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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军为弥补其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强调“以战养战”，多次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华北地区，强征骗募中国劳工民夫，押至中国其他地区和日本从事惨无人道的劳役。但日军在上海的强征骗募活动，因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具体情况鲜为人知。笔者根据一批新发现的日伪和战后上海市政府档案，参考当时的新闻报道，将其内幕初步披露于下。
强征骗募劳工不晚于1939年初夏
1939年6月初，汪伪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的职员，接到投诉：虹口海宁路难民棚户区卫生状况极差，随时有爆发传染病的可能。汪伪社会局的职员，立即赶赴现场。察看下来后，他们的意见是把这数百名难民逐出东倒西歪的棚户区。可逐出之后，又如何安置?
正当社会局的职员为难之际，忽然有人以“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的名义前来接洽，称他们愿意接手这项工作，可以派人对难民实行登记、管理，并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此言一出，伪社会局的职员一阵惊喜，但冷静下来后，感到蹊跷。因为当地所有机构从事招募工作，都须向社会局备案。但在社会局的备案中，从未有过什么“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的记录。
后经伪警察局查实，“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系由日本海军批准设立，由日本人大西一荣承办，办公地点在虹口临平路14号，人员暂住临平路32号，成立日期为5月24日，专门骗募中国劳工为日军工作。警察局将这一意外的“发现”，层层上报，却没有任何回音。
在该会办公地临平路14号，伪社会局人员捡到一份“上海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的《招工通告》，上写招工条件为：“一、凡年在十六至五十岁以内者；二、凡能刻苦耐劳而无嗜好者；三、诚实而品行端正者。”工种不限，并许以提供宿舍和卫生设备。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所谓招工书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之类，日军经常变骗募为强征，甚至采用拉夫抓役的手段。
日军在上海招募中国劳工究竟始于何时，迄今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从这一材料看，日军在上海的招募活动不晚于1939年5月，而且起初都是背着汪伪当局“单干”的。
虹口、杨树浦地区的拉夫抓役
1940年2月至1941年2月日军在虹口、杨树浦地区拉夫抓役的几件事例，说明日军征募中国劳工不仅使用欺骗手段，更不择手段地采取恐怖行为。
1941年2月18日的《申报》采访了一名被日军拉夫又脱逃的劳工。
2月15日夜间，他出外访友，行至杨树浦路底，突被3名日军宪兵抓住，押往四川路底日军司令部6楼。进门后发现此处已经汇集了500余名华工。一会儿，日军手持刺刀，又从别处押送进100多名中国劳工。翻译告诉他们，将派赴各战场充当夫役。深夜12时以后，日军卡车将这批劳工运走。这名劳工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决心趁着黑夜拼死逃脱。当卡车驶过一座桥梁时，他猛然从车上跃下，蹿入河中。日军打了几枪后，继续开车前行。所幸他并未中枪，总算捡得一条性命。
日军拉夫行动大多在夜间或清晨进行，致使人心惶惶。杨树浦工业区企业较多，许多工人放夜班后，宁可夜间留宿厂中，不敢回家。有一名现在仍健在叫谷生(化名)的老人回忆说，他于1943年夏在杨树浦的一条马路上行走时，莫名其妙地被从一辆卡车上下来的日军强行抓去，当晚坐船押往日本福冈大谷坑煤矿做苦力，从此“忍受着非人的折磨，一直苦熬到回国”。
为防不测，连出租车司机也不敢开往那些地方，如果有乘客要去虹口或杨树浦地区，他们宁愿放弃这笔生意。事实上，出租车司机在虹口遇害的情况时有发生，著名的出租汽车司机抬棺游行事件就因司机在虹口被害而发生。
一些平时热闹的商业街，这时人气锐减，异常萧条。商店摊贩延迟开业，提早收市，有些商家干脆自动停业，一些工厂因工人不敢来上班，被迫倒闭。
另有部分被拉民夫，系由日军从杭州、海宁、硖石、嘉兴等地押到上海，日军往往强迫他们在码头上装卸货物，然后在日军的胁迫下登上船只，随货一起“发”往目的地。发展到后来，日军还秘密征用上海监狱内的囚犯550名，为日本海军作苦役。
日军拉夫抓役，不仅造成许多家庭失去主要生活来源，陷入困境。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许多人“皆突然失踪，绝无踪迹”。居民莫不惊恐万状。
骗募劳工在五角场挖隧道
日本军方和企业在上海招募劳工，有的是押往东北、华北等日军占领区做工，有的则是被骗往日本甚至南洋地区作苦役，有的就地“消化”，人一旦被征募，往往生死茫茫，有去无回。
1940年冬季，上海外白渡桥北侧突然竖起一块木牌，上写：“工程急需，招募支那劳工一批，待遇除供给食宿外，劳动一天发大豆一斗。”原来，日本恒产株式会社奉日军命令，拟在五角场一带秘密开挖地下隧道，以便日军在与盟军开战时，可以躲避空袭或转移地下。此项工程被日军视为“绝密”，为掩人耳目，便假借企业名义出面招募中国劳工，实则背后完全是日军在操纵。
正为生计发愁的上海人，或离乡背井来沪的难民，见有这么好的差使可干，而且待遇不菲，纷纷报名应征。报名处对来者不拒，来多少收多少，先引他们在一座仓库安顿。一到夜晚，将他们偷偷送往隧道工程的工地。那里已经搭好了一排排的芦棚，劳工就住在里面。一进人工地，完全失去了自由，工地的四周，又用铁丝网围了好几层，有日军和狼犬看守，根本别想出来。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其下落。有的家属好不容易打听到他们的住处，赶来探望，统统被拒之门外，有的竞被日军打死，据说是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
到底有多少劳工被骗挖隧道，已经无从考证，他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洞里，在日军的刺刀和棍棒下，没日没夜地向纵深挖掘，死了一批，再顶一批，一直到1943年3月工程建成为止。
日军曾使用这条地下隧道。奇怪的是，日军战败撤走后，这条秘密隧道仿佛不存在似的，竟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方位、长度，五角场地区的居民也只隐隐约约知道日军在地下搞过名堂，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不清楚了。时间一长，日军五角场地下隧道的秘密工程，随同那段历史一起被湮没在地下。直到“文革”后期，这座庞大的地下工程才重新被人发现。
地下隧道被发现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工程的规模搞清楚了，却找不到一个参加过工程的知情者，在长长的地洞里，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尸骨。那么这批劳工来自何方?工程竣工后，日军又如何处置他们?这一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另据1946年上海市政府调查统计，日军在上海郊区修建军事交通要道，建造众多明碉暗堡，征用了大量民夫，仅嘉定县就有10万人之多。
日汪联手设骗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也名存实亡。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使日汪命运维系得更为紧密。在此期间，日方也从单独强征骗募劳工发展到与汪伪联手设置骗局。
自称“满洲国学务兴国会会长”的日本人屈尾平一 曾来沪招募劳工，但招工章程由“满蒙毛织厂”和“满洲国学务兴国会”共同具名，招募纺织修理工、钳工、木型工、制帽工、车床拆装工，以及管子铜匠、白铁匠等“技术工人”。年龄25至35岁。后查明，这次招募日方使用了假机构、假人名，这些机构和人事后踪迹全无，蓄意欺骗的背后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日军不仅招募男工，也招募过不少女工。1943年3月，日本大使馆知照汪伪政府：“关东州劳务协会”派遣四川正吉在上海沪西及常州、无锡、苏州各招募“华人女工”50名，共计200名，定于4月20日起在和平旅社招募。这次招募有“募集认可证”，伪沪西警察局奉命“应随时派警妥慎保护”。
日军的骗募行为，起先自己偷偷摸摸单干，事情往往暴露，现与汪伪政府联手行动，更加具有欺骗性。
1942年3月，日本人中村晋呈称，受满洲碳矿株式会社委托，来沪募集华工约1万人，募集对象为“十八至四十五岁中国男子，身体强壮，能耐碳矿劳动”，且“欢迎有家属者”。募集费用为华工日金20元，家属成年人16元，小孩6元，其中一部分冲抵募集办公费，一部分给募集工人及家属。这批华工将赴“满洲碳矿工作”，在上海集中时的费用从募集费中支出，以后的旅费及其他开销由公司方面负责。工资“每月直接付与本人，无中间榨取者”。
乍看之下，这些招工条件十分优厚，加上由伪上海市社会局出具担保，配合日方进行宣传，致使受骗应募者有5000余人。但尚不足日方原定1万人的征募数。日方后借清查户籍名义，与汪伪警察一起抓捕没有“良民证”的青壮年充数，押赴劳役地。抗战胜利后，这批被运往东北抚顺等地矿区做苦力的劳工生死不明，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劳工被骗往日本、南洋地区做苦役
1943年6月日本大使馆知照汪伪政府：日本造船株式会社派募集员田浦正成，于7月1日至9月30日在上海、苏州、无锡招工500名，计上海地区300名，苏州、无锡各100名，派往日本北海道造船。
实际上，日方已非第一次在上海招募赴北海道的劳工。“东日本造船公司”在福州路江西路口汉弥尔登大楼611号设置办事处，代表人为竹下文隆。之前曾招聘华工243名去北海道。
7月25日第一批赴日劳工离沪。上海轮船木业公会曾报告这批中国工人被迫应征及在日本工作情形。由于处在日伪的淫威下，报告用词谨慎，但仍不难看出工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虐待。
这批上海工人到达日本做工，“该厂负责当局苛待我华人，情形一如牛马，偶一不慎，鞭挞交加，甚而脱卸全体衣服，推至雪地，因而致死者有之。种种惨状，不忍听闻，其痛苦实非笔墨所可形容”。而当初合同上写明，“雇主对雇员之生命保障，精神休养，生活调济”，“随时随地予以爱护及实践之”。对照现实状况，日方在招工合同里的承诺纯属欺人之谈。
不管是强征还是骗募，人都是突然失踪的。许多家庭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伤心欲绝”，家人尤其是上年纪者往往一病不起，等到劳工回到上海，已经因此发疯甚或含恨离开人世。
劳工家属丁张氏一家7口，均系老弱妇孺，因失去生活来源，无以为生，又无法与在日本的夫婿取得联系，丁张氏竟悬梁自杀，虽经邻居抢救免于一死，“但来日方长，其困顿何堪设想”。据史料记载，许多劳工家属因此“流落街头号啼哭泣者有之，流为乞丐者有之，出卖子女者有之”。
别时容易见时难。上海劳工一到日本，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假如能活着回来，就算是万幸了。东日本造船公司解散后，幸存的劳工要求回国，但日本有关当局以“日本国内正需要此种木工，送回一节，碍难同意”为由，拒绝他们的正当要求。
1944年7月日本大东亚省命伊藤幸太郎组织“日本劳务协会”，要求赴上海募集1500名劳工，移入日本内地。这次招募工作到9月30日结束，实际招募1712人，其中251人为“特殊劳工”，即战俘。他们被分别运往日本室兰港东邦碳矿、留堋港箱田铁矿、小樽港东邦碳矿、北海道碳矿等地。
由于这次被征劳工中许多人一到日本即因非人待遇，发生过逃跑和暴动情况，短时间内就有100多人死亡和失踪。
战争后期，日军还征用上海劳工赴南洋服苦役。在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的配合下，于1944年6月20日募集工人264名，6月29日持外交部护照出国。据伪上海特别市社会福利局档案，这批工人“临时逃脱者九名，计二百五十五名……于八月四日到达菲岛，其中有一人因病死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掳至南洋作苦役的华工韩庆来、韩登训等人由美军遣送回国，他们向上海市政府提交呈文，要求日方赔偿损失。他们在呈文中写道：“庆来等一百三十九人均系农民，不意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分别为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拘俘，强迫押赴南洋巴拉屋(PALAU)岛服劳役，担任饲马、搬运等粗重活。其间三年，不仅备受日军虐害(计工作期间为日军残害者，共二十五名之多)，且应得工资分文未给。”
刘荣升、张恩孚于1946年4月1日致函上海市社会局，陈述了相似情形：“窃民等于抗战期间，原务农、工、兵、学，分隶各省，不幸于三十一年(1942年)，先后被敌俘虏，于三十二年一月，经敌派兵押赴南洋巴拉屋本岛，服务苦役。”
据1946年上海市警察局并不完整的统计材料，“总计全市在抗战期间，被日伪强征或调遣至国外服役之人数为12523人”。当然，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被迫作苦役，或被迫赴日本及南洋、澳洲等地作苦役，这一数字，肯定不包括从江浙等地抓来经上海转运的大量劳工。
强征骗募劳工不晚于1939年初夏
1939年6月初，汪伪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的职员，接到投诉：虹口海宁路难民棚户区卫生状况极差，随时有爆发传染病的可能。汪伪社会局的职员，立即赶赴现场。察看下来后，他们的意见是把这数百名难民逐出东倒西歪的棚户区。可逐出之后，又如何安置?
正当社会局的职员为难之际，忽然有人以“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的名义前来接洽，称他们愿意接手这项工作，可以派人对难民实行登记、管理，并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此言一出，伪社会局的职员一阵惊喜，但冷静下来后，感到蹊跷。因为当地所有机构从事招募工作，都须向社会局备案。但在社会局的备案中，从未有过什么“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的记录。
后经伪警察局查实，“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系由日本海军批准设立，由日本人大西一荣承办，办公地点在虹口临平路14号，人员暂住临平路32号，成立日期为5月24日，专门骗募中国劳工为日军工作。警察局将这一意外的“发现”，层层上报，却没有任何回音。
在该会办公地临平路14号，伪社会局人员捡到一份“上海日支劳工同人公会”的《招工通告》，上写招工条件为：“一、凡年在十六至五十岁以内者；二、凡能刻苦耐劳而无嗜好者；三、诚实而品行端正者。”工种不限，并许以提供宿舍和卫生设备。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所谓招工书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之类，日军经常变骗募为强征，甚至采用拉夫抓役的手段。
日军在上海招募中国劳工究竟始于何时，迄今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从这一材料看，日军在上海的招募活动不晚于1939年5月，而且起初都是背着汪伪当局“单干”的。
虹口、杨树浦地区的拉夫抓役
1940年2月至1941年2月日军在虹口、杨树浦地区拉夫抓役的几件事例，说明日军征募中国劳工不仅使用欺骗手段，更不择手段地采取恐怖行为。
1941年2月18日的《申报》采访了一名被日军拉夫又脱逃的劳工。
2月15日夜间，他出外访友，行至杨树浦路底，突被3名日军宪兵抓住，押往四川路底日军司令部6楼。进门后发现此处已经汇集了500余名华工。一会儿，日军手持刺刀，又从别处押送进100多名中国劳工。翻译告诉他们，将派赴各战场充当夫役。深夜12时以后，日军卡车将这批劳工运走。这名劳工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决心趁着黑夜拼死逃脱。当卡车驶过一座桥梁时，他猛然从车上跃下，蹿入河中。日军打了几枪后，继续开车前行。所幸他并未中枪，总算捡得一条性命。
日军拉夫行动大多在夜间或清晨进行，致使人心惶惶。杨树浦工业区企业较多，许多工人放夜班后，宁可夜间留宿厂中，不敢回家。有一名现在仍健在叫谷生(化名)的老人回忆说，他于1943年夏在杨树浦的一条马路上行走时，莫名其妙地被从一辆卡车上下来的日军强行抓去，当晚坐船押往日本福冈大谷坑煤矿做苦力，从此“忍受着非人的折磨，一直苦熬到回国”。
为防不测，连出租车司机也不敢开往那些地方，如果有乘客要去虹口或杨树浦地区，他们宁愿放弃这笔生意。事实上，出租车司机在虹口遇害的情况时有发生，著名的出租汽车司机抬棺游行事件就因司机在虹口被害而发生。
一些平时热闹的商业街，这时人气锐减，异常萧条。商店摊贩延迟开业，提早收市，有些商家干脆自动停业，一些工厂因工人不敢来上班，被迫倒闭。
另有部分被拉民夫，系由日军从杭州、海宁、硖石、嘉兴等地押到上海，日军往往强迫他们在码头上装卸货物，然后在日军的胁迫下登上船只，随货一起“发”往目的地。发展到后来，日军还秘密征用上海监狱内的囚犯550名，为日本海军作苦役。
日军拉夫抓役，不仅造成许多家庭失去主要生活来源，陷入困境。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许多人“皆突然失踪，绝无踪迹”。居民莫不惊恐万状。
骗募劳工在五角场挖隧道
日本军方和企业在上海招募劳工，有的是押往东北、华北等日军占领区做工，有的则是被骗往日本甚至南洋地区作苦役，有的就地“消化”，人一旦被征募，往往生死茫茫，有去无回。
1940年冬季，上海外白渡桥北侧突然竖起一块木牌，上写：“工程急需，招募支那劳工一批，待遇除供给食宿外，劳动一天发大豆一斗。”原来，日本恒产株式会社奉日军命令，拟在五角场一带秘密开挖地下隧道，以便日军在与盟军开战时，可以躲避空袭或转移地下。此项工程被日军视为“绝密”，为掩人耳目，便假借企业名义出面招募中国劳工，实则背后完全是日军在操纵。
正为生计发愁的上海人，或离乡背井来沪的难民，见有这么好的差使可干，而且待遇不菲，纷纷报名应征。报名处对来者不拒，来多少收多少，先引他们在一座仓库安顿。一到夜晚，将他们偷偷送往隧道工程的工地。那里已经搭好了一排排的芦棚，劳工就住在里面。一进人工地，完全失去了自由，工地的四周，又用铁丝网围了好几层，有日军和狼犬看守，根本别想出来。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其下落。有的家属好不容易打听到他们的住处，赶来探望，统统被拒之门外，有的竞被日军打死，据说是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
到底有多少劳工被骗挖隧道，已经无从考证，他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洞里，在日军的刺刀和棍棒下，没日没夜地向纵深挖掘，死了一批，再顶一批，一直到1943年3月工程建成为止。
日军曾使用这条地下隧道。奇怪的是，日军战败撤走后，这条秘密隧道仿佛不存在似的，竟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方位、长度，五角场地区的居民也只隐隐约约知道日军在地下搞过名堂，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不清楚了。时间一长，日军五角场地下隧道的秘密工程，随同那段历史一起被湮没在地下。直到“文革”后期，这座庞大的地下工程才重新被人发现。
地下隧道被发现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工程的规模搞清楚了，却找不到一个参加过工程的知情者，在长长的地洞里，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尸骨。那么这批劳工来自何方?工程竣工后，日军又如何处置他们?这一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另据1946年上海市政府调查统计，日军在上海郊区修建军事交通要道，建造众多明碉暗堡，征用了大量民夫，仅嘉定县就有10万人之多。
日汪联手设骗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也名存实亡。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使日汪命运维系得更为紧密。在此期间，日方也从单独强征骗募劳工发展到与汪伪联手设置骗局。
自称“满洲国学务兴国会会长”的日本人屈尾平一 曾来沪招募劳工，但招工章程由“满蒙毛织厂”和“满洲国学务兴国会”共同具名，招募纺织修理工、钳工、木型工、制帽工、车床拆装工，以及管子铜匠、白铁匠等“技术工人”。年龄25至35岁。后查明，这次招募日方使用了假机构、假人名，这些机构和人事后踪迹全无，蓄意欺骗的背后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日军不仅招募男工，也招募过不少女工。1943年3月，日本大使馆知照汪伪政府：“关东州劳务协会”派遣四川正吉在上海沪西及常州、无锡、苏州各招募“华人女工”50名，共计200名，定于4月20日起在和平旅社招募。这次招募有“募集认可证”，伪沪西警察局奉命“应随时派警妥慎保护”。
日军的骗募行为，起先自己偷偷摸摸单干，事情往往暴露，现与汪伪政府联手行动，更加具有欺骗性。
1942年3月，日本人中村晋呈称，受满洲碳矿株式会社委托，来沪募集华工约1万人，募集对象为“十八至四十五岁中国男子，身体强壮，能耐碳矿劳动”，且“欢迎有家属者”。募集费用为华工日金20元，家属成年人16元，小孩6元，其中一部分冲抵募集办公费，一部分给募集工人及家属。这批华工将赴“满洲碳矿工作”，在上海集中时的费用从募集费中支出，以后的旅费及其他开销由公司方面负责。工资“每月直接付与本人，无中间榨取者”。
乍看之下，这些招工条件十分优厚，加上由伪上海市社会局出具担保，配合日方进行宣传，致使受骗应募者有5000余人。但尚不足日方原定1万人的征募数。日方后借清查户籍名义，与汪伪警察一起抓捕没有“良民证”的青壮年充数，押赴劳役地。抗战胜利后，这批被运往东北抚顺等地矿区做苦力的劳工生死不明，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劳工被骗往日本、南洋地区做苦役
1943年6月日本大使馆知照汪伪政府：日本造船株式会社派募集员田浦正成，于7月1日至9月30日在上海、苏州、无锡招工500名，计上海地区300名，苏州、无锡各100名，派往日本北海道造船。
实际上，日方已非第一次在上海招募赴北海道的劳工。“东日本造船公司”在福州路江西路口汉弥尔登大楼611号设置办事处，代表人为竹下文隆。之前曾招聘华工243名去北海道。
7月25日第一批赴日劳工离沪。上海轮船木业公会曾报告这批中国工人被迫应征及在日本工作情形。由于处在日伪的淫威下，报告用词谨慎，但仍不难看出工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虐待。
这批上海工人到达日本做工，“该厂负责当局苛待我华人，情形一如牛马，偶一不慎，鞭挞交加，甚而脱卸全体衣服，推至雪地，因而致死者有之。种种惨状，不忍听闻，其痛苦实非笔墨所可形容”。而当初合同上写明，“雇主对雇员之生命保障，精神休养，生活调济”，“随时随地予以爱护及实践之”。对照现实状况，日方在招工合同里的承诺纯属欺人之谈。
不管是强征还是骗募，人都是突然失踪的。许多家庭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伤心欲绝”，家人尤其是上年纪者往往一病不起，等到劳工回到上海，已经因此发疯甚或含恨离开人世。
劳工家属丁张氏一家7口，均系老弱妇孺，因失去生活来源，无以为生，又无法与在日本的夫婿取得联系，丁张氏竟悬梁自杀，虽经邻居抢救免于一死，“但来日方长，其困顿何堪设想”。据史料记载，许多劳工家属因此“流落街头号啼哭泣者有之，流为乞丐者有之，出卖子女者有之”。
别时容易见时难。上海劳工一到日本，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假如能活着回来，就算是万幸了。东日本造船公司解散后，幸存的劳工要求回国，但日本有关当局以“日本国内正需要此种木工，送回一节，碍难同意”为由，拒绝他们的正当要求。
1944年7月日本大东亚省命伊藤幸太郎组织“日本劳务协会”，要求赴上海募集1500名劳工，移入日本内地。这次招募工作到9月30日结束，实际招募1712人，其中251人为“特殊劳工”，即战俘。他们被分别运往日本室兰港东邦碳矿、留堋港箱田铁矿、小樽港东邦碳矿、北海道碳矿等地。
由于这次被征劳工中许多人一到日本即因非人待遇，发生过逃跑和暴动情况，短时间内就有100多人死亡和失踪。
战争后期，日军还征用上海劳工赴南洋服苦役。在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的配合下，于1944年6月20日募集工人264名，6月29日持外交部护照出国。据伪上海特别市社会福利局档案，这批工人“临时逃脱者九名，计二百五十五名……于八月四日到达菲岛，其中有一人因病死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掳至南洋作苦役的华工韩庆来、韩登训等人由美军遣送回国，他们向上海市政府提交呈文，要求日方赔偿损失。他们在呈文中写道：“庆来等一百三十九人均系农民，不意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分别为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拘俘，强迫押赴南洋巴拉屋(PALAU)岛服劳役，担任饲马、搬运等粗重活。其间三年，不仅备受日军虐害(计工作期间为日军残害者，共二十五名之多)，且应得工资分文未给。”
刘荣升、张恩孚于1946年4月1日致函上海市社会局，陈述了相似情形：“窃民等于抗战期间，原务农、工、兵、学，分隶各省，不幸于三十一年(1942年)，先后被敌俘虏，于三十二年一月，经敌派兵押赴南洋巴拉屋本岛，服务苦役。”
据1946年上海市警察局并不完整的统计材料，“总计全市在抗战期间，被日伪强征或调遣至国外服役之人数为12523人”。当然，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被迫作苦役，或被迫赴日本及南洋、澳洲等地作苦役，这一数字，肯定不包括从江浙等地抓来经上海转运的大量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