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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说，古今中外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对人类造成的伤害都不如病毒大。而在中国，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甲流”，每当人们陷入被流行病毒攻击的恐慌之中，一马当先出现在战场上的，总是病毒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
2018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獲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他颁发了奖励证书。
研究所里找“真凶”
侯云德，1929年生于常州， 1948年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读本科，1958年至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
“当时学细菌的人比较多，而病毒学是新兴专业，是国际上的前沿学科，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病毒所，只是在微生物系里设病毒室。另外，相对于细菌而言，病毒更难控制。”侯云德回忆道。一到苏联的病毒所，他就遇上了“大事”——动物房小白鼠大量死亡。专家们束手无策，侯云德决心找出“真凶”。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试验，他终于发现“罪魁祸首”是仙台病毒。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苏联病毒学研究所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至于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们都特意跑到病毒所来打听“侯云德是谁”。
回国后，侯云德成为中国病毒学的开拓者，他撰写和翻译的书籍被病毒学界人士称为“圣经”。
发现黄芪抗病毒机理
中医古方“玉屏风散”常用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药是黄芪。侯云德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大量试验表明，黄芪对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干扰素是正常人体细胞分泌的一类低分子蛋白质，具有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及抗肿瘤作用。在阐明黄芪抗病毒感染机理的同时，侯云德敏锐地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干扰素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他决定选择干扰素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1976年，他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成功研制出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并将技术推广到北京、四川等地。
非洲鲫鱼成为“救命稻草”
上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只能在文献中一窥真容。基因工程可以制造干扰素药物，为病毒病患者解除痛苦。于是，侯云德和同事们查找文献，边学边干。文献显示，国外是用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来进行实验，而国内没有这种动物，也没有进口经费，侯云德和同事们只好寻找其它动物卵母细胞来代替。
最终，北京水产养殖场的非洲鲫鱼成了“救命稻草”。他们用鲫鱼卵母细胞作为替代，采用微量注射法获得了成功，闯出了核糖核酸转译的一条新路，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雏形逐渐显现，病毒学研究迈入了分子时代。1982年夏天，侯云德团队首次克隆出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随后，他们成功研制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Ⅰ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 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它的问世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
“尽管和国外同类成果相比，我们晚了一点，但我们研制的干扰素是由中国人基因研制而成，更适应国人体质，同时副作用更小、治疗病种更多。”侯云德自豪地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兴起了基因工程干扰素药物，如果进口，价格十分昂贵。侯云德想，能否建立一个生物医药“工厂”，大批量生产干扰素呢？26年前，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起了“创客”——在地下室建起中试生产线，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十年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数量增长十多倍，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这些药物产品广泛应用于慢性肝炎、肿瘤以及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
“非典”中，“超人”般存在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是一种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究竟该如何防治“非典”？当时，身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所长的侯云德，每天都会接到无数个催问研究结果的电话。“‘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没搞清传播途径，那次很被动。”事实上，全世界在“非典”疫情面前都很被动，各国都希望能尽快在诊断、预防和治疗该疾病方面有所突破。侯云德和我国疾病防控专家们也快马加鞭地与病毒赛跑。
2003年4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第一个预防“非典”的药物——α2b干扰素，并通过“绿色通道”进入临床实验，这类干扰素便是侯云德的研究成果。此后，侯云德将干扰素的生产技术迅速转让给了多家企业。这种能抗病毒的透明液体，一下子成了救命的护身符。“非典”让侯云德成为“超人”般的存在。
拍板“甲流”免疫策略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一天，在国家卫生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绕“甲流”疫苗接种一剂还是两剂，专家们激烈地讨论着。根据文献和初步研究结果，侯云德凭借多年经验“一锤定音”，提出甲型流感疫苗一剂接种的免疫策略，不同于世卫组织推荐的两剂接种策略。在一系列科学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在87天内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并在“甲流”大规模暴发前上市使用。流感在人类历史上是无法被干预的，没有人能干预成功，但是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我们干预成功了。 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减少了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约5倍以上。
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专职技术总师，侯云德已主导建立中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这是一张巨大的保护网。近些年，无论是2013年流行的H7N9禽流感病毒、 2014年在全球扩散的MERS（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015年以来在西非盛行的埃博拉病毒，还是2016年席卷世界的寨卡病毒，都未能对国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大规模影响。
现在，侯云德仍然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耄耋之年的侯云德，依旧以“超人”的姿态，守护着国人的生命健康。
2018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獲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他颁发了奖励证书。
研究所里找“真凶”
侯云德，1929年生于常州， 1948年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读本科，1958年至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
“当时学细菌的人比较多，而病毒学是新兴专业，是国际上的前沿学科，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病毒所，只是在微生物系里设病毒室。另外，相对于细菌而言，病毒更难控制。”侯云德回忆道。一到苏联的病毒所，他就遇上了“大事”——动物房小白鼠大量死亡。专家们束手无策，侯云德决心找出“真凶”。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试验，他终于发现“罪魁祸首”是仙台病毒。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苏联病毒学研究所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至于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们都特意跑到病毒所来打听“侯云德是谁”。
回国后，侯云德成为中国病毒学的开拓者，他撰写和翻译的书籍被病毒学界人士称为“圣经”。
发现黄芪抗病毒机理
中医古方“玉屏风散”常用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药是黄芪。侯云德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大量试验表明，黄芪对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干扰素是正常人体细胞分泌的一类低分子蛋白质，具有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及抗肿瘤作用。在阐明黄芪抗病毒感染机理的同时，侯云德敏锐地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干扰素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他决定选择干扰素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1976年，他带领团队在国内首次成功研制出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并将技术推广到北京、四川等地。
非洲鲫鱼成为“救命稻草”
上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只能在文献中一窥真容。基因工程可以制造干扰素药物，为病毒病患者解除痛苦。于是，侯云德和同事们查找文献，边学边干。文献显示，国外是用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来进行实验，而国内没有这种动物，也没有进口经费，侯云德和同事们只好寻找其它动物卵母细胞来代替。
最终，北京水产养殖场的非洲鲫鱼成了“救命稻草”。他们用鲫鱼卵母细胞作为替代，采用微量注射法获得了成功，闯出了核糖核酸转译的一条新路，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雏形逐渐显现，病毒学研究迈入了分子时代。1982年夏天，侯云德团队首次克隆出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随后，他们成功研制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Ⅰ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 型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它的问世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
“尽管和国外同类成果相比，我们晚了一点，但我们研制的干扰素是由中国人基因研制而成，更适应国人体质，同时副作用更小、治疗病种更多。”侯云德自豪地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兴起了基因工程干扰素药物，如果进口，价格十分昂贵。侯云德想，能否建立一个生物医药“工厂”，大批量生产干扰素呢？26年前，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起了“创客”——在地下室建起中试生产线，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十年间，我国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数量增长十多倍，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这些药物产品广泛应用于慢性肝炎、肿瘤以及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的临床治疗。
“非典”中，“超人”般存在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简称，是一种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究竟该如何防治“非典”？当时，身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所长的侯云德，每天都会接到无数个催问研究结果的电话。“‘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没搞清传播途径，那次很被动。”事实上，全世界在“非典”疫情面前都很被动，各国都希望能尽快在诊断、预防和治疗该疾病方面有所突破。侯云德和我国疾病防控专家们也快马加鞭地与病毒赛跑。
2003年4月，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第一个预防“非典”的药物——α2b干扰素，并通过“绿色通道”进入临床实验，这类干扰素便是侯云德的研究成果。此后，侯云德将干扰素的生产技术迅速转让给了多家企业。这种能抗病毒的透明液体，一下子成了救命的护身符。“非典”让侯云德成为“超人”般的存在。
拍板“甲流”免疫策略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一天，在国家卫生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绕“甲流”疫苗接种一剂还是两剂，专家们激烈地讨论着。根据文献和初步研究结果，侯云德凭借多年经验“一锤定音”，提出甲型流感疫苗一剂接种的免疫策略，不同于世卫组织推荐的两剂接种策略。在一系列科学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在87天内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并在“甲流”大规模暴发前上市使用。流感在人类历史上是无法被干预的，没有人能干预成功，但是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我们干预成功了。 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甲流”的应对措施减少了2.5亿人发病和7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约5倍以上。
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专职技术总师，侯云德已主导建立中国“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这是一张巨大的保护网。近些年，无论是2013年流行的H7N9禽流感病毒、 2014年在全球扩散的MERS（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015年以来在西非盛行的埃博拉病毒，还是2016年席卷世界的寨卡病毒，都未能对国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大规模影响。
现在，侯云德仍然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耄耋之年的侯云德，依旧以“超人”的姿态，守护着国人的生命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