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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稿”
湖北省印发规定,提倡领导干部自己起草讲话稿。
——如今领导干部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十有八九由秘书代笔,这让会议号召力和执行力大打折扣,也催生出一大批假、大、空的“万能讲话稿”。既然讲话的人不把讲话稿当一回事,听讲者更不会把领导的讲话当一回事。
秘书代笔,是“以我手写他心”,身心分裂如何能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讲话稿?领导干部的讲话稿要想让人听起来亲切、真实、有创见,需要“以我手写我心”,这是为官者最起码的素质要求。
(摘自《中国青年报》 何勇海/文)
“献血”
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各高校要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对学校各部门、社团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评优考核指标。
——由于信任危机,北京出现严重“血荒”,但这并不能成为“挂钩评优”的政策依据。与其他公益行为一样,无偿献血的实现前提是自愿原则。从这一角度说,此做法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拿师生“开刀”只能加剧不信任。
(摘自《齐鲁晚报》 王垚烽/文)
“盯人执法”
南京市锁金村一处路口,十多名城管队员肃立围观占道经营的鱼摊,不一会儿,摊主便抵挡不住,匆忙撤摊。
——相较饱受争议的野蛮执法,“盯人执法”至少是回归理性的表现。但能盯多久?遇到“钉子户”怎么办?彼此耗下去,谁能保证暴力执法不会再现?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执法方式的创新,更在于重塑“法”的合理性和刚性。一个城市要光鲜亮丽,但也要有让底层民众谋生的空间。这就需要管理者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对那些确实扰乱城市秩序的违规者进行依法查处,以法律的刚性和理性来介入管理,如此才是符合法理的有效执法。
(摘自《新京报》 肖余恨/文)
“基尼系数”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处于联合国规定的“收入相对合理”区间。
——表面上看實在可喜可贺,事实上,城乡差距问题并没得到体现。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是,“高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信息难以获取”。“难以获取”的原因恐怕是高收入阶层大量“灰色收入”及公权群体享受的“体制红利”。相比之下,农民收入数据之所以容易获取,是因为过程很阳光。基尼系数的残缺,统计部门责无旁贷。但在统计部门改进统计办法的同时,社会监督机制必须同步发力,让那些隐性收入显性化,清理不合理的收入,唯此,才可以为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创造诚信环境。
(摘自《中国青年报》 几 又/文)
“镉污染”
春节期间,位于珠江上游的广西龙江河段发生的镉超标污染致当地及下游沿岸城市饮水安全遭受严重威胁。
——就龙江镉污染来说,必须查清污染源,给全社会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人们更有理由相信,龙江镉污染事件或许人为因素更多。很多情况下,环境污染事件的本质,是少数利益集团非法剥夺多数人环境权益。为什么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在一些地方,环境监测执法者与企业主结成利益同盟,应有的监管被各种“好处费”摆平。如此利益联盟,往往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政绩上升、业主财富增加,一方面伴随当地环境恶化,普通百姓被迫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伤害。查证污染源,就是为了看清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就是要揪出始作俑者,这样,污染事件的处置才可能有的放矢,以儆效尤。
(摘自《长江日报》 大 林/文)
湖北省印发规定,提倡领导干部自己起草讲话稿。
——如今领导干部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十有八九由秘书代笔,这让会议号召力和执行力大打折扣,也催生出一大批假、大、空的“万能讲话稿”。既然讲话的人不把讲话稿当一回事,听讲者更不会把领导的讲话当一回事。
秘书代笔,是“以我手写他心”,身心分裂如何能写出有真知灼见的讲话稿?领导干部的讲话稿要想让人听起来亲切、真实、有创见,需要“以我手写我心”,这是为官者最起码的素质要求。
(摘自《中国青年报》 何勇海/文)
“献血”
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各高校要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对学校各部门、社团组织以及师生个人等评优考核指标。
——由于信任危机,北京出现严重“血荒”,但这并不能成为“挂钩评优”的政策依据。与其他公益行为一样,无偿献血的实现前提是自愿原则。从这一角度说,此做法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拿师生“开刀”只能加剧不信任。
(摘自《齐鲁晚报》 王垚烽/文)
“盯人执法”
南京市锁金村一处路口,十多名城管队员肃立围观占道经营的鱼摊,不一会儿,摊主便抵挡不住,匆忙撤摊。
——相较饱受争议的野蛮执法,“盯人执法”至少是回归理性的表现。但能盯多久?遇到“钉子户”怎么办?彼此耗下去,谁能保证暴力执法不会再现?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执法方式的创新,更在于重塑“法”的合理性和刚性。一个城市要光鲜亮丽,但也要有让底层民众谋生的空间。这就需要管理者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对那些确实扰乱城市秩序的违规者进行依法查处,以法律的刚性和理性来介入管理,如此才是符合法理的有效执法。
(摘自《新京报》 肖余恨/文)
“基尼系数”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处于联合国规定的“收入相对合理”区间。
——表面上看實在可喜可贺,事实上,城乡差距问题并没得到体现。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是,“高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信息难以获取”。“难以获取”的原因恐怕是高收入阶层大量“灰色收入”及公权群体享受的“体制红利”。相比之下,农民收入数据之所以容易获取,是因为过程很阳光。基尼系数的残缺,统计部门责无旁贷。但在统计部门改进统计办法的同时,社会监督机制必须同步发力,让那些隐性收入显性化,清理不合理的收入,唯此,才可以为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创造诚信环境。
(摘自《中国青年报》 几 又/文)
“镉污染”
春节期间,位于珠江上游的广西龙江河段发生的镉超标污染致当地及下游沿岸城市饮水安全遭受严重威胁。
——就龙江镉污染来说,必须查清污染源,给全社会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人们更有理由相信,龙江镉污染事件或许人为因素更多。很多情况下,环境污染事件的本质,是少数利益集团非法剥夺多数人环境权益。为什么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在一些地方,环境监测执法者与企业主结成利益同盟,应有的监管被各种“好处费”摆平。如此利益联盟,往往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政绩上升、业主财富增加,一方面伴随当地环境恶化,普通百姓被迫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伤害。查证污染源,就是为了看清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就是要揪出始作俑者,这样,污染事件的处置才可能有的放矢,以儆效尤。
(摘自《长江日报》 大 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