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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在文学中表达了“立国”与“立人”以及“民族复兴”的宏大愿望。只不过，鲁迅是一位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沈从文则是一个以人性为依归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讨中，主要从否定的角度批判国民劣根性，而沈从文在否定我们民族种种恶德的同时，更勾画了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中国民族性的一种理想范式；从对国民病根的挖掘来看，鲁迅始于对“现代病”的疑虑，后来才转而集中火力对准中国传统文化，沈从文则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强烈不满，又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深地怀疑。这就足以说明鲁迅与沈从文思想的深刻与独特。
关键词：立人；国民性；民族復兴；现代病；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2-0088-06
把鲁迅和沈从文放在一起讨论，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误解以及对京派海派不同的看法，也不是因为鲁迅曾向斯诺郑重推荐过沈从文或者沈从文曾明确表示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的影响，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真正称得上文学家兼思想家的作家，惟鲁迅、沈从文两人而已。
说鲁迅是文学家兼思想家，已成共识，毋庸质疑；但把沈从文提到思想家的高度，似乎有拔高溢美之嫌。因为在沈从文一生中，不被理解乃至频遭误解中，恰恰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空虚无思想者还大有其人，何谈思想家？可当我们把沈从文的创作以及他在孤苦寂寞中的深入思考进行一些哪怕是最表层的梳理时，他的思想之深刻，之独到，堪与鲁迅媲美。当然，正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鲁迅和沈从文无论是创作倾向、艺术成就，特别是思想的深度、广度、厚度等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终极的人文关怀，悲凉的现实感受却有着难以置信的契合处。所以，本文把鲁迅与沈从文并列，不是来比较两位作家思想的高低，而是从思想价值的角度来探讨两位作家立论的异同。
显然，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思想家。这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独创的概念，没有严密的体系，没有完整的理论，他们的思想隐含弥漫在他们的创作中。但这种不是靠缜密的思辨而是靠情感的力量来表达的思想，却有着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光芒四射的魅力。这也无形之中增加了人们理解他们思想的难度，更何况他们的思想本身又异常丰富复杂，所以，我们只能就他们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一些简单的梳理。
一、“立人”思想与“人性”供奉
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一生经过了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又回归启蒙三个阶段。① 而贯穿始终的是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立人”。当然，“立人”并不是鲁迅的终极目标，“人国”才是他的理想。鲁迅的这一思想，很大程度来源于他对中国近代以降频遭外国列强蹂躏的现实感受与东渡日本后真切体会到崛起后的现代强国的刺激效应。可鲁迅知道，要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没有人的觉醒是不可能的，所以鲁迅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人国”的标准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所以，鲁迅提出，为了建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② 显然，“人国”建立的前提是“立人”，而如何“立人”，鲁迅当年乃至于生命的晚期，都认为文艺可以改变人的精神，可以促进人的觉醒。鲁迅早年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在于“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③。而到了1933年，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里仍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显然，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构成了鲁迅思想的基石。可如何“立人”？甚至如何启蒙？这涉及到鲁迅思想的重要方面。还是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经常和友人谈论下列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实际上，这是鲁迅等人当年确立的三大启蒙任务。对此，应无异议，几成定论。可有一点，必须指出：这就是鲁迅一开始在他和友人讨论国民性的三大问题时，几乎对第一个问题没有进行过多地探究，吉光片羽的不是完全没有，但系统阐释肯定是没有的。可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即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则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与批判，这也符合启蒙者的身份。
和鲁迅有太多不同的沈从文，似乎没有和鲁迅比较的必要。譬如，鲁迅出身于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绍兴城中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又经历了“从一个小康之家而沦为困顿之家”的变故，经过严格的私塾教育后又“走异路，逃异地”，上新式学堂，直至负笈东洋，直接感受学习西方文化。而沈从文，出生于边野小镇凤凰城中一个只求战功的军人之家，顽皮的本性使他的启蒙教育稀里糊涂还没有完成就被送进当地驻军中去体验人生这本大书，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才如梦初醒般地跑到北京来闯荡人生。鲁迅一开始就以启蒙者姿态出现，是因为鲁迅较之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过更多的良好教育，经过了更多的人生际遇，体验到了更多“人国”未立所遭受到的耻辱。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鲁迅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愚昧无知的现状以及为改变这种现状中国思想界所流行的进化论、个性主义，这对鲁迅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要启蒙，他要呐喊，他要解剖，他把手中的笔看成是匕首和投枪，为的是唤醒沉睡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中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从“立人”达到“人国”。
而沈从文，除了身上流淌着汉、苗、土混合的血液外，唯一可以讲故事吸引人的是他长期游荡于沅水流域的生活体验。真正形成他的思想根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提倡的民主、自由、博爱等价值观。所以，沈从文不可能成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严格地说，他属于被启蒙的一代。但从沈从文以后的坚守以及他的思考来看，我们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是一个人性论者。沈从文曾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④“人性”，不仅是沈从文供奉的神灵，更是他评价一切的标准。从思想的广度深度或者创新性来说，这当然不值得我们深究。可是，沈从文的价值就在于他一生对“人性”的坚守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思想体系。鲁迅出过国，所以对“国”的概念非常清晰。他的理想是建立“人国”，他批判的对象也是源于国家概念的国民性；而沈从文，似乎对“国”的概念较为模糊，而对“民族”这一概念异常敏感，他的很多提法，几乎都是用的“民族”这一概念。譬如，他在《边城·题记》中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再譬如，他在《长河·题记》中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因为沈从文身上少数民族血统使他对“民族”这个概念更偏好吧。但，这并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沈从文本着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怀抱一种 “民族复兴大业”的宏大愿望，用一个“乡巴佬”的固执与坚守，始终用“人性”这把神圣的尺子，认识到了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处与现在的堕落处，并且进行了对比；并在对比中找到了民族品德消失与重建的突破口。这是沈从文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特处，也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深刻处！ 那么，沈从文为什么始终怀抱着“人性”这把尺子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沈从文对家乡生活的敏锐观察与体验。沈从文所生活的湘西，既是一个长期游离于中国政治版图之外又与中国历史不相契合的边陲之地，同时又是一个汉、苗、土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统治者长期的疯狂镇压与大规模的血腥杀戮，使沈从文心灵受到一次次剧痛般的刺激，他从颗颗人头落地的惨象中感受到人性的缺失；同时，边野山民剽悍淳朴、勇敢真诚的性格也使他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这两方面的感受是沈从文离湘之前家乡给他最深刻的印象。二是沈从文对五四思想的独特理解与接受。沈从文是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离开家乡，又因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而来到北京的。因此，沈从文的人生观、价值观最初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不无关系。纷至沓来的外来文化与五花八门的思想主义肯定对沈从文有多方面的影响，但为沈从文最终接受与深信不疑的是人道主义思想与人性论的观点，这既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有关，更与他对城市生活的体验有关。三是沈从文对“民族复兴大业”的守望与期待。应该说沈从文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是失望的，在他看来，法律衙门、文化教育、商业竞卖等文明社会的构成物并没有促成社会的发展，反而造成人性的懦弱、虚伪、奸诈。这与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大相径庭，也与他所熟悉的湘西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要凭一己之力振兴这个民族，这是他的理想与愿望。尽管不被理解，甚至招人误解乃至于打击，他也要坚持。
由此可见，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立人”是其思想的基石。而沈从文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人性”是他判断一切的标准与尺度。
二、批判反思与正面建构
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立人”是其思想的基石。但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不是从正面来立论的，而是在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更侧重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显然，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建立在批判否定的基础上的，而他的启蒙重心就放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上。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整个创作，基本上围绕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一重心展开。在鲁迅笔下，不同的文体所呈现出来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形态是很不相同的。如小说，鲁迅刻画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但重点写了三类。第一类是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愚昧的落后的不觉悟的，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如阿Q这个形象，他的精神胜利法涵盖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观察和精准把握。第二类是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物系列较为复杂。本来，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塑造了一个敏锐、深刻、自省、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形象，但这一人物形象在鲁迅其他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承续，“救救孩子”的呼声显然成了一句启蒙者热情的绝响。接踵而来的几代知识分子形象，都有人格缺陷，都不可能担负起启蒙的重任。晚清时代的孔乙己因脱不下那件又破又脏的长衫，只能成为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辛亥时代的魏连殳、吕纬甫，虽然积极参加过革命，但时过境迁，又不能与时俱进，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五四时期的涓生、子君，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只追求个人的幸福，当然只能换来悔恨和悲哀。至于第三类形象即革命者，在鲁迅小说中有所出现，但若隐若现，面目不清，如夏瑜。显然，革命者不是鲁迅所表现的重点。这也是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非常悲哀的地方——启蒙者在哪里？“众里寻他千百度”所得的结果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而鲁迅的其他创作，特别是杂文，也包括散文诗《野草》，则直接揭露和批判了国民性的众多弱点与劣根性。在杂文中，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通过对一些“社会相”如叭儿狗、苍蝇、落水狗、西崽等惟妙惟肖的精准勾勒，毫不留情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野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虽一事一议，但象征意味浓烈，极具讽刺性。不同文体的批判虽然很不相同，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的劍锋所指却又异曲同工：这就是奴性、怯弱、狡猾、群体自大、看客心理、中庸思想等。
沈从文对民族性的探讨，是在城市与乡村这两大板块对比描写中进行的，而对比的重心则是人性的表现形态。和鲁迅不同的是，沈从文不仅通过对城市生活的描写，否定了一种“阉寺性人格”，而且通过对湘西生活的描写，赞美了一种理想的人性。在沈从文笔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是绅士，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一个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可沈从文并不展示他们高深莫测的学问或惊世骇俗的见解，而只是描写他们看似道貌岸然，实则低级下流的一种分裂人格和血气不旺、生殖力不强的苍白人生。人文化育的结果不是推进社会的进步，反而使人性变得怯弱、虚伪、狡诈、阴险。可如果沈从文只专注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只一味地表现出反知识、反文明的倾向，沈从文不仅不会成为大家，甚至会被人唾弃（事实上，沈从文当年就受到过这种批判）。可沈从文的可贵处就在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只是他湘西生活描写的一种陪衬。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总体上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湘西社会是一个近乎原始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威严肃杀的官府衙门，也没有繁文缛节的法律条文，更没有无孔不入的道德教化，一切都是极其简单自然的。这里的社会组织几乎没有，主事的大多是些德高望重的年长者；这里的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以物换物，公平合理，男女交往，两情相悦，生老病死，自然轮回；这里的社会秩序也极其和谐，知识、文明、道德甚至法律在这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人豪爽仗义，以诚相待。第二，湘西边民是一群脱去了一切名头的自然之子。这里没有各种峨冠博带的官员，没有头戴大檐帽游荡于各处的衙役，也没有装腔作势、道貌岸然的先生、小姐，当然更没有博士、教授、议员、参议之类，有的只是农人、军士、水手、妓女、船夫等社会组织中最普通、最常见的底层人。第三，湘西生活是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要点就在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核心是人性的表现形态。沈从文在他的湘西小说里，满腔热忱又酣畅淋漓地描写了人性的三种表现形态即自然态、自在态、自由态。这是沈从文对什么是理想人性的一次正面的系统的回答，也是沈从文不同于鲁迅的最显著的地方。具体来说，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这三种表现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贯穿始终的仍然是人性。在人性的自然态里，人就是人，野性、原始，充满生命的本能。譬如《阿黑小史》，描写一对少年男女性成熟的过程，自然天成，美在生命；而在人性的自在态里，沈从文力图告诉我们的是，金钱、地位、道德等这些外在的东西抵不住一次真正的性爱释放，或者说情欲的表达是不包括甚至是排斥金钱、地位、道德等这些外在的东西的。在沈从文看来，人性的本质应该是善良的真诚的，豪爽仗义，宅心仁厚，不受道德的羁绊，不因权势的影响，不管财富的多寡，一切皆出于本性，一切都来自于天性。这些观念典型地体现在《边城》里。《边城》这部小说，人物并不复杂，故事也非常简单，但却体现了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小说围绕翠翠与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天宝，一个叫傩送的爱情故事展开。表面来看，这种人物设置很容易陷入一种三角恋爱的俗套，可沈从文在一种抒情而温婉的描写中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于我们司空见惯的湘西社会。这里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只有走车路与走马路之分。媒人提亲是受男女一方对对方的认可后的委托；父母长辈也不能决定儿女的婚姻大事；这里也不管门第与财产，关键是男女双方是否中意对方。傩送明知道翠翠家贫如洗，除了一条破船，一条老黄狗外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仍然放弃了把整座磨坊作为陪嫁的姑娘而坚决地选择了翠翠。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天宝、傩送兄弟俩都爱上了翠翠，这三人的关系如何处理，确实是一道难题。显然，他们不可能未战先退，主动放弃，也不可能刀剑相加、横刀夺爱，更不可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翠翠心中因为有了傩送，所以委婉地拒绝了走车路提亲的天宝；天宝走车路不行改而走马路，可正为没有一副好嗓子犯愁的他，却得到傩送的真诚相助；一连几天得不到回应的天宝意识到弟弟傩送与翠翠更为般配而主动撤离这情感的舞台；傩送的真心与真情正在加速换取翠翠芳心之时却因寻找失事的天宝而了无音信，留下的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却成了永久的期待。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心无羁绊，毫无杂念，忠于职守，出于天性，热情好客，仗义疏财，虽无惊天动地之壮举，也无悲天悯人之怨气，但他们却活得真实、自由。这就是沈从文所提倡的理想人性。 由此可见，沈从文与鲁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讨中，主要从否定的角度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一方面在城市生活的描写中，否定了我们民族种种的恶德，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湘西生活的描写，勾画了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中国民族性的一种理想范式。从这一意义来讲，沈从文对民族性的探讨不同于鲁迅只局限于批判否定的层面，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加强了对理想人性的探讨，完成了鲁迅只提出而尚未展开的三大启蒙任务之首，即什么是理想人性这一开篇课题。
三、疑虑“现代”与否定传统
对于国民的劣根性，鲁迅的批判是准确、深刻而又犀利的。然而，这不是鲁迅的目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找出形成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即鲁迅想真正探讨的是“其病根何在”？换句话说，鲁迅是想从根本上解除滋生在中国人机体上的这种病灶，使之真正强健起来。这就使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从一般现象的描述深入到内在本质的揭示。
当然，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在鲁迅研究界少有人注意，而我觉得这恰巧反映了鲁迅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里，我们似乎要询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鲁迅是从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开始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显然，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应该是他东渡日本留学时开始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突然置身于异族之中，其族群的身份认同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鲁迅坐火车看到自己的同胞虚伪的礼让而引起的尴尬，看到清国留学生在樱花树下自我欣赏而发出的揶揄，都是这种民族自省的敏锐观察。至于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国民思想的愚弱与劣根性促使鲁迅要改弦更张、另求良方。其实，在鲁迅开始注意国民性问题时，中国社会早就在一种救亡图存的民族悲痛中开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譬如梁启超在1900年写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就是在反思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对中国积弱现象进行了溯源式的深层次的思考，初步涉及到国民的弱点；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明确指出中国国民性格上的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欠缺”、“自治力之欠缺”；梁启超还提出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新民说》。可见，在积弱积贫的中国近代社会，对国民性的思考，已成为一个公共课题。但鲁迅对国民性思考的切入点则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早期启蒙者完全不同。鲁迅注意国民性问题是来自于族群的身份敏感，但思考这一问题则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科技高度发展而引发物欲横流的“现代病”的深刻担忧。鲁迅不无偏激地对科学、知识表示了否定。鲁迅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显然，鲁迅这种反科学、反知识、反物质的倾向表达的不仅是他对现代社会偏向发展的忧郁，更重要的是对现代社会理想人性缺失的一种担忧。因为鲁迅所确立的“立人”思想不可能在这种物质化世界中实现，或者说，人不立的原因，就是这种“现代病”造成的。
鲁迅回国后看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发达国家相差太远了，整个社会如同一個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鲁迅有时感到极度悲观，但“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的人生誓言与“立人”思想使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启蒙主义者的责任与担当：为了改造国民性，他在猛烈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其病根何在”的探讨中。而这种探讨，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这样，鲁迅几乎放弃了早期对现代社会流弊的思考，转而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国民劣根性的探讨中，以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更为难得的是，鲁迅在考察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时，不是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而是追根溯源，鞭辟入里，体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深刻。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考察国民劣根性。在鲁迅看来，只要是中国人，就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连他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鲁迅正是通过对自我的解剖，推己及人，看到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无所不包的巨大渗透率。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坚决否定的。二是从制度精神层面来考察国民劣根性。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结构主要来源于两个支撑：以血缘关系为内核的家国一体的制度设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表里，既是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依据，又是禁锢人们思想的两大牢笼。所以，鲁迅在《狂人日记》这部小说里深刻揭露了家族制度的罪恶和礼教吃人的本质。三是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考察国民劣根性。鲁迅在考察奴性、瞒和骗、中庸、合群的自大等国民劣根性时，还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些劣根性的原因。如鲁迅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和鲁迅对国民性探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沈从文，他对民族堕落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沈从文是建立在两次人生旅行之中的。一次，是他从遥远的湘西来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他所见到的不是都市的繁华，文化的灿烂，生命的勃发，反而感到在传统文化的浸泡中，在知识文明的熏染下，人性扭曲变形，生命苍白萎顿，性格懦弱虚伪。而家乡湘西尽管洪荒野蛮落后，但湘西人却活得洒脱自在快活，诚实友善，勇敢豪爽。沈从文说：“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种种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⑤ 所以，他在《有学问的人》、《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小说里，对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派头的城里人，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称他们为阉人和阴性人格。第二次，是沈从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有机会回到湘西。对城市的失望，使他对湘西充满了希望，那个古朴原始的湘西还是那样活色生香、生龙活虎吗？然而，眼前的一切令沈从文更加失望：“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⑥ 应该说，沈从文这两次从城市和乡村这二元结构对比考察中，对民族品格消失的原因所进行的思考，是敏锐的、准确的，也是深刻的，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原因的思考有不谋而合之感。这种不谋而合表现在：其一，他们都有反物质、反文明、反知识的倾向；其二，他们都认为我们民族的病根主要来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三，他们都对“现代病”表示了深刻的担忧。只不过鲁迅早期反物质、反文明的倾向虽然在当时影响不大，但现在却成了鲁迅对“现代病”的深刻警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偏激的态度，却被认定为是不破不立的表现。而沈从文因为有这种独特的反物质、反文明、反商业的倾向，对古朴原始甚至对野蛮的向往以及对“现代”种种的疑虑，却一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成为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其实，鲁迅和沈从文都是孤独者。只不过，鲁迅的孤独是不能理解的孤独，而沈从文的孤独则是不被理解的孤独。鲁迅是因为过于深刻，沈从文则因为过于另类。但不管怎样，鲁迅、沈从文当年都曾因孤独而进入独语状态，不仅思考民族、国家、伦理等宏大问题，还深深地咀嚼生与死、灵与肉、情与理等生命现象。这种对生命的观照，不无悲凉之感。鲁迅在《野草》中提到的对喜欢看戏的愚民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让他们无戏可看，无计可施，悲愤至极；而沈从文所构筑的理想的湘西生活，实际上是一场桃花源式的幻想，也是很难实现的。沈从文以“魇”为题的作品就是这种外在幻想很难实现后的内心独语。外在的碰壁转向内在的体验，这是鲁迅与沈从文相同的地方。只是，鲁迅很快与影告别后更深入地融入到现实中来，而沈从文则相信“偶然”的力量，一直沉浸在独语里，甚至包括他转行于文物研究。
以上，我們比较了鲁迅与沈从文创作思想中的诸多不同，我们的结论是：从总的身份定位来看，鲁迅是一位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沈从文则是一个以人性为依归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从思考的侧重点来看，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讨中，主要从否定的角度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一方面在城市生活的描写中否定了我们民族种种的恶德，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湘西生活的描写，勾画了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中国民族性的一种理想范式；从对国民病根的挖掘来看，鲁迅一开始是从对“现代病”的预感中来开展的，后来才转而集中火力对准中国传统文化，沈从文则从两次人生的旅行中，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强烈不满，又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鲁迅和沈从文的这些不同，刚好表现了他们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的可贵品质，他们是中国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兼思想家！
注释：
① 李泽厚、刘再复：《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鲁迅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③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④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⑤ 沈从文：《凤子·题记》，《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⑥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作者简介：沈光明，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湖北荆州，43402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立人；国民性；民族復兴；现代病；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2-0088-06
把鲁迅和沈从文放在一起讨论，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误解以及对京派海派不同的看法，也不是因为鲁迅曾向斯诺郑重推荐过沈从文或者沈从文曾明确表示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的影响，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真正称得上文学家兼思想家的作家，惟鲁迅、沈从文两人而已。
说鲁迅是文学家兼思想家，已成共识，毋庸质疑；但把沈从文提到思想家的高度，似乎有拔高溢美之嫌。因为在沈从文一生中，不被理解乃至频遭误解中，恰恰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空虚无思想者还大有其人，何谈思想家？可当我们把沈从文的创作以及他在孤苦寂寞中的深入思考进行一些哪怕是最表层的梳理时，他的思想之深刻，之独到，堪与鲁迅媲美。当然，正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鲁迅和沈从文无论是创作倾向、艺术成就，特别是思想的深度、广度、厚度等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终极的人文关怀，悲凉的现实感受却有着难以置信的契合处。所以，本文把鲁迅与沈从文并列，不是来比较两位作家思想的高低，而是从思想价值的角度来探讨两位作家立论的异同。
显然，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思想家。这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独创的概念，没有严密的体系，没有完整的理论，他们的思想隐含弥漫在他们的创作中。但这种不是靠缜密的思辨而是靠情感的力量来表达的思想，却有着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光芒四射的魅力。这也无形之中增加了人们理解他们思想的难度，更何况他们的思想本身又异常丰富复杂，所以，我们只能就他们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一些简单的梳理。
一、“立人”思想与“人性”供奉
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一生经过了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又回归启蒙三个阶段。① 而贯穿始终的是鲁迅一以贯之的思想：“立人”。当然，“立人”并不是鲁迅的终极目标，“人国”才是他的理想。鲁迅的这一思想，很大程度来源于他对中国近代以降频遭外国列强蹂躏的现实感受与东渡日本后真切体会到崛起后的现代强国的刺激效应。可鲁迅知道，要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没有人的觉醒是不可能的，所以鲁迅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人国”的标准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所以，鲁迅提出，为了建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② 显然，“人国”建立的前提是“立人”，而如何“立人”，鲁迅当年乃至于生命的晚期，都认为文艺可以改变人的精神，可以促进人的觉醒。鲁迅早年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在于“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③。而到了1933年，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里仍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显然，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构成了鲁迅思想的基石。可如何“立人”？甚至如何启蒙？这涉及到鲁迅思想的重要方面。还是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经常和友人谈论下列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实际上，这是鲁迅等人当年确立的三大启蒙任务。对此，应无异议，几成定论。可有一点，必须指出：这就是鲁迅一开始在他和友人讨论国民性的三大问题时，几乎对第一个问题没有进行过多地探究，吉光片羽的不是完全没有，但系统阐释肯定是没有的。可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即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则进行了深入地挖掘与批判，这也符合启蒙者的身份。
和鲁迅有太多不同的沈从文，似乎没有和鲁迅比较的必要。譬如，鲁迅出身于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绍兴城中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又经历了“从一个小康之家而沦为困顿之家”的变故，经过严格的私塾教育后又“走异路，逃异地”，上新式学堂，直至负笈东洋，直接感受学习西方文化。而沈从文，出生于边野小镇凤凰城中一个只求战功的军人之家，顽皮的本性使他的启蒙教育稀里糊涂还没有完成就被送进当地驻军中去体验人生这本大书，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才如梦初醒般地跑到北京来闯荡人生。鲁迅一开始就以启蒙者姿态出现，是因为鲁迅较之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过更多的良好教育，经过了更多的人生际遇，体验到了更多“人国”未立所遭受到的耻辱。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鲁迅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愚昧无知的现状以及为改变这种现状中国思想界所流行的进化论、个性主义，这对鲁迅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要启蒙，他要呐喊，他要解剖，他把手中的笔看成是匕首和投枪，为的是唤醒沉睡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中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从“立人”达到“人国”。
而沈从文，除了身上流淌着汉、苗、土混合的血液外，唯一可以讲故事吸引人的是他长期游荡于沅水流域的生活体验。真正形成他的思想根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力提倡的民主、自由、博爱等价值观。所以，沈从文不可能成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严格地说，他属于被启蒙的一代。但从沈从文以后的坚守以及他的思考来看，我们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是一个人性论者。沈从文曾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④“人性”，不仅是沈从文供奉的神灵，更是他评价一切的标准。从思想的广度深度或者创新性来说，这当然不值得我们深究。可是，沈从文的价值就在于他一生对“人性”的坚守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思想体系。鲁迅出过国，所以对“国”的概念非常清晰。他的理想是建立“人国”，他批判的对象也是源于国家概念的国民性；而沈从文，似乎对“国”的概念较为模糊，而对“民族”这一概念异常敏感，他的很多提法，几乎都是用的“民族”这一概念。譬如，他在《边城·题记》中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再譬如，他在《长河·题记》中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因为沈从文身上少数民族血统使他对“民族”这个概念更偏好吧。但，这并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沈从文本着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怀抱一种 “民族复兴大业”的宏大愿望，用一个“乡巴佬”的固执与坚守，始终用“人性”这把神圣的尺子，认识到了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处与现在的堕落处，并且进行了对比；并在对比中找到了民族品德消失与重建的突破口。这是沈从文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特处，也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深刻处！ 那么，沈从文为什么始终怀抱着“人性”这把尺子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沈从文对家乡生活的敏锐观察与体验。沈从文所生活的湘西，既是一个长期游离于中国政治版图之外又与中国历史不相契合的边陲之地，同时又是一个汉、苗、土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统治者长期的疯狂镇压与大规模的血腥杀戮，使沈从文心灵受到一次次剧痛般的刺激，他从颗颗人头落地的惨象中感受到人性的缺失；同时，边野山民剽悍淳朴、勇敢真诚的性格也使他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这两方面的感受是沈从文离湘之前家乡给他最深刻的印象。二是沈从文对五四思想的独特理解与接受。沈从文是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离开家乡，又因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而来到北京的。因此，沈从文的人生观、价值观最初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不无关系。纷至沓来的外来文化与五花八门的思想主义肯定对沈从文有多方面的影响，但为沈从文最终接受与深信不疑的是人道主义思想与人性论的观点，这既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有关，更与他对城市生活的体验有关。三是沈从文对“民族复兴大业”的守望与期待。应该说沈从文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是失望的，在他看来，法律衙门、文化教育、商业竞卖等文明社会的构成物并没有促成社会的发展，反而造成人性的懦弱、虚伪、奸诈。这与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大相径庭，也与他所熟悉的湘西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要凭一己之力振兴这个民族，这是他的理想与愿望。尽管不被理解，甚至招人误解乃至于打击，他也要坚持。
由此可见，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立人”是其思想的基石。而沈从文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思想家，“人性”是他判断一切的标准与尺度。
二、批判反思与正面建构
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立人”是其思想的基石。但是，鲁迅的“立人”思想不是从正面来立论的，而是在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更侧重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显然，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建立在批判否定的基础上的，而他的启蒙重心就放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上。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整个创作，基本上围绕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一重心展开。在鲁迅笔下，不同的文体所呈现出来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形态是很不相同的。如小说，鲁迅刻画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但重点写了三类。第一类是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愚昧的落后的不觉悟的，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如阿Q这个形象，他的精神胜利法涵盖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观察和精准把握。第二类是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物系列较为复杂。本来，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塑造了一个敏锐、深刻、自省、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形象，但这一人物形象在鲁迅其他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承续，“救救孩子”的呼声显然成了一句启蒙者热情的绝响。接踵而来的几代知识分子形象，都有人格缺陷，都不可能担负起启蒙的重任。晚清时代的孔乙己因脱不下那件又破又脏的长衫，只能成为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辛亥时代的魏连殳、吕纬甫，虽然积极参加过革命，但时过境迁，又不能与时俱进，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五四时期的涓生、子君，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只追求个人的幸福，当然只能换来悔恨和悲哀。至于第三类形象即革命者，在鲁迅小说中有所出现，但若隐若现，面目不清，如夏瑜。显然，革命者不是鲁迅所表现的重点。这也是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非常悲哀的地方——启蒙者在哪里？“众里寻他千百度”所得的结果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而鲁迅的其他创作，特别是杂文，也包括散文诗《野草》，则直接揭露和批判了国民性的众多弱点与劣根性。在杂文中，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通过对一些“社会相”如叭儿狗、苍蝇、落水狗、西崽等惟妙惟肖的精准勾勒，毫不留情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野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虽一事一议，但象征意味浓烈，极具讽刺性。不同文体的批判虽然很不相同，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的劍锋所指却又异曲同工：这就是奴性、怯弱、狡猾、群体自大、看客心理、中庸思想等。
沈从文对民族性的探讨，是在城市与乡村这两大板块对比描写中进行的，而对比的重心则是人性的表现形态。和鲁迅不同的是，沈从文不仅通过对城市生活的描写，否定了一种“阉寺性人格”，而且通过对湘西生活的描写，赞美了一种理想的人性。在沈从文笔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是绅士，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一个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可沈从文并不展示他们高深莫测的学问或惊世骇俗的见解，而只是描写他们看似道貌岸然，实则低级下流的一种分裂人格和血气不旺、生殖力不强的苍白人生。人文化育的结果不是推进社会的进步，反而使人性变得怯弱、虚伪、狡诈、阴险。可如果沈从文只专注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只一味地表现出反知识、反文明的倾向，沈从文不仅不会成为大家，甚至会被人唾弃（事实上，沈从文当年就受到过这种批判）。可沈从文的可贵处就在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只是他湘西生活描写的一种陪衬。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总体上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湘西社会是一个近乎原始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威严肃杀的官府衙门，也没有繁文缛节的法律条文，更没有无孔不入的道德教化，一切都是极其简单自然的。这里的社会组织几乎没有，主事的大多是些德高望重的年长者；这里的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以物换物，公平合理，男女交往，两情相悦，生老病死，自然轮回；这里的社会秩序也极其和谐，知识、文明、道德甚至法律在这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人豪爽仗义，以诚相待。第二，湘西边民是一群脱去了一切名头的自然之子。这里没有各种峨冠博带的官员，没有头戴大檐帽游荡于各处的衙役，也没有装腔作势、道貌岸然的先生、小姐，当然更没有博士、教授、议员、参议之类，有的只是农人、军士、水手、妓女、船夫等社会组织中最普通、最常见的底层人。第三，湘西生活是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要点就在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核心是人性的表现形态。沈从文在他的湘西小说里，满腔热忱又酣畅淋漓地描写了人性的三种表现形态即自然态、自在态、自由态。这是沈从文对什么是理想人性的一次正面的系统的回答，也是沈从文不同于鲁迅的最显著的地方。具体来说，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这三种表现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贯穿始终的仍然是人性。在人性的自然态里，人就是人，野性、原始，充满生命的本能。譬如《阿黑小史》，描写一对少年男女性成熟的过程，自然天成，美在生命；而在人性的自在态里，沈从文力图告诉我们的是，金钱、地位、道德等这些外在的东西抵不住一次真正的性爱释放，或者说情欲的表达是不包括甚至是排斥金钱、地位、道德等这些外在的东西的。在沈从文看来，人性的本质应该是善良的真诚的，豪爽仗义，宅心仁厚，不受道德的羁绊，不因权势的影响，不管财富的多寡，一切皆出于本性，一切都来自于天性。这些观念典型地体现在《边城》里。《边城》这部小说，人物并不复杂，故事也非常简单，但却体现了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小说围绕翠翠与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天宝，一个叫傩送的爱情故事展开。表面来看，这种人物设置很容易陷入一种三角恋爱的俗套，可沈从文在一种抒情而温婉的描写中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于我们司空见惯的湘西社会。这里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只有走车路与走马路之分。媒人提亲是受男女一方对对方的认可后的委托；父母长辈也不能决定儿女的婚姻大事；这里也不管门第与财产，关键是男女双方是否中意对方。傩送明知道翠翠家贫如洗，除了一条破船，一条老黄狗外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仍然放弃了把整座磨坊作为陪嫁的姑娘而坚决地选择了翠翠。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天宝、傩送兄弟俩都爱上了翠翠，这三人的关系如何处理，确实是一道难题。显然，他们不可能未战先退，主动放弃，也不可能刀剑相加、横刀夺爱，更不可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翠翠心中因为有了傩送，所以委婉地拒绝了走车路提亲的天宝；天宝走车路不行改而走马路，可正为没有一副好嗓子犯愁的他，却得到傩送的真诚相助；一连几天得不到回应的天宝意识到弟弟傩送与翠翠更为般配而主动撤离这情感的舞台；傩送的真心与真情正在加速换取翠翠芳心之时却因寻找失事的天宝而了无音信，留下的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却成了永久的期待。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心无羁绊，毫无杂念，忠于职守，出于天性，热情好客，仗义疏财，虽无惊天动地之壮举，也无悲天悯人之怨气，但他们却活得真实、自由。这就是沈从文所提倡的理想人性。 由此可见，沈从文与鲁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讨中，主要从否定的角度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一方面在城市生活的描写中，否定了我们民族种种的恶德，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湘西生活的描写，勾画了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中国民族性的一种理想范式。从这一意义来讲，沈从文对民族性的探讨不同于鲁迅只局限于批判否定的层面，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加强了对理想人性的探讨，完成了鲁迅只提出而尚未展开的三大启蒙任务之首，即什么是理想人性这一开篇课题。
三、疑虑“现代”与否定传统
对于国民的劣根性，鲁迅的批判是准确、深刻而又犀利的。然而，这不是鲁迅的目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找出形成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原因，即鲁迅想真正探讨的是“其病根何在”？换句话说，鲁迅是想从根本上解除滋生在中国人机体上的这种病灶，使之真正强健起来。这就使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从一般现象的描述深入到内在本质的揭示。
当然，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在鲁迅研究界少有人注意，而我觉得这恰巧反映了鲁迅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里，我们似乎要询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鲁迅是从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开始思考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显然，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应该是他东渡日本留学时开始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突然置身于异族之中，其族群的身份认同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鲁迅坐火车看到自己的同胞虚伪的礼让而引起的尴尬，看到清国留学生在樱花树下自我欣赏而发出的揶揄，都是这种民族自省的敏锐观察。至于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国民思想的愚弱与劣根性促使鲁迅要改弦更张、另求良方。其实，在鲁迅开始注意国民性问题时，中国社会早就在一种救亡图存的民族悲痛中开始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譬如梁启超在1900年写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就是在反思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对中国积弱现象进行了溯源式的深层次的思考，初步涉及到国民的弱点；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明确指出中国国民性格上的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欠缺”、“自治力之欠缺”；梁启超还提出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新民说》。可见，在积弱积贫的中国近代社会，对国民性的思考，已成为一个公共课题。但鲁迅对国民性思考的切入点则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早期启蒙者完全不同。鲁迅注意国民性问题是来自于族群的身份敏感，但思考这一问题则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科技高度发展而引发物欲横流的“现代病”的深刻担忧。鲁迅不无偏激地对科学、知识表示了否定。鲁迅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显然，鲁迅这种反科学、反知识、反物质的倾向表达的不仅是他对现代社会偏向发展的忧郁，更重要的是对现代社会理想人性缺失的一种担忧。因为鲁迅所确立的“立人”思想不可能在这种物质化世界中实现，或者说，人不立的原因，就是这种“现代病”造成的。
鲁迅回国后看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发达国家相差太远了，整个社会如同一個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鲁迅有时感到极度悲观，但“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的人生誓言与“立人”思想使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启蒙主义者的责任与担当：为了改造国民性，他在猛烈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其病根何在”的探讨中。而这种探讨，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这样，鲁迅几乎放弃了早期对现代社会流弊的思考，转而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国民劣根性的探讨中，以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更为难得的是，鲁迅在考察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时，不是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而是追根溯源，鞭辟入里，体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深刻。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考察国民劣根性。在鲁迅看来，只要是中国人，就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连他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鲁迅正是通过对自我的解剖，推己及人，看到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无所不包的巨大渗透率。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坚决否定的。二是从制度精神层面来考察国民劣根性。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结构主要来源于两个支撑：以血缘关系为内核的家国一体的制度设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表里，既是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依据，又是禁锢人们思想的两大牢笼。所以，鲁迅在《狂人日记》这部小说里深刻揭露了家族制度的罪恶和礼教吃人的本质。三是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考察国民劣根性。鲁迅在考察奴性、瞒和骗、中庸、合群的自大等国民劣根性时，还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了产生这些劣根性的原因。如鲁迅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和鲁迅对国民性探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沈从文，他对民族堕落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沈从文是建立在两次人生旅行之中的。一次，是他从遥远的湘西来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他所见到的不是都市的繁华，文化的灿烂，生命的勃发，反而感到在传统文化的浸泡中，在知识文明的熏染下，人性扭曲变形，生命苍白萎顿，性格懦弱虚伪。而家乡湘西尽管洪荒野蛮落后，但湘西人却活得洒脱自在快活，诚实友善，勇敢豪爽。沈从文说：“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种种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⑤ 所以，他在《有学问的人》、《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小说里，对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派头的城里人，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称他们为阉人和阴性人格。第二次，是沈从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有机会回到湘西。对城市的失望，使他对湘西充满了希望，那个古朴原始的湘西还是那样活色生香、生龙活虎吗？然而，眼前的一切令沈从文更加失望：“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⑥ 应该说，沈从文这两次从城市和乡村这二元结构对比考察中，对民族品格消失的原因所进行的思考，是敏锐的、准确的，也是深刻的，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原因的思考有不谋而合之感。这种不谋而合表现在：其一，他们都有反物质、反文明、反知识的倾向；其二，他们都认为我们民族的病根主要来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三，他们都对“现代病”表示了深刻的担忧。只不过鲁迅早期反物质、反文明的倾向虽然在当时影响不大，但现在却成了鲁迅对“现代病”的深刻警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偏激的态度，却被认定为是不破不立的表现。而沈从文因为有这种独特的反物质、反文明、反商业的倾向，对古朴原始甚至对野蛮的向往以及对“现代”种种的疑虑，却一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成为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其实，鲁迅和沈从文都是孤独者。只不过，鲁迅的孤独是不能理解的孤独，而沈从文的孤独则是不被理解的孤独。鲁迅是因为过于深刻，沈从文则因为过于另类。但不管怎样，鲁迅、沈从文当年都曾因孤独而进入独语状态，不仅思考民族、国家、伦理等宏大问题，还深深地咀嚼生与死、灵与肉、情与理等生命现象。这种对生命的观照，不无悲凉之感。鲁迅在《野草》中提到的对喜欢看戏的愚民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让他们无戏可看，无计可施，悲愤至极；而沈从文所构筑的理想的湘西生活，实际上是一场桃花源式的幻想，也是很难实现的。沈从文以“魇”为题的作品就是这种外在幻想很难实现后的内心独语。外在的碰壁转向内在的体验，这是鲁迅与沈从文相同的地方。只是，鲁迅很快与影告别后更深入地融入到现实中来，而沈从文则相信“偶然”的力量，一直沉浸在独语里，甚至包括他转行于文物研究。
以上，我們比较了鲁迅与沈从文创作思想中的诸多不同，我们的结论是：从总的身份定位来看，鲁迅是一位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沈从文则是一个以人性为依归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从思考的侧重点来看，鲁迅在对国民性的探讨中，主要从否定的角度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一方面在城市生活的描写中否定了我们民族种种的恶德，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湘西生活的描写，勾画了一种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中国民族性的一种理想范式；从对国民病根的挖掘来看，鲁迅一开始是从对“现代病”的预感中来开展的，后来才转而集中火力对准中国传统文化，沈从文则从两次人生的旅行中，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强烈不满，又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鲁迅和沈从文的这些不同，刚好表现了他们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的可贵品质，他们是中国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兼思想家！
注释：
① 李泽厚、刘再复：《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鲁迅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③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④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⑤ 沈从文：《凤子·题记》，《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⑥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作者简介：沈光明，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湖北荆州，43402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