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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猪之前，陈栋铭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开着一家五金公司。推销农机产品过程中，陈栋铭动了养猪的念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父亲。“老爸当时说，养猪是最底层的人才干的事，怎么能去做这个？”作为知识分子，父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是一种倒退，但陈栋铭却很坚持。
“当时我们做农机经常接触到国外的一些信息，我觉得农业规模化是个趋势。”如今，果真如陈栋铭所料，国家对发展农业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
“我们引进的丹麦设备有财政补贴，我们的种猪也有财政补贴，我们贷款，银行的利息也很优惠。”陈栋铭喜滋滋地说：“跟1994年那会真没法比了。”
“反市场而动”
最终让陈栋铭下定决心养猪的，是1994年从每斤2.8元涨到每斤5.2元的猪肉价格。
看到猪价噌噌噌地上涨，陈栋铭再也坐不住了，一下子投进了300万元。谁知，那一年看到猪价上涨、兴奋地投钱买母猪的除了陈栋铭，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仅仅3个月，陈栋铭傻眼了。
“价格掉下来了，猪也生病了。我管理又没经验，快过年时工人全跑光了。结果年三十母猪要生小猪，找不到一个工人，我只好亲自到猪圈接生。”
3个月亏了15万元。陈栋铭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发誓要扳回来。
坚持了一年，到了1996年，猪价一下子涨到每斤6元，陈栋铭的好日子终于来了。那一年，陈栋铭不但填补了过去的亏空，还小赚了一笔。
令他开心的是，父亲看到了养猪场的红火，也渐渐认可了他的生意。
第一次进养猪场时，陈父没换防护服，“谁知到了晚上七八点，老爸白天走过的路线上的猪开始发病，一下子死了一千多头。”那年，陈栋铭又亏了。
陈父心疼极了，深刻地认识到了养猪这件“最低等”的活计中的“技术含量”。而从这件事，陈栋铭更加深了对养殖业的认识。
“我们甚至发现，每当地瓜收获的季节，猪价就会上涨，因为那时农民有很多地瓜可以喂猪。等到地瓜吃完了，大家纷纷卖猪，猪价就会回落。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了，但猪价受到市场、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很大。”陈栋铭总结道。
赚了亏，亏了赚，伴随着抛物线似的猪肉价格波动，陈栋铭也经历着悲喜交加的人生。而正是在这悲喜中，陈栋铭摸索出了“反市场而动”的养殖规律。
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每个月都要搞3到5次数据分析，如果发现新母猪多了，陈栋铭就会马上淘汰老母猪。等到别人的母猪进入“冬季”了，他则开始准备一些新的母猪，以此来避开产猪的高峰期。
到了2007年，不少养殖户觉着养猪钱难赚，纷纷把母猪杀掉卖掉。这一年猪肉的价格一下子从每斤4元多涨到了10多元，反市场而行的陈栋铭说自己“真是发了大财”。
“2009年是一轮养猪热，人家是大规模地进母猪，但我们则是大规模地淘汰一些老龄的，或者生产状况不好的母猪。同时我们抓内部效率，引进丹麦的生产线，过去养1万头猪要20-23人，如今养两万头猪也只要5-10人。今年大家都不动了，我们则大批量引进母猪，初步计划要引进1000头。对于价格涨跌，我们已基本上能够合理规避风险了。”陈栋铭说。
2009年，陈栋铭的猪卖了1个多亿。
如今，我们经常会在养猪场看到这样不搭调景象。窗外飘养猪场特有的“气息”，养猪场旁则停着他的座驾——一辆威猛的林肯SUV。
从养猪业延伸
除了猪价的波动，渠道也是个问题。随着养猪规模扩大，有时候很难控制市场需求量，碰到哪天中间商没有按计划消化掉猪肉，剩下的就得浪费。
陈栋铭于是想到了密集型餐饮，例如学校食堂。
2001年，恰好诸暨市湄池中学改建，资金不足。陈栋铭获悉，立即表示愿意出资承包后勤项目建设，但要求获得后勤项目的经营权。
陈栋铭提出由茂阳农发来承包食堂，除了养猪，还把生产链扩张到蔬菜种植以及水产加工等领域。这样一来，茂阳承包食堂的原料全部出自自己的农场和牧场，万一出了食品安全问题由茂阳负全责。
“我们当时提出，要严把食品质量关。在讨论时就说，茂阳做得好了就是往杭州走，因为杭州被称为‘天堂’；做得不好就是往乔司去，乔司是著名的劳改监狱。我们把这件事提到了天堂、地狱的高度。”
茂阳农发获得了湄池中学食堂和宿舍30年的经营管理权，这一年，陈栋铭还成立了教育投资公司，养猪就这样跟教育投资挂上了钩。
目前，由茂阳农发承包食堂的学校已有20多家，每天至少有9万名学生就餐。2009年，浙江茂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亿多元。
这样一个稳固的消费群体成为茂阳农发绝佳的市场调节器。根据市场肉价、菜价的涨跌和需求量的起落，茂阳农发通过调整食堂菜谱来规避风险。
接下来，茂阳农发还打算开拓企业食堂的外包或食物原料的供应。“以诸暨市为例，至少有50亿元的空间，市场很大。”陈栋铭告诉《浙商》记者。
2009年12月29日，茂阳农发投资3500万元的绿园农贸市场开业。这家4星级农贸市场占地5200平方米，开业两个月平均每天的客流量在2000-3000人左右，春节前的高峰期则达到每天5000人，最高时超过10000人，这大大超出陈栋铭的预计。
“假如一个农贸市场一年能做1个亿的营业额，开10家就有10个亿。搞农业，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发展越顺。”陈栋铭给《浙商》记者算账，“例如养猪，一般散户或小规模农场按去年的成本每头猪需要1170元左右，而我们则可以做到1070-1080元。而且我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7％，大大超过他们的90％。这样下来，我们一头猪税后可以净赚60元。”
接下来他还将创立一个连锁终端品牌——在小区开出茂阳农牧产品专卖店，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环保的绿色蔬菜和肉类。
“当时我们做农机经常接触到国外的一些信息，我觉得农业规模化是个趋势。”如今，果真如陈栋铭所料，国家对发展农业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
“我们引进的丹麦设备有财政补贴，我们的种猪也有财政补贴，我们贷款，银行的利息也很优惠。”陈栋铭喜滋滋地说：“跟1994年那会真没法比了。”
“反市场而动”
最终让陈栋铭下定决心养猪的，是1994年从每斤2.8元涨到每斤5.2元的猪肉价格。
看到猪价噌噌噌地上涨，陈栋铭再也坐不住了，一下子投进了300万元。谁知，那一年看到猪价上涨、兴奋地投钱买母猪的除了陈栋铭，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仅仅3个月，陈栋铭傻眼了。
“价格掉下来了，猪也生病了。我管理又没经验，快过年时工人全跑光了。结果年三十母猪要生小猪，找不到一个工人，我只好亲自到猪圈接生。”
3个月亏了15万元。陈栋铭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发誓要扳回来。
坚持了一年，到了1996年，猪价一下子涨到每斤6元，陈栋铭的好日子终于来了。那一年，陈栋铭不但填补了过去的亏空，还小赚了一笔。
令他开心的是，父亲看到了养猪场的红火，也渐渐认可了他的生意。
第一次进养猪场时，陈父没换防护服，“谁知到了晚上七八点，老爸白天走过的路线上的猪开始发病，一下子死了一千多头。”那年，陈栋铭又亏了。
陈父心疼极了，深刻地认识到了养猪这件“最低等”的活计中的“技术含量”。而从这件事，陈栋铭更加深了对养殖业的认识。
“我们甚至发现，每当地瓜收获的季节，猪价就会上涨，因为那时农民有很多地瓜可以喂猪。等到地瓜吃完了，大家纷纷卖猪，猪价就会回落。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了，但猪价受到市场、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很大。”陈栋铭总结道。
赚了亏，亏了赚，伴随着抛物线似的猪肉价格波动，陈栋铭也经历着悲喜交加的人生。而正是在这悲喜中，陈栋铭摸索出了“反市场而动”的养殖规律。
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每个月都要搞3到5次数据分析，如果发现新母猪多了，陈栋铭就会马上淘汰老母猪。等到别人的母猪进入“冬季”了，他则开始准备一些新的母猪，以此来避开产猪的高峰期。
到了2007年，不少养殖户觉着养猪钱难赚，纷纷把母猪杀掉卖掉。这一年猪肉的价格一下子从每斤4元多涨到了10多元，反市场而行的陈栋铭说自己“真是发了大财”。
“2009年是一轮养猪热，人家是大规模地进母猪，但我们则是大规模地淘汰一些老龄的，或者生产状况不好的母猪。同时我们抓内部效率，引进丹麦的生产线，过去养1万头猪要20-23人，如今养两万头猪也只要5-10人。今年大家都不动了，我们则大批量引进母猪，初步计划要引进1000头。对于价格涨跌，我们已基本上能够合理规避风险了。”陈栋铭说。
2009年，陈栋铭的猪卖了1个多亿。
如今，我们经常会在养猪场看到这样不搭调景象。窗外飘养猪场特有的“气息”，养猪场旁则停着他的座驾——一辆威猛的林肯SUV。
从养猪业延伸
除了猪价的波动，渠道也是个问题。随着养猪规模扩大，有时候很难控制市场需求量，碰到哪天中间商没有按计划消化掉猪肉，剩下的就得浪费。
陈栋铭于是想到了密集型餐饮，例如学校食堂。
2001年，恰好诸暨市湄池中学改建，资金不足。陈栋铭获悉，立即表示愿意出资承包后勤项目建设，但要求获得后勤项目的经营权。
陈栋铭提出由茂阳农发来承包食堂，除了养猪，还把生产链扩张到蔬菜种植以及水产加工等领域。这样一来，茂阳承包食堂的原料全部出自自己的农场和牧场，万一出了食品安全问题由茂阳负全责。
“我们当时提出，要严把食品质量关。在讨论时就说，茂阳做得好了就是往杭州走，因为杭州被称为‘天堂’；做得不好就是往乔司去，乔司是著名的劳改监狱。我们把这件事提到了天堂、地狱的高度。”
茂阳农发获得了湄池中学食堂和宿舍30年的经营管理权，这一年，陈栋铭还成立了教育投资公司，养猪就这样跟教育投资挂上了钩。
目前，由茂阳农发承包食堂的学校已有20多家，每天至少有9万名学生就餐。2009年，浙江茂阳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亿多元。
这样一个稳固的消费群体成为茂阳农发绝佳的市场调节器。根据市场肉价、菜价的涨跌和需求量的起落，茂阳农发通过调整食堂菜谱来规避风险。
接下来，茂阳农发还打算开拓企业食堂的外包或食物原料的供应。“以诸暨市为例，至少有50亿元的空间，市场很大。”陈栋铭告诉《浙商》记者。
2009年12月29日，茂阳农发投资3500万元的绿园农贸市场开业。这家4星级农贸市场占地5200平方米，开业两个月平均每天的客流量在2000-3000人左右，春节前的高峰期则达到每天5000人，最高时超过10000人，这大大超出陈栋铭的预计。
“假如一个农贸市场一年能做1个亿的营业额，开10家就有10个亿。搞农业，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发展越顺。”陈栋铭给《浙商》记者算账，“例如养猪，一般散户或小规模农场按去年的成本每头猪需要1170元左右，而我们则可以做到1070-1080元。而且我们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7％，大大超过他们的90％。这样下来，我们一头猪税后可以净赚60元。”
接下来他还将创立一个连锁终端品牌——在小区开出茂阳农牧产品专卖店，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环保的绿色蔬菜和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