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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1968年我刚刚30出头，也从省总工会下放到新干县农村劳动。至今虽然时隔30多年，但那些往事常常在脑海显现，难以忘怀。
兴修水利显身手
下放新干县的干部，主要是省水利水电系统、省体委的干部，有400余人；知青则大多数是南昌八中和上海来的中学生，有2600余人。我下放的地方叫洋湖公社，离县城有15公里，是个丘陵贫困山区，田多劳力少，但民风朴实。为了迎接下放干部、知识青年的到来，公社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生产、生活上都进行了认真安排，公社书记刘友春亲自抓，不少社员把自己最好的房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给我们住，像迎接亲人那样迎接我们的到来，这使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
当时，正值冬修水利季节，公社决定集中劳力搞大兵团作战，修建杨眉山水库。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把这作为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自然都非常积极地投身到水库工地上参加劳动。我们和农民兄弟一样睡地铺，吃甑蒸饭、红锅菜；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肩挑肿了，手磨破了皮，都没有人叫苦。特别是一些上海知青水土不服，也坚持天天出工，如知青韩达销脚肿、伤口发炎，也不下“火线”。经过1个月的艰苦奋战，水库建成，大家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我们这支“五七”大军中，由于有许多水利水电系统的干部，懂技术，有专长，因此我们很快成为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在对全县的水利、水电资源的调研、规划、勘查、设计、施工等方面，许多下放干部尽心尽力，发挥了独特作用。几年来，我们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和全县干部社员一起，先后修建了七琴公社的瑶里水库、桃溪公社的桃溪水库、洋湖公社的西水庙水电站等30余座中、小型工程，为新干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尽了微薄之力。
助人为乐好事多
1968年12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松溪头陈添根家不慎失火，熊熊火焰很快蹿升到屋顶，殃及近邻。生产队长陈古仔急得团团转，陈家老小哭哭啼啼，一片混乱。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灭火战斗。性格较为内向的南昌八中知青彭俊，急中生智，找来一根大毛竹，固定位置后，像只猴子那样迅速爬上屋顶，把瓦片掀开，形成一道隔火墙；其他同志用各种装水工具，组成一条递溪水长龙，经过1个多小时搏斗，终于将火扑灭。全村社员异口同声称赞知青“真吃价”，陈添根激动得一遍又一遍高呼“毛主席万岁！”
淑溪村是个偏远的村庄，全村20余户，住房非常紧张。在这里插队的刘明、冯慧娟等14名上海知青，在大队和社员的帮助下，自己动手，开山辟地、制砖烧瓦，盖起了一栋简陋平房。这个班被县、地、省授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先进集体称号。他们不仅自力更生精神强，而且乐于助人。社员陈满根夫妇孩子多，生活十分困难。他们最小的女儿刚到3岁，一次不慎将一锅滚沸的粥打翻，背部、腿部顿时烫起了大水泡，孩子哭得死去活来，陈满根夫妇俩惊吓得无计可施。知青班长冯慧娟得知情况后，立刻将伙伴们组成一个担架队，连夜将受伤小女孩送到县医院抢救，并日夜轮流在医院护理小孩，喂汤喂饭，直到20多天后小孩基本康复，小女孩的医药费等费用他们也全部承担了下来。他们的举动在全县传为佳话，称赞他们是学习雷锋的好榜样。
“茄子灯”的故事
松溪大队地貌呈一字长龙，溪水曲折绕村而过，水利资源丰富。下放技术干部符润波通过调查，想利用松溪水库的水资源，建一个小电站，解决社员的照明问题。这一设想得到大队和社员们的热烈拥护。小符进行了认真的测算，按水的流量、落差等绘制了小电站的设计图。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也各自利用各种关系，往返南昌求援，搞来了发电机、电线等设备。进水钢管一时无法买到，小符左寻右找，发现一根损坏了的抽水机水泥管，经过维修和反复测试，也替代成功。1970年国庆节，小电站顺利发电，7个生产队的社员晚上照明、白天碾米都用上了电。当时村村鞭炮齐鸣，一些没见过电灯的老人还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为我们送来的“茄子灯”。
乐门“故乡”情
鸡丰公社乐门生产队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山村。金苗林、靳晓云、朱高亭、顾巧玲等17位上海南模中学的初、高中生，当年模仿红军，高举红旗，脚穿草鞋，步行千余公里，来到这里插队落户。他们的第一次劳动就是和农民一道儿送公粮。农民肩挑重担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自如，可知青们却越走越掉队。老农鼓励知青说，毛主席当年曾率红军走过这条路，这句话似无形的力量，激励知青们顽强地把公粮送到了粮站。此后，他们为纪念这条红军路，萌发了兴修简易公路的设想。在生产队和社员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开山辟岭，移山炸石，日夜苦干，经过近一个月的辛勤劳动，一条平整的简易公路代替了崎岖的山间小路。知青李金德担任村小教师，但村小的学生大部分上午要去放牛。为了使“放牛娃”能坚持学习，她把一块小黑板背在身上，办起了“牛背”学校，使学生们一举两得，学习、放牛两不误。
知青们在乐门创造的件件新鲜事，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称颂，他们也成为全地区、全省和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上海市委还特地赠送他们一台手扶拖拉机作为奖励。
几年后，虽然他们或升学、或参军、或进工厂当工人，先后离开了乐门，但他们始终把乐门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自豪地称自己为“乐门人”。金苗林同志大学毕业后，组织上选拔她担任吉安地区妇联主任，现任吉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她每次出差到新干，几乎都要“回娘家”转转看看，向乐门乡亲们问寒问暖；每逢寒暑假，她们夫妇还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探亲”。按她的话说，就是再去汲取新的“政治营养”，也使下一代接受“再教育”，莫忘广大农民兄弟。
兴修水利显身手
下放新干县的干部，主要是省水利水电系统、省体委的干部，有400余人；知青则大多数是南昌八中和上海来的中学生，有2600余人。我下放的地方叫洋湖公社，离县城有15公里，是个丘陵贫困山区，田多劳力少，但民风朴实。为了迎接下放干部、知识青年的到来，公社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生产、生活上都进行了认真安排，公社书记刘友春亲自抓，不少社员把自己最好的房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让给我们住，像迎接亲人那样迎接我们的到来，这使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
当时，正值冬修水利季节，公社决定集中劳力搞大兵团作战，修建杨眉山水库。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把这作为锻炼自己的好机会，自然都非常积极地投身到水库工地上参加劳动。我们和农民兄弟一样睡地铺，吃甑蒸饭、红锅菜；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肩挑肿了，手磨破了皮，都没有人叫苦。特别是一些上海知青水土不服，也坚持天天出工，如知青韩达销脚肿、伤口发炎，也不下“火线”。经过1个月的艰苦奋战，水库建成，大家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我们这支“五七”大军中，由于有许多水利水电系统的干部，懂技术，有专长，因此我们很快成为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在对全县的水利、水电资源的调研、规划、勘查、设计、施工等方面，许多下放干部尽心尽力，发挥了独特作用。几年来，我们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和全县干部社员一起，先后修建了七琴公社的瑶里水库、桃溪公社的桃溪水库、洋湖公社的西水庙水电站等30余座中、小型工程，为新干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尽了微薄之力。
助人为乐好事多
1968年12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松溪头陈添根家不慎失火，熊熊火焰很快蹿升到屋顶，殃及近邻。生产队长陈古仔急得团团转，陈家老小哭哭啼啼，一片混乱。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灭火战斗。性格较为内向的南昌八中知青彭俊，急中生智，找来一根大毛竹，固定位置后，像只猴子那样迅速爬上屋顶，把瓦片掀开，形成一道隔火墙；其他同志用各种装水工具，组成一条递溪水长龙，经过1个多小时搏斗，终于将火扑灭。全村社员异口同声称赞知青“真吃价”，陈添根激动得一遍又一遍高呼“毛主席万岁！”
淑溪村是个偏远的村庄，全村20余户，住房非常紧张。在这里插队的刘明、冯慧娟等14名上海知青，在大队和社员的帮助下，自己动手，开山辟地、制砖烧瓦，盖起了一栋简陋平房。这个班被县、地、省授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先进集体称号。他们不仅自力更生精神强，而且乐于助人。社员陈满根夫妇孩子多，生活十分困难。他们最小的女儿刚到3岁，一次不慎将一锅滚沸的粥打翻，背部、腿部顿时烫起了大水泡，孩子哭得死去活来，陈满根夫妇俩惊吓得无计可施。知青班长冯慧娟得知情况后，立刻将伙伴们组成一个担架队，连夜将受伤小女孩送到县医院抢救，并日夜轮流在医院护理小孩，喂汤喂饭，直到20多天后小孩基本康复，小女孩的医药费等费用他们也全部承担了下来。他们的举动在全县传为佳话，称赞他们是学习雷锋的好榜样。
“茄子灯”的故事
松溪大队地貌呈一字长龙，溪水曲折绕村而过，水利资源丰富。下放技术干部符润波通过调查，想利用松溪水库的水资源，建一个小电站，解决社员的照明问题。这一设想得到大队和社员们的热烈拥护。小符进行了认真的测算，按水的流量、落差等绘制了小电站的设计图。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也各自利用各种关系，往返南昌求援，搞来了发电机、电线等设备。进水钢管一时无法买到，小符左寻右找，发现一根损坏了的抽水机水泥管，经过维修和反复测试，也替代成功。1970年国庆节，小电站顺利发电，7个生产队的社员晚上照明、白天碾米都用上了电。当时村村鞭炮齐鸣，一些没见过电灯的老人还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为我们送来的“茄子灯”。
乐门“故乡”情
鸡丰公社乐门生产队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山村。金苗林、靳晓云、朱高亭、顾巧玲等17位上海南模中学的初、高中生，当年模仿红军，高举红旗，脚穿草鞋，步行千余公里，来到这里插队落户。他们的第一次劳动就是和农民一道儿送公粮。农民肩挑重担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自如，可知青们却越走越掉队。老农鼓励知青说，毛主席当年曾率红军走过这条路，这句话似无形的力量，激励知青们顽强地把公粮送到了粮站。此后，他们为纪念这条红军路，萌发了兴修简易公路的设想。在生产队和社员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开山辟岭，移山炸石，日夜苦干，经过近一个月的辛勤劳动，一条平整的简易公路代替了崎岖的山间小路。知青李金德担任村小教师，但村小的学生大部分上午要去放牛。为了使“放牛娃”能坚持学习，她把一块小黑板背在身上，办起了“牛背”学校，使学生们一举两得，学习、放牛两不误。
知青们在乐门创造的件件新鲜事，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称颂，他们也成为全地区、全省和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上海市委还特地赠送他们一台手扶拖拉机作为奖励。
几年后，虽然他们或升学、或参军、或进工厂当工人，先后离开了乐门，但他们始终把乐门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自豪地称自己为“乐门人”。金苗林同志大学毕业后，组织上选拔她担任吉安地区妇联主任，现任吉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她每次出差到新干，几乎都要“回娘家”转转看看，向乐门乡亲们问寒问暖；每逢寒暑假，她们夫妇还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探亲”。按她的话说，就是再去汲取新的“政治营养”，也使下一代接受“再教育”，莫忘广大农民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