为《巩固成果坚持斗争》。我笔录完毕，读一遍给他听，未有改动，就定稿了。
　　这本纪念册清样拿到手时，华东戏曲研究院的改组改建工作已完成，原单位秘书长已调北京，任中国剧协秘书长。看清样这最后一关落到了上海市文化局代局长陈虞孙头上。他看了清样，觉得篇幅太庞杂，把文章严加选择，改名为《华东戏曲研究院文件资料汇编》于1955年3月作为内部文件出版，印数有限。经过“文革”，留下的更少了。
　　从1955年春天开始，周信芳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而我到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一处，不久被指定联系京剧院，我和周信芳又有了较多的晤谈机会。当昆剧《十五贯》在全国广为传播时，他一向以演清官戏《打严嵩》、《四进士》诸剧而负盛名，自然也想到编一出新的清官戏，选择什么题材，他拿不定主意。我谈起文化局领导李太成也叮嘱我要多多关心清官戏的题材，我初步提出了海瑞及至蔡襄等历史人物。周信芳说，他从前演过传统的连台本戏《德政坊》和《五彩舆》，都是以海瑞为主角，但故事则各不相同，问我这两个本子哪一种好些。我对他说，两种本子我都看过，故事都曲折有趣，但是却和历史上的海瑞是两回事，《五彩舆》写鄢懋卿的妻子被别人抢去，那情节比较庸俗。周信芳听了，放弃了改编《德政坊》或《五彩舆》的想法。
　　我收集有关海瑞的历史资料的工作得到了李太成的肯定，周信芳又对海瑞戏流露了浓厚的兴趣，我更加快了工作的进度。1957年初，我已经把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两代各种海瑞的文集读完，整理出了一本简要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送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很快审查通过，出版问世了。
　　1959年4月9日，周扬在上海传达中宣部宣传海瑞精神的决定，希望上海文艺界能创作、上演宣扬海瑞刚正不阿精神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正因为我写过《海瑞》传记，一时之间成了许多报纸、刊物乃至文艺单位以及电影厂的访问、约稿对象。
　　《解放日报》约我写稿，因为是党报，我也就没有向李太成汇报，径自为其副刊写了一篇五千字的《南包公海瑞》。周信芳本人以及上海京剧院根据权威方面的意见就以《南包公海瑞》的故事框架开始酝酿写京剧，并约我到院部艺术室作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术报告，院长周信芳、副院长陶雄、编剧许思言都去听了。我发现图书资料室贴了一张布告，可以代购《海瑞》一书。
　　上海京剧院的《海瑞上疏》（初名《海瑞上本》）由周院长亲自在抓，而且在名义上还请《文汇报》社长陈虞孙“挂帅”，后来很少来找我。文化局干部的分工经常在调动，当时有数千万字的传统剧目要校勘，急等着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临时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班子，调我协助宗政文一起负责。从此，我和《海瑞上疏》不再有联系，正式公演时，报刊还是约我写了剧评。
　　转眼到了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春桥的周密安排之下在《文汇报》发表，随之吴晗作了自我批评。《文汇报》从此就直接由张春桥控制了。《文汇报》出面组织了两次讨论，出席者都是学术界的。我去了，未见周信芳。但上海市委宣传部也召开几次大规模的会议，周信芳去了。杨永直部长强调了讨论不必和《海瑞上疏》联系，我们稍稍放心一些。
　　很快，徐景贤受张春桥指派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服务？》，那是1966年2月12日，黑文咬定我和吴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然还未点周信芳的名，但此文咬定《海瑞上疏》为《海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我们已经感觉到一场弥天大祸要降临了。
　　上海的剧协也召开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座谈会，基本上由姚时晓主持，周信芳和我每次都参加了。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仍是从戏曲史的角度谈问题，心平气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冯树棠每次发言都无限上纲上线，有时比丁学雷那篇黑文更杀气腾腾。周信芳每次都气得脸色发白，甚至身体打哆嗦。我的发言更毫无例外地被冯树棠批得体无完肤。主持人姚时晓竭力想把讨论会的批斗倾向扭转过来，可毫无作用，最后成了道地的斗批会，只是没有打人而已。
　　4月间，我被宣布“靠边”，据说是第一个“靠边”的。两周后，有了第二个“靠边”的，就是周信芳。紧接着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斗会，有时接连着好几天，天天都有，在单位、在工厂、在剧场各地的都有。《海瑞上疏》是周扬指定、指导的剧目，我们都认为是完成党所布置的任务。当造反派“揭露”周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时，我们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声辩的余地了。
　　而且，陶君起编辑出版《京剧剧目初探》，也要举行批斗会，批斗周信芳和我；陈大濩改编过《四郎探母》，也要举行批斗会，批斗周信芳和我，足见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必欲把周信芳和我置之死地才甘心了。在这些批斗会中，一连三四小时不准抬头，不准喝水，尤其在大热天，真是惨无人道。下午开批斗会的话，没有晚饭吃，也是当时不成文的法。
　　《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好，《海瑞上疏》的批判也好，原是“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开锣戏，后来他们忙于别的重大政治阴谋，这种批斗会就少开了。彼此又不在一处“隔离”，我和周信芳见面的机会随之减少。我被解除“隔离”不久，又到了五七干校。在监督劳动中，又怎敢打听周信芳的下落呢？
　　周信芳于1975年3月8日因受长期残酷迫害而死于华山医院一事，我于1978年回到市文化局以后才知道。
　　8月16日，周信芳骨灰安放仪式在龙华革命公墓进行。一位科级干部指派我用墨笔工整楷书写了所有的通知的信封，有的曾经“造反”的好汉也参加了。但他不准我参加。
　　11月，上海市文化局与剧协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为周信芳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为与《海瑞上疏》有关的、受到诽谤的、迫害的一批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与此同时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了大规模的座谈会，为受迫害而死的李平心、周信芳等平反昭雪。社联负责人罗竹风派副秘书长郑心永事先来看我，要我对出席人员提出意见。我认为周信芳之子周少麟及其夫人在“文革”中遭遇甚惨，目前精神上仍痛苦不堪，请考虑邀请出席。罗竹风采纳了我的建议。在讨论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同志也作了发言，我冒昧地向夏老说，周信芳家属也在会场，希望他能接见。夏老一口应允，随即与周少麟夫妇进行了单独的会晤，亲切地慰问。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总觉得很愧对这位成就卓越、含冤而死的大艺术家。
　　这些年来，已经写了几篇关于周信芳的回忆文章，都是亲身经历，相信有许多事情是从未披露过的。这一篇文章不长，却是比较全面地回忆了我们相处的旧事，聊以寄托我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