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理想主义成色，决定了自己时代的成色。
　　看到某歌手的发片新闻，里面有一句，做音乐时没有太多的“企图心”，乍一看还以为是说歌手没追求呢，后来才明白，记者是用了港台腔，本意是想说歌手专注，创作时没有渗入太多私心杂念。
　　搞创作要本真、专注，心无旁骛，这一点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企图心”三个字的运用，有些折射出当下大众的娱乐时尚心理。一是说话坚定不移地往港台腔变了，不管自己是不是当年冯巩相声里的“东北的”，大家都一律开始说“我有吃”；二是“企图心”这个词显然在今天被当做“杂念”、“俗念”来理解了，写稿的记者根本不会想到，词里面还可能潜藏了一点“理想主义”的意味。
　　媒体的处理过于稚嫩与功利了——娱乐业从来是名利场，再怎么否认，这也是本质之一。在名利喧嚣中，能淡定、能心如止水，像李雪健、像国外的德尼罗那样，恐怕已经是近乎贤者的境界。但无所用心，不等于说，我们谈论娱乐、展示文艺的时候，就非要像个不孝子一样，把前面几代人说的“理想主义”撇到一边去，甚至像压根儿不存在一样，彻底撇清。
　　即便是当下奔波在前沿的年轻人，当初在应试教育的课堂没学过，有些东西也依然还是存在的：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比今人的《白鹿原》更具生活的体感和进步性，比如抗战时周信芳大师排全本的京剧《岳飞》，比如常香玉给前线捐飞机……那都不是“站着把钱挣了”、“其实我是一个演员”这类“趣话”所能替代的。前人让娱乐在生活里浸润得太深、太艰辛；今人倒是轻松了，格局却又出奇的“小”了。两者都有局限，但相对而言，前者更拥有一种大灵魂。也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艺，区别于别家的地方。
　　当罗大佑面对数字新世纪的纷繁变得无从发力，周杰伦的努力就填补了罗氏在声色世界黯然销魂后的人文空白了吗？当阿信单飞——别说接班齐秦了，接班黄家驹怕也未必，充其量就是个林志炫吧，一切不在声带，而在支撑声带的生命感……
　　有人说，文艺的理想主义成色取决于从艺者所生活的大时代背景。其实这话何尝不可以反过来说，是每个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理想主义成色，决定了自己时代的成色。比方说日本的艺术家，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依然会出现把小林多喜二搬上银幕的萨布导演（《蟹工船》），依然会出现拍摄控诉军国主义审查制度的星护导演（《笑的大学》），我不敢说，这样一个民族的娱乐，就真的只剩下肤浅了。
　　所以，华语的艺人们，不妨再励志一点、严肃一点吧。娱乐的声音已经太多，而一个时代文艺的尊严，并不仅仅是傻笑就可以制成的。哪怕是娱乐大众了几十年的卓别林，最后也依然有他的“企图心”，如《凡尔杜先生》，如《舞台生涯》，如《大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