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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2010年国内15家报纸有关转基因技术的176篇报道进行分析，考察媒体对转基因技术传播的现状，从而探讨如何有效的发挥大众传媒风险沟通的功能。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公共领域；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030-02
21世纪被称为生物科技的世纪，而生物科技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转基因技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因为科学家传播技巧的缺乏、驾驭新闻的能力不足，公众科普知识的缺乏，以及媒体作为构建“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没有充分发挥其对话和沟通的功能，出现了传媒风险传播的“悖论”。在转基因技术的传播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调查显示，在公众获得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渠道中，电视占22.5%，网络占18.6%，报刊占45.3%,人际传播中的亲戚朋友占8.6%，其他占5%。[1]报刊在所有获得信息的渠道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本文选取报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传播的过程及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呈现
为了从宏观上考察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呈现，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输入主题“转基因”获得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有关转基因的报道，并选取《科技日报》、《粮油市场报》、《农资导报》、《国际商报》、《第一财经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食品质量报》、《光明日报》、《新农村商报》、《农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21世纪经济报道》、《健康报》、《中国经濟导报》、《中国经济时报》15家报纸的176篇报道予以分析。
（一）报道的趋势
如图1所示，2010年15家报纸针对“转基因”的报道有176篇，平均每个月14～15篇，显然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报道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三月份报道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因为“两会”在这一时期召开，转基因技术问题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而且欧盟3月2日批准了转基因土豆Amflora的种植，此外绿色和平组织借助3•15消费者权益日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散装报告》，在不同行动主体的交锋下，引起了舆论的漩涡。
图1报道的趋势
（二）报道的信息类别
本文将这176篇报道划分为三种类别：正面信息、中性信息和负面信息，分别代表对转基因技术的三种不同态度。如图2所示，正面信息的条数占总数的43%，主要是专家的访谈、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前景；中性信息占报道总数的34%，以政策的报道、事实的描述、专家之间观点的陈述为主体；负面信息占23%，主要涉及到NGO组织、专家的反对意见以及一些案例，虽有些案例有的已被证实是虚构的，但是它们仍是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报道的信息类别
（三）报道关注的对象
本文媒体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指在这些报道中，媒体代表哪个群体的声音，反映了哪类群体的态度和意见。经梳理发现，如图3所示，媒体报道中专家出现的频率最高占42%；其次是政府占23%，不过样本中的政府并不仅仅局限于我国的政府部门，也包含国外政府机构，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分析发现政府部门主要是对事实的澄清和政策的宣传，始终处于被动的“防守状态”。再次是NGO组织，它们主要代表反面的声音而出现。而有关公众的报道或者公众出现的频率仅占总数的7%。可以看出，政府、专家、NGO组织成为转基因传播过程中媒体关注的主体与焦点，而公众成为了“局外人”。
图3报道关注的对象
二、媒体风险传播过程分析
（一）媒体单向静态传播风险
转基因技术的传播过程本应该是一个“风险”的互动过程，即政府、专家、社会团体、企业和公众之间的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的过程。而事实上，报纸更多的仍是一种“静态”的信息传播过程，只是简单的罗列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没有赋予公众反驳权。这种由专家或政府对公众的单向性信息传播模式缺乏生命力和凝聚力，违背了新闻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双向的信息互动才具有吸引力、创造力。
（二）媒体建构风险符号
在转基因技术的传播中，各大报刊用建构出来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符号，进行强势宣传，吸引公众的眼球。公众成了这些符号的消费者，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闭眼、睁眼都是转基因技术事件。正面报道主要从我国粮食生产的紧缺，传统农药、化肥过多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威胁，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前景、国家战略并借鉴国外的政策等来引导公众科学、理性的认识转基因技术，如：《加快转基因研发，夯实粮食安全》、《欧盟为转基因土豆种植“开绿灯”》、《转基因技术潜力大》等报道。相反，负面的报道主要从夸大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专利权被国外控制、甚至将其描绘成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新型武器，来吸引公众的眼球。如：《“超级杂草”给转基因技术带了的反思》、《德国误种遭禁转基因玉米损失严重》、《天使还是魔鬼》、《激辩转基因食品：是“救星”还是“大祸”》、《转基因如何从小白鼠到人类？》等一系列报道。
（三）媒体风险传播的社会化、政治化
转基因技术是技术风险和建构风险的统一体，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包括科技风险、媒介传播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转基因技术对公众而言，是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因而转基因的传播过程首先应当是对公众的科技风险传播，但是对报道的分析可以发现，媒体的传播脱离了其应有的轨道，由对科技风险的传播议题转变为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议题，夸大转基因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风险，“然而当风险议题或环境议题被视为政治议题，则该议题虽然能见度得以提高，却视乎失去了讨论空间，甚至成为各利益集团争论的工具。一旦该议题被视为纯粹的争论工具，不论议题是否得到妥善的解决或充分讨论，都丧失了大众传媒在风险沟通中应担当的职能” [2]。
三、媒体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的转型
大众传媒作为风险传播的媒介和行动者，媒体不同的传播初衷、传播目标、传播实践必将造成不同的传播效果，促进传媒风险传播的转型是传媒科技传播发展的必然。
（一）媒介素养的提高
一方面，传媒从业人员应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从事传播活动的人员大多都是文科出身，很少具有理工科的背景，而转基因技术的传播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它需要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只有提高传播者的科技素养，才能提高传播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随着传媒的发展，人们面临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往的“信息贫乏”变成了“信息爆炸”的时代，“根据某些统计，一份日报包含的信息量大约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普通人一生接受的信息”。[3]在浩瀚如烟的信息海洋中，要求受众具有理解、质疑、评估、选择、理性反应的能力。
（二）风险沟通理性的培养
既然媒介是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的核心关键之一，那么媒介关于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建构以及在传播方面所具有的理性无疑也是保持公众理性判断的关键。
媒体如果仅仅把公众当成传媒市场，对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传播仅仅是选择性的报道，隐瞒批评的话语，则必然会造成公共话语的萎缩以及给转基因技术传播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实际上，风险传播是由英文单词risk 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的，而communication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沟通。沟通的对象包括公众、政府、技术专家、社会团体。媒体关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传播必须具备一定的沟通理性，报道时补充充足的转基因技术知识，转基因技术风险背景，使得转基因技术成为公众议题并使各参与团体对其风险知觉。由此，转基因技术得到了理性、民主、开放的风险传播，公众对于争议性的转基因技术有了更多的理解。
（三）公共领域的构建
在转基因技术的传播方面，媒体应构建一个动态化、开放性的公共舆论领域，它有别于公共权力机关，也有别于私人空间，在这个场域内，可以避免技术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单方面宣传教育或者批驳，也不仅仅是政府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论述或者决策，甚至也不仅仅是媒体自身的转基因技术风险资讯的传播，而是赋予公众以反驳权，接受来自公众群体的声音，构建一个多元互动和社会自主判断的领域。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各相关行动主体的风险论述、风险感知、风险判断，在以媒体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内互动而向前延伸发展。这种多元的风险沟通而型塑的公众风险感知和风险判断也变得多元而肯定。大众传媒作为风险沟通的主体和行动者，引导我们思考技术与理性，科技风险与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更迫使我们思考公众在风险议题和决策中地位和作用。大众传媒的发展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提供了桥梁，是公众领域存在的载体。但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运作逻辑，对戏剧性场面的热捧以及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萎缩。因此，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大众传媒应遵循风险沟通的理性原则，为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公共领域的构建保驾护航。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公共领域；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030-02
21世纪被称为生物科技的世纪，而生物科技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转基因技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因为科学家传播技巧的缺乏、驾驭新闻的能力不足，公众科普知识的缺乏，以及媒体作为构建“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没有充分发挥其对话和沟通的功能，出现了传媒风险传播的“悖论”。在转基因技术的传播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调查显示，在公众获得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渠道中，电视占22.5%，网络占18.6%，报刊占45.3%,人际传播中的亲戚朋友占8.6%，其他占5%。[1]报刊在所有获得信息的渠道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因此本文选取报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传播的过程及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呈现
为了从宏观上考察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呈现，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输入主题“转基因”获得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有关转基因的报道，并选取《科技日报》、《粮油市场报》、《农资导报》、《国际商报》、《第一财经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食品质量报》、《光明日报》、《新农村商报》、《农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21世纪经济报道》、《健康报》、《中国经濟导报》、《中国经济时报》15家报纸的176篇报道予以分析。
（一）报道的趋势
如图1所示，2010年15家报纸针对“转基因”的报道有176篇，平均每个月14～15篇，显然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报道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三月份报道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因为“两会”在这一时期召开，转基因技术问题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而且欧盟3月2日批准了转基因土豆Amflora的种植，此外绿色和平组织借助3•15消费者权益日发布了《超市生鲜食品散装报告》，在不同行动主体的交锋下，引起了舆论的漩涡。
图1报道的趋势
（二）报道的信息类别
本文将这176篇报道划分为三种类别：正面信息、中性信息和负面信息，分别代表对转基因技术的三种不同态度。如图2所示，正面信息的条数占总数的43%，主要是专家的访谈、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前景；中性信息占报道总数的34%，以政策的报道、事实的描述、专家之间观点的陈述为主体；负面信息占23%，主要涉及到NGO组织、专家的反对意见以及一些案例，虽有些案例有的已被证实是虚构的，但是它们仍是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报道的信息类别
（三）报道关注的对象
本文媒体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指在这些报道中，媒体代表哪个群体的声音，反映了哪类群体的态度和意见。经梳理发现，如图3所示，媒体报道中专家出现的频率最高占42%；其次是政府占23%，不过样本中的政府并不仅仅局限于我国的政府部门，也包含国外政府机构，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分析发现政府部门主要是对事实的澄清和政策的宣传，始终处于被动的“防守状态”。再次是NGO组织，它们主要代表反面的声音而出现。而有关公众的报道或者公众出现的频率仅占总数的7%。可以看出，政府、专家、NGO组织成为转基因传播过程中媒体关注的主体与焦点，而公众成为了“局外人”。
图3报道关注的对象
二、媒体风险传播过程分析
（一）媒体单向静态传播风险
转基因技术的传播过程本应该是一个“风险”的互动过程，即政府、专家、社会团体、企业和公众之间的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的过程。而事实上，报纸更多的仍是一种“静态”的信息传播过程，只是简单的罗列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没有赋予公众反驳权。这种由专家或政府对公众的单向性信息传播模式缺乏生命力和凝聚力，违背了新闻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双向的信息互动才具有吸引力、创造力。
（二）媒体建构风险符号
在转基因技术的传播中，各大报刊用建构出来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符号，进行强势宣传，吸引公众的眼球。公众成了这些符号的消费者，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闭眼、睁眼都是转基因技术事件。正面报道主要从我国粮食生产的紧缺，传统农药、化肥过多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威胁，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前景、国家战略并借鉴国外的政策等来引导公众科学、理性的认识转基因技术，如：《加快转基因研发，夯实粮食安全》、《欧盟为转基因土豆种植“开绿灯”》、《转基因技术潜力大》等报道。相反，负面的报道主要从夸大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专利权被国外控制、甚至将其描绘成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新型武器，来吸引公众的眼球。如：《“超级杂草”给转基因技术带了的反思》、《德国误种遭禁转基因玉米损失严重》、《天使还是魔鬼》、《激辩转基因食品：是“救星”还是“大祸”》、《转基因如何从小白鼠到人类？》等一系列报道。
（三）媒体风险传播的社会化、政治化
转基因技术是技术风险和建构风险的统一体，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包括科技风险、媒介传播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转基因技术对公众而言，是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因而转基因的传播过程首先应当是对公众的科技风险传播，但是对报道的分析可以发现，媒体的传播脱离了其应有的轨道，由对科技风险的传播议题转变为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议题，夸大转基因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风险，“然而当风险议题或环境议题被视为政治议题，则该议题虽然能见度得以提高，却视乎失去了讨论空间，甚至成为各利益集团争论的工具。一旦该议题被视为纯粹的争论工具，不论议题是否得到妥善的解决或充分讨论，都丧失了大众传媒在风险沟通中应担当的职能” [2]。
三、媒体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的转型
大众传媒作为风险传播的媒介和行动者，媒体不同的传播初衷、传播目标、传播实践必将造成不同的传播效果，促进传媒风险传播的转型是传媒科技传播发展的必然。
（一）媒介素养的提高
一方面，传媒从业人员应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从事传播活动的人员大多都是文科出身，很少具有理工科的背景，而转基因技术的传播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它需要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只有提高传播者的科技素养，才能提高传播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随着传媒的发展，人们面临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往的“信息贫乏”变成了“信息爆炸”的时代，“根据某些统计，一份日报包含的信息量大约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普通人一生接受的信息”。[3]在浩瀚如烟的信息海洋中，要求受众具有理解、质疑、评估、选择、理性反应的能力。
（二）风险沟通理性的培养
既然媒介是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的核心关键之一，那么媒介关于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建构以及在传播方面所具有的理性无疑也是保持公众理性判断的关键。
媒体如果仅仅把公众当成传媒市场，对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传播仅仅是选择性的报道，隐瞒批评的话语，则必然会造成公共话语的萎缩以及给转基因技术传播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实际上，风险传播是由英文单词risk 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的，而communication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沟通。沟通的对象包括公众、政府、技术专家、社会团体。媒体关于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传播必须具备一定的沟通理性，报道时补充充足的转基因技术知识，转基因技术风险背景，使得转基因技术成为公众议题并使各参与团体对其风险知觉。由此，转基因技术得到了理性、民主、开放的风险传播，公众对于争议性的转基因技术有了更多的理解。
（三）公共领域的构建
在转基因技术的传播方面，媒体应构建一个动态化、开放性的公共舆论领域，它有别于公共权力机关，也有别于私人空间，在这个场域内，可以避免技术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单方面宣传教育或者批驳，也不仅仅是政府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论述或者决策，甚至也不仅仅是媒体自身的转基因技术风险资讯的传播，而是赋予公众以反驳权，接受来自公众群体的声音，构建一个多元互动和社会自主判断的领域。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各相关行动主体的风险论述、风险感知、风险判断，在以媒体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内互动而向前延伸发展。这种多元的风险沟通而型塑的公众风险感知和风险判断也变得多元而肯定。大众传媒作为风险沟通的主体和行动者，引导我们思考技术与理性，科技风险与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更迫使我们思考公众在风险议题和决策中地位和作用。大众传媒的发展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提供了桥梁，是公众领域存在的载体。但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运作逻辑，对戏剧性场面的热捧以及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萎缩。因此，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大众传媒应遵循风险沟通的理性原则，为转基因技术风险传播公共领域的构建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