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05年8月13日下午1点时分，东京富士见楼会场室内外已无空地，就连台阶上都站满了人，放眼望去，人头涌动，少说也有千人。后面来的人被告知已满员，不得入内，他们又不忍离去只得踮起脚尖朝前望去。拥挤不堪的环境难以抑制住这群留日学生的热血，他们得知孙中山先生7月抵达日本后，为了能够亲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演讲，决定举办本次欢迎大会。
　　中山先生向在场学生简单表达谢意后，开始他的演说，首句便是，“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从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
　　明治维新前孙中山或许未曾料想到，王阳明的名字会与日本的政治变革有交集。而王阳明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思想竟会扬名千里，且对日本的政治近代化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生伏首拜阳明”
　　同年，对于日本来说，是举国欢庆的年份，因为他们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日俄战争后期，俄军统帅部将波罗的海舰队（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的舰只陆续派往远东，5月27日，日本海海战爆发（因发生于对马海峡，故又称“对马海战”）。此役，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重创波罗的海舰队，成为海战史上的奇迹，他本人也被尊为“军神”，这天也被日本定为“海军节”。明治天皇特别为东乡举办庆功宴，东乡在一片赞美声中，举起一块腰牌，上面赫然写着：“一生伏首拜阳明。”
　　有人认为，东乡平八郎之所以能打赢这场海战，阳明心学的作用不可低估，深知阳明心学的东乡在关键时刻能够沉住气，准确判断敌人的动向就是王阳明心学中的“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在起作用。
　　日本作为中国近邻，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接触阳明心学是在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五山大老之一的了庵桂悟禅师以83岁高龄（一说87岁）赴明，历经艰险来到北京。明武宗感其高龄来华，让他在宁波育王山广利寺居住。同年，王阳明还专程拜访了暂居广利寺的了庵桂悟，与之对佛理和禅宗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了庵桂悟的佛学修为深感敬服，并在这位老禅师东归时作了《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
　　然而，百年后中江藤树的出现，才将心学在日本发展成为一个学派。中江藤树最初信奉朱子学，被后世尊为“近江圣人”，到其37岁的时候购得《阳明全书》，反复研读，有所顿悟。之后开创日本阳明心学，其弟子熊泽蕃山、渊冈山等更将阳明心学发展推向了高潮，特别是二宫尊德吸取阳明心学中“良知”与“德行”所创立的“报德思想”，成为日本近现代国民道德养成的伦理基础。
　　“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
　　王阳明对于日本近代政治的影响，流传最广的概括莫过于出自蒋介石口中的一句话，“中日两国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甲午中日战争，中日两国对赌国运，大清惨败，震惊朝野。按照甲午战前的观点，“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邻国日本的胜利让国人大悟，“非坚船利炮不及也，而是国家法器不及也”。
　　明治维新对于日本近代化的影响无须赘述。也就是在幕末维新时期，日本对王阳明心学的研究迎来了活跃期。
　　吉田松阴，明治维新的先驱，在1850年游学九州、滞留平户期间，广泛阅读王阳明的著述，称对这些著述“爱不释手”，尤其是倾心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1859年吉田松阴虽深陷囹圄仍学习阳明心学，并觉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精神慰藉。
　　吉田松阴所推崇“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的维新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阳明心学中的“心力”，即注重个体意志具有主宰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这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才使得维新志士前赴后继、心甘情愿地推动日本政治近代化。
　　明治维新“前三杰”中的木户孝允自不必提，作为吉田松阴的学生，继承老师衣钵，是心学的倡导者。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心学，其父就是阳明学学者，自小就受到熏陶。西乡隆盛，为西南强藩萨摩藩的实际领导人，他同样是阳明学忠实的“学生”，他被流放去荒岛遭遇牢狱之灾的时候都要带上阳明学的书籍用以提高自己。西乡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为理论武器，参与缔结“萨长同盟”（日本长州藩和萨摩藩联盟的简称），策划奉还大政于天皇，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
　　日本汉学家浜隆一郎在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时说道：“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能够做到道德、学问和事功三者兼备的只有三人——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并且滨隆认为，三人之中王阳明更胜一筹，原因在于阳明“是继孔孟之后，与朱熹齐名的旷世大儒”，影响既广且深。
　　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这本书中，学者井上哲次郎就认为“日本阳明学派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西乡隆盛）皆为‘事功可观者’”。
　　然而日本阳明心学，并没有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而销声匿迹，反而随着日本迈向近代化，日本民众受教育程度的广泛深入，阳明心学从政治精英走向普通民众。
　　宋教仁到日本后发现，关于王阳明心学的书刊竟然如此之多，包括有《王阳明全书》《明儒学案》《王阳明学提要》《王学杂志》等等，这让他意识到日本这般热衷研究阳明学。
　　根据蒋介石自述，他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会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不光是读，许多人读了以后，还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
　　当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意识到阳明学已经渗透到日本的精神层面时，便在《德育鉴》中写道：“至今彼军人社会中，尤以王学为一种之信仰……我辈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指阳明学）更有何物？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哀哉！”
　　所以，孙中山才会在评价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作用时说：“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
　　逃不脱的文化圈 　　明治之后，阳明学在日本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家、思想家，其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深。
　　三岛由纪夫，文学创作的天才，曾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依然被视为迄今为止日本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剧作不仅被译成多国文字，还被英、法等国搬上舞台。
　　阳明学对三岛由纪夫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他给自己的密友摩里斯教授写信中提到：“您知道，我一生受阳明学说的影响……”就在他自杀前两个月，他还发表过关于阳明学的作品《作为革命哲学的阳明学》。
　　“昭和的教祖”安冈正笃是日本阳明学的专家，除自身研究以外，更为注重的是阳明学的传播。被日本誉为“东洋思想第一人”和“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日本民间教育。
　　安冈创办了日本金鸡学院、农士学院等机构来传播自己关于阳明学的研究和理解，最出名的是影响日本朝野的“日本全国师友协会”，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阶层一万多人参加了师友会，二战后日本历任首相如池田勇人、吉田茂、岸信介、大平正芳及铃木善幸等，莫不以安冈氏为顾问、或奉他为师。
　　《读卖新闻》曾报道：“当今的内阁因为青年学者安冈正笃而推动运作。安冈正在金鸡学院默默地为有名、无名的众人讲授阳明学。”
　　就连日本近代化企业三菱重工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松下公司的创立人松下幸之助也同样是阳明学派的忠实支持者。
　　同样作为友邻的朝鲜半岛，阳明学也对其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韩国阳明学学者郑霞谷创辟了独具本国特色的阳明学——霞谷学。不光如此，朝鲜半岛上的一场经历五朝的辩论也与王阳明有关。王阳明从祀孔庙是16世纪东亚史的大事，当此事传入朝鲜时，引起朝鲜王廷的激烈讨论，历时80年才最后议定。
　　阳明学在日、韩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同自己本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融合的产物，逐漸形成更加具象化的哲学结构。不过追根溯源，绝大部分的阳明学家，开始并非朝着王阳明直奔过去，而先是儒学家，之后转为阳明学家，或者说为阳明学所折服。不过不用感到奇怪，毕竟师祖王阳明也是熟读四书五经之后，在朱熹的影响下才独辟蹊径立书著述的。
　　也正因为阳明学是“嫁接”在儒学上，所以才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产生影响，当跳出这个文化圈以后，也只能单纯作为一种“冷门”哲学来看待。比如，二战前阳明学在美国除了寥寥几篇文章外并没有显著的著作。
　　不过当今西方国家也更多地注意到阳明学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也愿意重新审视阳明学，研究领域也更加广泛和深入。“存在即是合理”，存在数百年的阳明学背后毕竟还是有值得让人玩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