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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是一个善于把艺术和市场揉合到一起”的人，往往能得到口碑和票房的双重肯定。电影《中国合伙人》最终以5.39亿的票房，创造他进军内地后最高票房记录。本文将以电影《中国合伙人》为例，从电影叙事、电影镜头、声音的运用、寻根文化的身份认同四个方面，对陈可辛的电影进行解读。
一、电影叙事
陈可辛在多年的电影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他的电影中，常常把观众需求放在第一位，然后进行故事类型的重组，拍出观众需要的温情电影。陈可辛说过：“我从来都是千方百计地拍和观众接近的电影，大众喜欢的电影，不要说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它就是大众电影，我从来不拍小众电影。”[1]
电影采用多重线索复调式结构，讲述三个内地人“中国式”成功的励志故事。影片包括爱情、友情和事业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插叙式的谈判事件。第二条线索为爱情线索。第三条线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为友情、事业线索，可概括为三次相聚，两次别离。
陈可辛说：“《中国合伙人》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元素：情怀、回忆、怀旧、梦想、友情、创业，还有对美国的一种梦想和价值观，还有梦想从破灭到成功——都是很温暖的。”[2]
二、电影镜头
陈可辛的电影之所以受到大众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导演对影片基调、细节、质感的把握，他善于刻画人物细腻的情感，善于变换运用镜头，注重聚焦表现人物内部、外部事件的冲突和情感的冲突。陈可辛常用摇镜头、特写镜头、俯拍、仰拍、空镜头等，这些镜头构成了如诗的电影语言。李·R波布克在《电影的元素》中提到：“一部电影的质量，归根到底取决于影像各方面的质量。镜头是看见影像的眼睛，是摄影机的焦点。要产生符合要求的精确影像就需要选择精确的镜头。决定选择什么镜头，是把影像转移到胶片上的关键因素。”[3]
对于摇镜头，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认为：“摇镜头不仅可以使画面显得特别真实，而且能使观众与摄影机一同移动的时候，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4]大量运用摇镜头是陈可辛电影的一大特色。在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开头部分，成东青站在万人会场中演讲的场面，多次运用摇镜头进行大场景拍摄，将整个会场热情激烈的气氛衬托出来，提升了主人公的气场，展现出“新梦想”公司的发展盛况，拉近了观影距离，使受众感同身受。对于特写，“导演在特写镜头里展现出自己诗的感受，揭示出事物的面貌和表情，这些表情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反应了我们的潜在感情。[5]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大量运用特写镜头表现三人在不同时期的面部表情，通过面部特写将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表现出来，展现三种不同的性格。例如孟晓骏机场送别，三人依依不舍的痛哭的特写画面，深入解读友情，彰显了人物的真性情。另外，陈可辛还经常运用慢镜头来表现深厚的情感等。
总之，陈可辛善于运用生活化的镜头展现生活细节，拓宽画面中的信息量，展现丰满而又真实的故事生活，表达诗意情怀。
三、声音的运用
陈可辛的电影中声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恰到好处、符合情感的人物语言和具有时代气息的经典音乐的运用上。他坦言：“其实我做人一直都很直白，没有什么东西放在心里，跟朋友聊天时什么都讲出来，朋友常说，再讲就没有想象空间了。我不能改变自己，也不会为了一部别人觉得好的电影而改变自己的风格。”[6]陈可辛的电影里的人物语言，处处都彰显着鲜明的人物性格，将人物真实的心理传达给观众。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王阳婚礼上有一番对白：“千万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不要跟想法比自己多的女人上床；千万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这种人物真实的心理表白，把长久以来积压的内心情感倾吐出来，让银幕内外的人能直观地了解人物的情感处境，同时又不失幽默，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周传基在《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中提到：“每一个时代的音乐，无论从社会内容、乐曲的旋律、曲式、演唱方式还是流行的乐器都各不相同。一首使用恰当的时代音乐远远胜过视觉方面的时代布景、道具、服装、发式。”[7]例如，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的歌曲《花房姑娘》、《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等歌曲，在上世纪90年代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这些歌曲代表了那个时代中人物的纯真岁月。陈可辛将经典歌曲放到这样一部青年奋斗史中，受众很容易被带回到充满泪水和汗水、痛并快乐着的上世纪90年代。这类经典、大众化音乐的加入，营造出一种亲切感，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历久弥新。
陈可辛经常借用经典音乐给电影注入细节，表现角色背后的灵魂所在。在电影《甜蜜蜜》中，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打动了无数人；《如果·爱》中齐秦同样以《外面的世界》将观众拉回歌曲流行的上世纪90年代。
四、寻根文化的身份认同
斯图尔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流徙》中指出：“文化身份是经常地出于变换和重构之中的。在流徙的过程中，这种变动尤其显得激烈——从个体到群体，从历史的线性到空间的横移，流徙群带来的文化移位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对自我被确认的质疑，由此文化身份也必然会在冲击下，不断地变化、扭曲、再生、重组。”[8]陈可辛前期的几部作品，包括《甜蜜蜜》、《如果·爱》、《双城故事》等讲述的都是“流徙者”的故事，带有草根阶层的流徙状态，表现出人物自身的生活境地，他们都试图寻找在社会中的生命根源。这些情节设置与陈可辛本人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陈可辛生于香港，少年移居泰国，后来又去美国读书……在步入影视圈之前，一直过着流徙的生活。
《中国合伙人》中的主人公是三个北漂男人起初梦想去美国寻找自由和价值的故事，最后真正去美国的只有孟晓骏。陈可辛说：“我们都很有目的性，对前途，对未来，对美国都有很多看法。我自己也去过两次美国，跟片中的孟晓骏一样，等于在不同的阶段跟美国有不同的缘分。本来都很相信美国的一套，但在美国却碰了不少钉子，回来以后重新反省自己的梦想。”[9]导演用细腻的视听语言放大了孟晓骏在美国的无助和失落，强化了他在陌生环境下的冲突。影片中有一段孟晓骏在餐厅打工的场景，作为busboy只能收拾桌子，帮别人倒咖啡、倒可乐来获得微薄的工资，连获得小费的资格都没有。陈可辛将镜头对准孟晓骏生活的无奈和现实的冷酷，为了交代一个重要信息：这里不属于他，他只是环境中的陌生人，不可能抬起头来骄傲地活着。
结语
陈可辛的电影始终把受众的审美需要放在第一位，他的电影不拘泥于单个类型模式，而是不断表现出对类型电影的颠覆和整合，他试图打造带有“陈可辛制造”印记的温情电影，为华语电影在新时期的大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红秀.电影《中国合伙人》励志片的质感与规则[J].四川戏剧，2014（4）：131.
[2]詹庆生.怀旧乡愁与香港的身份想象——《甜蜜蜜》的文化解读[J].解放军艺术学院报，2012（3）：20.
[3]李·R波不克.电影的元素[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67.
[4][5]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58，170.
[6]李谭龙.电影《中国合伙人》视听语言分析[J].电影评介，2013（13）：54.
[7]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89.
[8]斯图尔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流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9]沈扬.重释中国式的成功故事——论《中国合伙人》的身份转型与梦想实现[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4（15）：63.
一、电影叙事
陈可辛在多年的电影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他的电影中，常常把观众需求放在第一位，然后进行故事类型的重组，拍出观众需要的温情电影。陈可辛说过：“我从来都是千方百计地拍和观众接近的电影，大众喜欢的电影，不要说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它就是大众电影，我从来不拍小众电影。”[1]
电影采用多重线索复调式结构，讲述三个内地人“中国式”成功的励志故事。影片包括爱情、友情和事业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插叙式的谈判事件。第二条线索为爱情线索。第三条线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为友情、事业线索，可概括为三次相聚，两次别离。
陈可辛说：“《中国合伙人》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元素：情怀、回忆、怀旧、梦想、友情、创业，还有对美国的一种梦想和价值观，还有梦想从破灭到成功——都是很温暖的。”[2]
二、电影镜头
陈可辛的电影之所以受到大众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导演对影片基调、细节、质感的把握，他善于刻画人物细腻的情感，善于变换运用镜头，注重聚焦表现人物内部、外部事件的冲突和情感的冲突。陈可辛常用摇镜头、特写镜头、俯拍、仰拍、空镜头等，这些镜头构成了如诗的电影语言。李·R波布克在《电影的元素》中提到：“一部电影的质量，归根到底取决于影像各方面的质量。镜头是看见影像的眼睛，是摄影机的焦点。要产生符合要求的精确影像就需要选择精确的镜头。决定选择什么镜头，是把影像转移到胶片上的关键因素。”[3]
对于摇镜头，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认为：“摇镜头不仅可以使画面显得特别真实，而且能使观众与摄影机一同移动的时候，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4]大量运用摇镜头是陈可辛电影的一大特色。在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开头部分，成东青站在万人会场中演讲的场面，多次运用摇镜头进行大场景拍摄，将整个会场热情激烈的气氛衬托出来，提升了主人公的气场，展现出“新梦想”公司的发展盛况，拉近了观影距离，使受众感同身受。对于特写，“导演在特写镜头里展现出自己诗的感受，揭示出事物的面貌和表情，这些表情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反应了我们的潜在感情。[5]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大量运用特写镜头表现三人在不同时期的面部表情，通过面部特写将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表现出来，展现三种不同的性格。例如孟晓骏机场送别，三人依依不舍的痛哭的特写画面，深入解读友情，彰显了人物的真性情。另外，陈可辛还经常运用慢镜头来表现深厚的情感等。
总之，陈可辛善于运用生活化的镜头展现生活细节，拓宽画面中的信息量，展现丰满而又真实的故事生活，表达诗意情怀。
三、声音的运用
陈可辛的电影中声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恰到好处、符合情感的人物语言和具有时代气息的经典音乐的运用上。他坦言：“其实我做人一直都很直白，没有什么东西放在心里，跟朋友聊天时什么都讲出来，朋友常说，再讲就没有想象空间了。我不能改变自己，也不会为了一部别人觉得好的电影而改变自己的风格。”[6]陈可辛的电影里的人物语言，处处都彰显着鲜明的人物性格，将人物真实的心理传达给观众。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王阳婚礼上有一番对白：“千万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不要跟想法比自己多的女人上床；千万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这种人物真实的心理表白，把长久以来积压的内心情感倾吐出来，让银幕内外的人能直观地了解人物的情感处境，同时又不失幽默，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周传基在《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中提到：“每一个时代的音乐，无论从社会内容、乐曲的旋律、曲式、演唱方式还是流行的乐器都各不相同。一首使用恰当的时代音乐远远胜过视觉方面的时代布景、道具、服装、发式。”[7]例如，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的歌曲《花房姑娘》、《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等歌曲，在上世纪90年代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这些歌曲代表了那个时代中人物的纯真岁月。陈可辛将经典歌曲放到这样一部青年奋斗史中，受众很容易被带回到充满泪水和汗水、痛并快乐着的上世纪90年代。这类经典、大众化音乐的加入，营造出一种亲切感，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历久弥新。
陈可辛经常借用经典音乐给电影注入细节，表现角色背后的灵魂所在。在电影《甜蜜蜜》中，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打动了无数人；《如果·爱》中齐秦同样以《外面的世界》将观众拉回歌曲流行的上世纪90年代。
四、寻根文化的身份认同
斯图尔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流徙》中指出：“文化身份是经常地出于变换和重构之中的。在流徙的过程中，这种变动尤其显得激烈——从个体到群体，从历史的线性到空间的横移，流徙群带来的文化移位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对自我被确认的质疑，由此文化身份也必然会在冲击下，不断地变化、扭曲、再生、重组。”[8]陈可辛前期的几部作品，包括《甜蜜蜜》、《如果·爱》、《双城故事》等讲述的都是“流徙者”的故事，带有草根阶层的流徙状态，表现出人物自身的生活境地，他们都试图寻找在社会中的生命根源。这些情节设置与陈可辛本人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陈可辛生于香港，少年移居泰国，后来又去美国读书……在步入影视圈之前，一直过着流徙的生活。
《中国合伙人》中的主人公是三个北漂男人起初梦想去美国寻找自由和价值的故事，最后真正去美国的只有孟晓骏。陈可辛说：“我们都很有目的性，对前途，对未来，对美国都有很多看法。我自己也去过两次美国，跟片中的孟晓骏一样，等于在不同的阶段跟美国有不同的缘分。本来都很相信美国的一套，但在美国却碰了不少钉子，回来以后重新反省自己的梦想。”[9]导演用细腻的视听语言放大了孟晓骏在美国的无助和失落，强化了他在陌生环境下的冲突。影片中有一段孟晓骏在餐厅打工的场景，作为busboy只能收拾桌子，帮别人倒咖啡、倒可乐来获得微薄的工资，连获得小费的资格都没有。陈可辛将镜头对准孟晓骏生活的无奈和现实的冷酷，为了交代一个重要信息：这里不属于他，他只是环境中的陌生人，不可能抬起头来骄傲地活着。
结语
陈可辛的电影始终把受众的审美需要放在第一位，他的电影不拘泥于单个类型模式，而是不断表现出对类型电影的颠覆和整合，他试图打造带有“陈可辛制造”印记的温情电影，为华语电影在新时期的大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红秀.电影《中国合伙人》励志片的质感与规则[J].四川戏剧，2014（4）：131.
[2]詹庆生.怀旧乡愁与香港的身份想象——《甜蜜蜜》的文化解读[J].解放军艺术学院报，2012（3）：20.
[3]李·R波不克.电影的元素[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67.
[4][5]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158，170.
[6]李谭龙.电影《中国合伙人》视听语言分析[J].电影评介，2013（13）：54.
[7]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89.
[8]斯图尔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流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9]沈扬.重释中国式的成功故事——论《中国合伙人》的身份转型与梦想实现[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4（1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