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古代政治家管子强调“民以食为天”，军事家孙子则断言“军无食粮则亡”。吃饭问题关乎民众生活质量，危及生命存亡绝续，影响军队战力士气，决定战争胜负成败，堪称人类社会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管制，严厉遏制两极分化，着力改善苏区军民生活。广大红军官兵为了让普天下劳苦大众吃上饱饭，硬是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忍饥挨饿、浴血奋战，从而确保了红色灶火不息、革命炊烟不灭……
参加红军吃大户，开展斗争谋口腹
“走，参加红军吃大户去！”
当年红色根据地的经济和教育普遍落后，苏区军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总体偏低，中共采用这种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宣传语言直奔主题，有效地阐明了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承担的历史使命，鼓动起了民众参与消灭剥削阶级、夺取生存资源的革命热情，“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奉命发动秋收起义受挫，幸得井冈山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收留，并接济了五百担稻谷，上千名起义官兵才得以稳住阵脚，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次年4月28日，朱德、陈毅又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投奔井冈山，与毛泽东、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会合，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大量兵员集中在“人口不足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弹丸之地，在国民党严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
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临机应变，组织、引导宁冈、永新等地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取得了好收成。朱德、毛泽东亲自带队下山挑粮，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往返穿梭，为井冈山根据地储备了30多万斤粮食。红四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以弱击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军事“围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1929年1月14日，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经济无出路的情况下，朱德、毛泽东毅然率领红四军主力跳出井冈山，转战幅员广袤、物产富饶的赣南、闽西。风味万千、营养全面的客家传统饮食，养育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为期13天的会议期间，600多名来自赤白区、国内外的代表，尽情分享了“红都国宴”的美味和中共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喜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工农武装迅猛扩充，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而国民党的“困死”、“饿死”手段越来越卑鄙，对苏区物资一律实行禁运，唯独放任粮食自流，凡此种种弊端，犹如雪上加霜，无不加剧了粮荒饥馑。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紧紧围绕和服从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置于各项经济建设的首位，放手发动群众开荒垦田、开渠治水，大办互助合作组织，大兴劳动竞赛运动。仅1933年一年，中央苏区消灭荒田32万担，新开荒田26万担。到1934年，修复水利工程万余处，新修水利工程千余处。农村基层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中青年农村妇女解开裹脚布下水田，唱起了农业生产的主角。
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管理、经营机构，积极开展粮食购、存、调、销业务，调剂余缺，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到1933年9月，苏区全境设有公营粮食调剂总局1个，省局5个，县区分、支局60个。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1071个，拥有社员243904人，股金242097元。为了确保苏区军民用粮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12月通令各地，要求有计划地限制粮食出口，禁止主粮改作副食用途。
正因各项工作到位、措施得力，苏区农业在大灾、战乱之年依然逆势飘红，1933年，中央苏区农产增长15%，闽浙赣苏区更是高达20%。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
后勤保障果然是战斗力，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红一军团某炮兵营20名战士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500名缺粮断炊的国军；一个红军炊事员凭着一把锅铲，竟降服了一连全副武装的饿兵，这场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官兵一致同甘苦，干群一心共患难
“不平人杀不平人，杀尽不平方太平。”中共立党的宗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特权阶级，废除剥削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新秩序。红军官兵生死相依，吃穿用度完全一样；苏区干群呼吸相通，饮食起居没有不同；红色根据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跟旧式军队等级森严，官兵对立；官僚衙门贵贱分明，官逼民反；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创造性地推行支部、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取消军官“四菜一汤”的待遇，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自由支配节余的“伙食尾子”。有一次部队急行军，毛泽东因熬夜起得迟，来不及吃早餐、带午饭，饿得他竟向人讨饭吃。朱德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厨房、灶间，跟炊事员打成一片，以至于每每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敌兵误为“伙夫头”。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吃多吃少一目了然，吃好吃坏心甘情愿。
1929年2月9日，朱德、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一路转战，孤军深入到瑞金大柏地时，36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2500人，平均每人只有20发子弹，并无粒米撮盐之炊。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蒙蔽，早已人去村空，而国民党赣军5个整编团在后面紧追不放，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毛泽东当机立断，指示军需处特事特办，允许以连为伙食单位统一开具欠条，赊购大柏地村民来不及带走的“过年料”，让众将士吃饱喝足，增强体力，终于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了强敌。一个多月后，军需处信守诺言，拿出3500块光洋兑现了欠款，赔偿了战争损失。红四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因敌取资，劫富济贫，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士气空前高涨，战力倍增，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中共成为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政党后，为了防止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杜绝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力度，并从1932年2月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反腐肃贪斗争。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署、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对贪污、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只因倒卖了两担军粮，结果竟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其尸体被贴上醒目的宣判书抛街示众，令饕餮之徒触目惊心、害群之马闻风丧胆。
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传颂一时；“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食米半斤。在前方战事吃紧、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后方非战斗人员半干半稀只吃二顿饭。有一阵子，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吃饭时总是躲在一边，有人怀疑他瞒着大伙偷吃猪肉，气愤地跑过去一看，发现他吃的原来是红薯叶！
苏区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纷纷慷慨解囊，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借谷不要还，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应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借谷20万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4年，中央苏区分3次借谷104万担，其中“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宁化县群众借谷7万余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红都”瑞金群众从中共建政到北上转移，历年间借谷25万担，认购公债68万元，其它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顽强地与“庞然大物”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直到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躲在“独立房子”里吃着烤面包、砂锅炖鸭瞎指挥，不幸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但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能够从容完身而退。
饭糗茹草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
自古以来，当兵吃粮，打仗领饷；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几乎成了天下之通义。但是，中共缔造的工农红军吃粮要靠自筹，打仗不领薪饷；苏维埃政府清正廉洁、树德务滋，“君子谋道不谋食”，并不以个人升官发财、吃香喝辣为目的，而以革奸铲暴、解民倒悬为己任。不少红军将领和苏区干部原本家境殷实、身居高位，烹龙炮凤、锦衣玉食垂手可得，但他们不愿安常处顺、坐享其成，在革命形势尚处于低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跟旧营垒决裂，自讨苦吃投身于工农解放事业。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官兵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只能依靠吃红米、南瓜和野菜勉强维持生计。由于长期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浮肿、打摆子和拉痢疾等各种疑难杂症流行一时，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他们犹自不改其乐，慷概慨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有个国军上校团长被俘投诚后，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发自内心地坦言：“野菜虽然很苦、很难吃，但精神能量很高、政治营养很丰富！”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明确规定红军除了行军打仗，执行军事任务，还要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筹集给养，执行政治和经济任务，由此彻底跟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进一步升华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高尚格调。红四军官兵在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光辉路线指引下，思想觉悟大为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初纯粹为了混饱肚子而参加红军的贫农子弟、无业游民，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道德情操，坚定了理想信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脱离苏区大本营，自江西、湖南进入广西、贵州、云南，然后折向川西北，沿途群众和经济基础越来越薄弱，气候与地理环境越来越恶劣，后勤保障也越来越困难了。1935年元旦前夕，红三军团四师进入广西大苗川，只买到了少量糯米，直吃得双腿发软，迈不开步。元旦这天抵达贵州瓮安，本来打算筹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新年、改善伙食，谁知竟连一块斋豆腐也没能得到。5月29日，红一军团强渡大渡河天险，承担飞夺泸定桥重任的红二师四团急不暇择，连日来靠抓生米当饭吃。6月8日翻越“生命禁区”夹金山时，受命攻打山垭口的红四团六连临战前一天多粒米未进，师机关和直属队挤出自己的干粮，才让他们吃上了一顿饱饭。
1935年6月15日，中央红军好不容易翻越巍巍冰山雪岭，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四川懋功会师，休整了一个半月后，又从卓克基、毛儿盖兵分二路进入茫茫沼泽草地。尽管此前他们采取了一切办法筹粮，但由于当地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着民族隔阂，不仅收效甚微，还经常遭受游牧武装的袭击。平均每人携带的五、六斤青稞，行程不到一半就吃完了，被迫采集野菜、草根和树皮充饥。草地上的水和植物往往有毒，误吃后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休克倒毙，即便如此，很快也被一扫而空。接下来已经饥不择食了，杀战马、牦牛、骡子，啃皮带、皮鞋，甚至喝人畜尿液、捡粪便中残留的青稞麦粒，凡是能找的都找了、能吃的都吃了，而草地依旧茫无头绪、不着边际。
危难关头，红军官兵响亮地喊出了：“要一起竖着走出去，不让一个人横着躺下来！”纷纷倾其所有，自告奋勇“尝百草”，以身试毒，争相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毛泽东杀掉坐骑，把自己分得的一小块马肉，让给了身患重病的警卫员戴天福，戴天福不舍得吃，临终前又托人送回给了毛泽东。红军总部还下了一道特殊的死命令，一定要优先照顾好年事已高的革命老人，不得有任何闪失。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被指定照顾董必武，想方设法弄到了半只野羊腿送给他补养身体，但董必武不肯独享，执意分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炊事员虽然掌管伙食，但他们行军时要肩挑背驮粮食和各种炊具，到了宿营地还要拾柴、找食物、埋锅造饭，体力消耗和精神压力过大，牺牲最多。红三军团某连炊事班轮流背一口沉重的大铜锅，结果9个炊事员全部累死在雪山草地，最后铜锅落到了司务长的肩上。另一连队轮流试吃野菜，有个炊事员因总是“插队”不幸中毒倒下，气得司务长破口大骂他“不守规矩”，炊事员解释：“我没有东西做给大伙吃，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如果我做的东西有毒，心里会更难过……”话未说完，头一歪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8月下旬，左、右路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相继走出了“死亡陷阱”松藩草地。此时，幸存的红军官兵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很多人的体毛全部掉光，皮肤也脱了一层，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再回到人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攻占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得到了一次休养生息、加油给力的机会，重新恢复了虎气雄风。随后，这支饱尝了大自然百味、经受了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而不溃散的队伍，继续北上翻越宁夏固原六盘山，于10月19日安然抵达陕北吴起镇，宣告长征先期结束，也预示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管制，严厉遏制两极分化，着力改善苏区军民生活。广大红军官兵为了让普天下劳苦大众吃上饱饭，硬是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忍饥挨饿、浴血奋战，从而确保了红色灶火不息、革命炊烟不灭……
参加红军吃大户，开展斗争谋口腹
“走，参加红军吃大户去！”
当年红色根据地的经济和教育普遍落后，苏区军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总体偏低，中共采用这种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宣传语言直奔主题，有效地阐明了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承担的历史使命，鼓动起了民众参与消灭剥削阶级、夺取生存资源的革命热情，“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奉命发动秋收起义受挫，幸得井冈山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收留，并接济了五百担稻谷，上千名起义官兵才得以稳住阵脚，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次年4月28日，朱德、陈毅又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投奔井冈山，与毛泽东、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会合，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大量兵员集中在“人口不足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弹丸之地，在国民党严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
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临机应变，组织、引导宁冈、永新等地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取得了好收成。朱德、毛泽东亲自带队下山挑粮，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往返穿梭，为井冈山根据地储备了30多万斤粮食。红四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以弱击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军事“围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1929年1月14日，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经济无出路的情况下，朱德、毛泽东毅然率领红四军主力跳出井冈山，转战幅员广袤、物产富饶的赣南、闽西。风味万千、营养全面的客家传统饮食，养育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为期13天的会议期间，600多名来自赤白区、国内外的代表，尽情分享了“红都国宴”的美味和中共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喜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工农武装迅猛扩充，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而国民党的“困死”、“饿死”手段越来越卑鄙，对苏区物资一律实行禁运，唯独放任粮食自流，凡此种种弊端，犹如雪上加霜，无不加剧了粮荒饥馑。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紧紧围绕和服从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置于各项经济建设的首位，放手发动群众开荒垦田、开渠治水，大办互助合作组织，大兴劳动竞赛运动。仅1933年一年，中央苏区消灭荒田32万担，新开荒田26万担。到1934年，修复水利工程万余处，新修水利工程千余处。农村基层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中青年农村妇女解开裹脚布下水田，唱起了农业生产的主角。
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管理、经营机构，积极开展粮食购、存、调、销业务，调剂余缺，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到1933年9月，苏区全境设有公营粮食调剂总局1个，省局5个，县区分、支局60个。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1071个，拥有社员243904人，股金242097元。为了确保苏区军民用粮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12月通令各地，要求有计划地限制粮食出口，禁止主粮改作副食用途。
正因各项工作到位、措施得力，苏区农业在大灾、战乱之年依然逆势飘红，1933年，中央苏区农产增长15%，闽浙赣苏区更是高达20%。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
后勤保障果然是战斗力，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红一军团某炮兵营20名战士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500名缺粮断炊的国军；一个红军炊事员凭着一把锅铲，竟降服了一连全副武装的饿兵，这场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官兵一致同甘苦，干群一心共患难
“不平人杀不平人，杀尽不平方太平。”中共立党的宗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特权阶级，废除剥削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新秩序。红军官兵生死相依，吃穿用度完全一样；苏区干群呼吸相通，饮食起居没有不同；红色根据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跟旧式军队等级森严，官兵对立；官僚衙门贵贱分明，官逼民反；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7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三湾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创造性地推行支部、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取消军官“四菜一汤”的待遇，让士兵民主管理伙食，自由支配节余的“伙食尾子”。有一次部队急行军，毛泽东因熬夜起得迟，来不及吃早餐、带午饭，饿得他竟向人讨饭吃。朱德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厨房、灶间，跟炊事员打成一片，以至于每每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敌兵误为“伙夫头”。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吃多吃少一目了然，吃好吃坏心甘情愿。
1929年2月9日，朱德、毛泽东率部从井冈山一路转战，孤军深入到瑞金大柏地时，36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2500人，平均每人只有20发子弹，并无粒米撮盐之炊。这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地群众因受国民党的欺骗、蒙蔽，早已人去村空，而国民党赣军5个整编团在后面紧追不放，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毛泽东当机立断，指示军需处特事特办，允许以连为伙食单位统一开具欠条，赊购大柏地村民来不及带走的“过年料”，让众将士吃饱喝足，增强体力，终于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了强敌。一个多月后，军需处信守诺言，拿出3500块光洋兑现了欠款，赔偿了战争损失。红四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因敌取资，劫富济贫，赢得了所到之处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士气空前高涨，战力倍增，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中共成为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政党后，为了防止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杜绝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力度，并从1932年2月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反腐肃贪斗争。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签署、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首次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量刑定罪标准，对贪污、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一个代号为“江西老表”的红军干部只因倒卖了两担军粮，结果竟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其尸体被贴上醒目的宣判书抛街示众，令饕餮之徒触目惊心、害群之马闻风丧胆。
绝大多数苏区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传颂一时；“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蔚然成风。中央党政机关率先垂范，11个部委二成多冗员、重费被核减，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发油盐钱三分，食米半斤。在前方战事吃紧、粮食供应最困难的非常时期，后方非战斗人员半干半稀只吃二顿饭。有一阵子，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吃饭时总是躲在一边，有人怀疑他瞒着大伙偷吃猪肉，气愤地跑过去一看，发现他吃的原来是红薯叶！
苏区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也毫不含糊，纷纷慷慨解囊，硬是从牙缝里抠出粮食支援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经济建设，而且大部分群众卖粮不要钱、借谷不要还，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应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求，借谷20万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4年，中央苏区分3次借谷104万担，其中“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宁化县群众借谷7万余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红都”瑞金群众从中共建政到北上转移，历年间借谷25万担，认购公债68万元，其它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红军官兵步调一致，苏区干群上下一心，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顽强地与“庞然大物”国民党南京政府抗衡了数年之久。直到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躲在“独立房子”里吃着烤面包、砂锅炖鸭瞎指挥，不幸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但中央红军主力并未伤筋动骨，依然能够从容完身而退。
饭糗茹草志愈坚，革命理想高于天
自古以来，当兵吃粮，打仗领饷；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几乎成了天下之通义。但是，中共缔造的工农红军吃粮要靠自筹，打仗不领薪饷；苏维埃政府清正廉洁、树德务滋，“君子谋道不谋食”，并不以个人升官发财、吃香喝辣为目的，而以革奸铲暴、解民倒悬为己任。不少红军将领和苏区干部原本家境殷实、身居高位，烹龙炮凤、锦衣玉食垂手可得，但他们不愿安常处顺、坐享其成，在革命形势尚处于低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跟旧营垒决裂，自讨苦吃投身于工农解放事业。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官兵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只能依靠吃红米、南瓜和野菜勉强维持生计。由于长期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浮肿、打摆子和拉痢疾等各种疑难杂症流行一时，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他们犹自不改其乐，慷概慨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有个国军上校团长被俘投诚后，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发自内心地坦言：“野菜虽然很苦、很难吃，但精神能量很高、政治营养很丰富！”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明确规定红军除了行军打仗，执行军事任务，还要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筹集给养，执行政治和经济任务，由此彻底跟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进一步升华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高尚格调。红四军官兵在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光辉路线指引下，思想觉悟大为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初纯粹为了混饱肚子而参加红军的贫农子弟、无业游民，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道德情操，坚定了理想信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脱离苏区大本营，自江西、湖南进入广西、贵州、云南，然后折向川西北，沿途群众和经济基础越来越薄弱，气候与地理环境越来越恶劣，后勤保障也越来越困难了。1935年元旦前夕，红三军团四师进入广西大苗川，只买到了少量糯米，直吃得双腿发软，迈不开步。元旦这天抵达贵州瓮安，本来打算筹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新年、改善伙食，谁知竟连一块斋豆腐也没能得到。5月29日，红一军团强渡大渡河天险，承担飞夺泸定桥重任的红二师四团急不暇择，连日来靠抓生米当饭吃。6月8日翻越“生命禁区”夹金山时，受命攻打山垭口的红四团六连临战前一天多粒米未进，师机关和直属队挤出自己的干粮，才让他们吃上了一顿饱饭。
1935年6月15日，中央红军好不容易翻越巍巍冰山雪岭，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四川懋功会师，休整了一个半月后，又从卓克基、毛儿盖兵分二路进入茫茫沼泽草地。尽管此前他们采取了一切办法筹粮，但由于当地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着民族隔阂，不仅收效甚微，还经常遭受游牧武装的袭击。平均每人携带的五、六斤青稞，行程不到一半就吃完了，被迫采集野菜、草根和树皮充饥。草地上的水和植物往往有毒，误吃后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休克倒毙，即便如此，很快也被一扫而空。接下来已经饥不择食了，杀战马、牦牛、骡子，啃皮带、皮鞋，甚至喝人畜尿液、捡粪便中残留的青稞麦粒，凡是能找的都找了、能吃的都吃了，而草地依旧茫无头绪、不着边际。
危难关头，红军官兵响亮地喊出了：“要一起竖着走出去，不让一个人横着躺下来！”纷纷倾其所有，自告奋勇“尝百草”，以身试毒，争相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毛泽东杀掉坐骑，把自己分得的一小块马肉，让给了身患重病的警卫员戴天福，戴天福不舍得吃，临终前又托人送回给了毛泽东。红军总部还下了一道特殊的死命令，一定要优先照顾好年事已高的革命老人，不得有任何闪失。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被指定照顾董必武，想方设法弄到了半只野羊腿送给他补养身体，但董必武不肯独享，执意分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炊事员虽然掌管伙食，但他们行军时要肩挑背驮粮食和各种炊具，到了宿营地还要拾柴、找食物、埋锅造饭，体力消耗和精神压力过大，牺牲最多。红三军团某连炊事班轮流背一口沉重的大铜锅，结果9个炊事员全部累死在雪山草地，最后铜锅落到了司务长的肩上。另一连队轮流试吃野菜，有个炊事员因总是“插队”不幸中毒倒下，气得司务长破口大骂他“不守规矩”，炊事员解释：“我没有东西做给大伙吃，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如果我做的东西有毒，心里会更难过……”话未说完，头一歪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8月下旬，左、右路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相继走出了“死亡陷阱”松藩草地。此时，幸存的红军官兵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很多人的体毛全部掉光，皮肤也脱了一层，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再回到人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攻占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得到了一次休养生息、加油给力的机会，重新恢复了虎气雄风。随后，这支饱尝了大自然百味、经受了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而不溃散的队伍，继续北上翻越宁夏固原六盘山，于10月19日安然抵达陕北吴起镇，宣告长征先期结束，也预示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