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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课之后，一个眼中的自信光芒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女孩走上讲台：“老师，您对希拉里宣布参选下一届总统怎么看？”我原以为，她是希望我能对每一位女性在“向前一步”的路上所展现出的魄力和坚韧予以认可、产生共鸣，甚至，为此欢呼雀跃。自奥兰普·德古热发表第一个女性宣言起，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娜拉”的形象早已深入到受良好教育、沐浴自由阳光的女性心中，她们不再生活在别人的眼中，而是在对于自己作为独立的女性这一个体角色有着审慎、深刻的思考和审视中，认真、灿烂地生活着。可是，女孩把话锋一转：“您认同娜拉出走吗？娜拉出走之后真的会快乐、幸福吗？”她的自信让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发问异于过去基于对女性长期禁锢于家庭生活、翅膀麻痹飞翔能力缺失的担忧，当下娜拉的问题与能力无关，并非堕落还是回来的选择，而是既不堕落也不回归的娜拉出走之后是否真正快乐，真正幸福？
胡适说，易卜生是聪明的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说病状，却不肯下药。（胡适著、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第147页）于是，他止步于揭露男权对娜拉的限制，止步于娜拉走出家庭，至于出走之后如何去面对冷白的现实，不是他愿意去触碰的。但是，似乎一切的理想图景总要遭遇现实的拷问，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之时，那深藏于历史中的担忧—“娜拉走后会怎样”，似乎又一次次地被提起。当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再也没有为留守家中的全职母亲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自2001年《婚姻法》颁布及其随之而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婚姻法》适用的三次司法解释，将市场规则、物权规则等适用到婚姻关系的调整当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想要避免成为经济地位示弱的“全职主妇”、“全职母亲”），当试图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职业女性在孩子的哭闹声与职业晋升的压力夹击之下陷入极度焦虑之时，当一篇篇描述剩女比例不断增大以及剩女所面对的社会困境的实证调研报告铺天盖地地出现在主流媒体报道中时……已经出走和准备出发的娜拉们对于脚下的路不再那么笃定，不断地在他人和自己的故事里反思，追问：“何谓好的生活？！”
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偏好于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诠释为最好与最坏并存的时代，所以憧憬与怀旧的情绪总是纠缠在一起，反衬出“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追问背后的纠结。一边是对三八妇女节百度的logo恨得咬牙切齿，指责百度没有谷歌眼中对女性独立、努力和力量的彰显，而是历史倒退般地诠释了苏醒之前的娜拉形象—如公主般被呵护，长大后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一生如同被黏在八音盒中为人观赏、摆弄的精致娃娃；另外一边，也许是疲惫于解放之后陷入的另外一种异化的束缚，似乎谁都放不下曾经的公主梦，开始怀念那些被指责为“物化了女性”的形象。正如百度澄清设计初衷时所提到的，这位职场上极为成功的插画师设计妇女节图标的灵感来自“她小时候特别喜爱的八音盒”，无论如何游刃有余地叱咤于职场，心里那个公主梦依旧生动。电影《灰姑娘》再次上映，吸引的不仅仅是七○后、八○后那些曾经生活在格林童话中的女性，以独立和个性见长的九○后也没有拒绝它。做一个美丽温柔善良的女孩，“保持勇气，善待他人”，守护爱情，从最平凡的事物中获得快乐—对于今天的女性，依旧具有不容小觑的号召力。
怀念那些离家之前的日子在所难免，然而娜拉毕竟是醒了，不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在为娜拉出走欢呼雀跃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受益于其所赋予的无尽勇气和由此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可是面对千千万万走出家门的娜拉所产生的新的困惑，这个命题是不是在当下值得我们更认真地对待？对于娜拉，除了看到那颗觉醒的心及其超凡的勇气以外，还应该看到些什么，才能够让“娜拉出走”这个命题周延自洽，让走出家门之后的娜拉除了感受出走那一瞬间的骄傲与洒脱，更能够在未来的路上不纠结、不质疑，能够真正庆幸自己选择做了那个把对自己的责任视为比任何责任都要神圣的娜拉？
二
有人说，许鞍华的《黄金年代》只会让喜欢萧红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更不喜欢。作为一个不带任何成见去欣赏这部作品的女性，影片的初始，教育所带来的对传统女性依附角色的排斥和对独立人格的推崇，对萧红，我只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忿怒甚至鄙夷，无法理解她对每一个懦弱的男人的爱和依赖，甚至带着某种知识精英意识地想对她、对茨威格笔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人说，爱情并不是生命中的一切，你们的悲剧在于没有更多的知识帮助你们打开更为广阔的视野，让你们困在爱中！这个时候，想起萧红那句“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的感叹，自觉讽刺，看到“怀着孩子逃难的萧红倒在码头上”的镜头时，少了几分悲悯和同情，只觉得，这样的稀薄与堕落不过是你庸人自扰、咎由自取，无关其他，怒其少了娜拉身上的那份警醒和坚韧。
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丁玲，这位决心“投身人民战争的洪流来书写人生这本大书”的女性，与萧红构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她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环环相扣，拒斥根据地将女性贬低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的看法，她“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同时警醒所有的女性同胞“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在一九四二年的三八妇女节，她给女性画了一幅娜拉出走之后的理想图景，劝告妇女同胞，要想改变自身的社会弱势地位，要快乐，就“不要让自己生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要使自己愉快，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要用脑子，通过理性生活，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要认识到不悲苦，即堕落。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坚忍，有大的抱负，认定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丁玲《三八节有感》，载于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毫无疑问，丁玲的选择在今天的时代里很容易获得认同，丁玲就是那个不仅仅走出了家门，还在外面的世界的阳光照耀下翩然起舞的娜拉，这才符合进步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被认为这才是现代女性应该秉持的生活态度。可是，当丁玲劝说萧红应该积极地投入到革命中，萧红无奈而又平静地说出“只想有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作”的时候，我被她打动了，这并非一种同情，而是一种发乎于人性的反思。没有了对她所谓软弱、感性的忿恨与鄙夷，却为萧红耿耿于怀，惋惜她那被时代的战火腰斩了的精神、青春和理想……她为什么不能就安静地写作？为什么安静写作的她在那个时代就无法得到认同，过一种得体的生活？萧红为什么不能选择不做丁玲？
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娜拉应该成为楷模？从未怀疑，娜拉这个角色对于个性解放、时代进步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可是，是不是因为如此就要把娜拉出走变成这个时代女性个人选择中唯一正确的选择？没错，我们厌恶了几千年来女性都是通过丈夫、家庭的角色获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为此，我们要把自己从这样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可是，解放出来之后呢？那个渴望已久的远方到底是什么？是在职场中，在社会分工中与男性一比高下，勇猛驰骋吗？一定要穿西装西裤，摈弃长裙高跟吗？如果女性的解放的目标仅仅是女汉子的塑造—这个性别矛盾概念会不会把女性刚刚从一个异化中解放出来，又陷入另外一种异化当中呢？为什么只有单一的选择？什么是男性该做的，什么是女性该做的事？反思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不是也应该带来对于男性社会角色的反思？如果仍旧具有基于性别的固有社会分工，是不是在放弃原有模式的前提下，时代和社会的车轮又主动地给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固有的轨道来禁锢我们？
三
似乎《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遥远。商业社会是一个倾向于平等进而平均、平庸的社会，商品、信息的大众化传播趋势导致在这种社会，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相同的世界—读相同的东西、听相同的东西、去相同的地方、所持希望与恐惧也指向相同的对象，所有原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最大化趋同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些共同的价值判断，以性别、年龄以及其他的社会角色为坐标，我们给每一个个体设定了一个标准的模板，并敦促每一个个体朝着这个理想图景努力，认为这是对自由最好的诠释，确信这个模板是建立在对自由通透的把握之上，可是，自由需要这样的模板吗？其实，一个人的能力接近成熟的时候，就具备了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并解释经验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在数量上还算可以的常识和经验，那他规划自身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这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为最佳，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这是人的特权和正当性条件，否则，其作为人的能力就凋零枯萎了。
我们能够极为清醒地反对用个人意志来迫使我们集体沉默的暴君，可是当社会以“暴君”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我们恰恰失了那样的敏感。社会作为集体凌驾于构成它的个人之上时，它所实施暴政的手段并不是以我们所熟悉的通过其政治机构而采取的行动，而是通常借助社会舆论，不以极端的惩罚为支撑，却以观念塑造、观念束缚的形式构成对内心的压制，这样的方式几乎不给人逃避的途径，它更深地渗入生活的细节，让被奴役的客体基本不自知地被奴役，并且奴役灵魂本身。（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裹挟一切的“时代之力、社会之力”犹如黑洞总是不遗余力地将个体吸入，并处处防止我们 “脱轨”。
然而，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它毋宁是一棵树，需要按照使它成为生命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并在各方面发展起来。人们在快乐的来源、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的身体和道德行为对于他们的作用上，都存在如此多样的差别，以致除非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也有相应的差别，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精神、道德和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高度。人成为高贵而美丽的沉思之客体，绝不是靠把他们当中一切个性的东西磨砺得千篇一律，而是靠在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容许的范围内把个性培养起来，发扬光大。想要每个人的本性得到公平的发展，进而演变成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力量，重要的是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为此，“多元”应该成为当下这个高度崇尚自由的社会所应该珍视的价值。正如描述天堂是艰辛的，但是对于地狱的感知却是容易的，“多元”的价值不易触碰，但是我们却会很明显地排斥那种被安排、统一划一、没有自我情绪表达的“一元”生活。人类自由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情景的多样化。自由选择的前提是选择多样性的存在，如果生活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单一的社会，信息和选择的有限性如何能够确保人类的理性得以最大化的发挥，这样情境之下即使赋予人最大程度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有意义的？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就要允许每一个个体，都能够依凭其自我意志、志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社会如果没有包容之力，就会变成巨大的敌视个性的势力，以至于不容易看出个性如何还能保住其领地，没有了个性就从根本上遏制了社会创新和活力的源头。
鲁迅“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疑问生发于其更深层次的社会关怀和反思，同时也是因为在娜拉“救出自己”之时，并没有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答案，走出家门后的自己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将何去何从。但是，恰恰是这样引发对娜拉未来命运担忧的不确定性，其实正是那个被忽略了的娜拉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贡献。娜拉反驳丈夫“最要紧的，你是妻子，又是一个母亲”的质问时发出的呐喊，“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是其所发出的觉醒宣言—为了自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独特的自然禀赋，凭借理性个人享有良心的、思想的、意见的和情操的自由，反对一切对自由思想的束缚。自由首先意味着对束缚的解除，当家庭构成对娜拉的束缚之时，她自然要为自由选择走出这个家门，解除这样的束缚，但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个性的自由，根据自己的个性制定自己生活计划的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适合来回答“何为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允许个人凭借其成熟的理性，在不对权利和权力构成影响的前提下，过自己想要的本真生活！所以，娜拉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贡献在于，正如多元排斥趋同，不承认社会中只有一种权威的生活方式，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够依凭其自我意志、志趣过自己的生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职业女性自然是出走后的娜拉形象，除此之外，全职主妇也有可能是出走后的娜拉形象，后者并不意味着是对娜拉出走初衷的悖离，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没有解放，如果家庭关系中不存在依附与压迫，她天性如此，喜好家务，她能够从中感受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快乐，这就是平等，就是解放，就是幸福。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选择。丁玲能够借力于历史的洪流翩翩起舞，萧红也应该有权利沉醉在她的呼兰河的温情中。重要的是没有干涉和支配，过自己想过的本真生活，至于具体的生活形态，无关痛痒。 娜拉出走之后，如果要真正快乐，那就是让她去过她想要的生活，只有如此，她才有足够的动力和勇气去面对出走之后一切未知的苦难和不确定。所以，当抛出“多元”这个价值的时候，“宽容”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在宗教自由史上、思想自由史和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但是，建立在对个性尊重基础上的多元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中“异端”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受惠于那些具有超常个性与创造性，可能造福社会与人类的少数精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言，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四
“容忍”于自由诚然可贵，可是于娜拉的快乐而言，是否仅仅有容忍就足以保障？另外一位女性的故事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再往前走几步。如果说希拉里的参选可能带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这种作为女性政治影响力符号的“第一”其实应该在一九八一年奥康纳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之时就已经完成，这标志着作为女性开始在最高的政治权力机构占据一席之地。二者相比，奥康纳迈向最高法院的路显然要比希拉里今日试图入主白宫更为艰辛。在奥康纳那个时代，女性，尤其是女性共和党人，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是珍稀动物，更何况最高法院这一占据最高权力顶峰的机构。这位在最高法院舞台上留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法官，在她荣退之后的二○○七年，我得以在母校见到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传奇女性，在她波澜不惊地讲述自己非凡的一生中，她告诉我们，对于娜拉而言，要快乐幸福，光有那颗觉醒的心及其超凡的勇气是不够的，娜拉的舞台需要更多的条件支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女性权利仍然受到各方面极其严苛的限制，尽管奥康纳毕业时的成绩名列前茅，仅次于后来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伦奎斯特，同时还是《斯坦福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毕业的时候却没有得到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机会。后来直到她的丈夫约翰从法学院毕业，应征入伍在德国的部队军法署工作之后，奥康纳才得到了一份工作，为法兰克福的美国军需团担任民事律师。一九五八年，奥康纳和他人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果说奥康纳能够得以进驻最高法院具有很大的机缘性—一九八○年里根竞选总统时，他许诺要为这个国家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但是奥康纳如何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显然不仅仅是勇气和运气就足以成就的。那个年代女性求职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奥康纳的经历让人真正觉得惊讶的是，一九六○年在其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奥康纳自己待在家里做了全职主妇，在家照顾两个孩子长达五年之久。五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许不是那么举足轻重，但是，从职业生涯的规划而言，五年多时间足以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是黄金的五年（这是奥康纳30-35岁期间），很难想象，一个脱离正式职业五年多时间的女性，在十多年后，何以会成为首位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
事实上，奥康纳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大学期间，奥康纳受到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教授哈利·拉思本的影响，尤其受益于其所提出的社区观念—拉思本非常强调个体在人类精神进化和社区中的角色（琼·比斯丘皮克《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传》，方鹏、吕亚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为此，奥康纳极为重视社区、重视社会组织。而美国强大的社区生活、公共生活也为其验证、践行这样的学术认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其当年注册律师事务所之时，她就和合伙人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当地的市民俱乐部，借助这个平台，她确保了自己的名字被社区所知晓。所以，当她在家的日子里，依旧继续着法律事务，在社区中写遗嘱、写诉状，担任联邦破产法庭受托人，受理大量可以在家处理的案件。同时她积极参与凤凰城年轻人联合会（the Phoenix Junior League）这一专为有雄心的主妇设立的组织，并在其中逐渐崭露头角……借助这一系列的社区活动、公共活动，即便是作为一名主妇，她逐步走入政治圈，成为选区委员，成为共和党的县副主席，并最终进入州参议院工作，从而从根本上拉近了她和最高法院的距离。所以，事实上，在她作为全职母亲待在家里的那段日子，得益于美国发达的社区组织、社会自治生活、公共生活，她的生活充斥着一连串的交替换位的补偿性工作—服务于社区、服务于社会的不计报酬的义务工作，这些工作帮助她与社会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并从影响力的边缘地带一步步走到了中心地带，走向了权力走廊的内部。没有这些发达的公共生活，没有这些能够让奥康纳显露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业绩的机会，奥康纳是不可能走向权力的核心地带—最高法院的。社会帮助奥康纳储备了极佳的从业经历和政治资本，当机会到来时，奥康纳显然已经准备好了。没有发达的以社区生活为代表的公共生活的发展，奥康纳是无法幸运地走向权力顶峰，成为那个翩翩起舞的娜拉的。
社会哲学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在复兴共和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无支配自由观”（freedom as non-domination）。佩迪特用奴隶和主人的例子说明，没有干涉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因为即使一个奴隶的主人十分仁慈，并且事实上从未干涉过奴隶的自由，但是主人拥有随时干涉奴隶自由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武断的、任意的，所以奴隶依旧是不自由的。即使他服务于世界上最善良、最温和的人也仍然是一个奴隶，与他服务于最坏的人没有两样，只要有任意支配的权力存在，就没有自由，哪怕从未出现过实际的干涉。因此，无支配的自由要求创造一个环境，让任何人都不得拥有任意地干涉其他人之生活或者事务的能力。（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平等是排除干涉、排除支配的关键。这不仅需要公平的法治作为保障，公平的法治能够保证所有的人都处于法律客观、确定的统治之下，从而逐渐消除任意、武断的干涉，更重要的是，立足于这样的无支配的自由观，我们看到，娜拉出走后要真正快乐，其实她向国家、向社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通过相关机制的支持，竭力增加她享有不受支配之选择的范围和容易程度，竭力消除对自由构成限制的因素的影响。 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让我们看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政府、社会的辅助，对于女性的社会支持很多是通过辅助其承担责任（如幼托教育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就业平等）以及侵权救济（反对家庭暴力）等方面实现，大多政策试图减轻妇女所承担的社会负担，为其提供平等的机会，这些社会支持毫无疑问是女性得以自我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除了这样的辅助，从奥康纳的经历中，我们看到，娜拉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宽容，减轻其羽翼所要承担的重负，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其羽翼变得更为强健，提升其自我飞翔的能力，即应该构建一个社会环境，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妇女的社会生存和竞争能力，从而使她足以应对一切的挑战，而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艰难。女性要在社会中得以健康地发展，不仅仅需要仁慈的父爱社会，帮助其承担责任，为其受到干涉之后提供事后救济，更是要通过对其自身能力的增强，实现其社会地位的平等，从而排除任何力量对女性任意、武断干涉的可能。当媒体大量报道剩女所要面对的未来危机时，一个最危言耸听的被主张的“事实”就是：无论当下你在职场中有多成功，谁来为你衰老之后的养老问题买单？如果你坚持不婚。事实上，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反哺”模式不再是唯一的养老模式，而且如果依旧把养老问题视作是家庭的责任，这事实上是对国家和社会功能认知的退化，人类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风险早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命题，而是一个个体、社会和国家协同面对的领域，立足于“无支配的自由观”，如果要从根本上让娜拉自由，国家、社会就应该告诉娜拉，你老去的风险是由国家、社会与你共担的，当衰老就赤裸裸地站在生命的尽头等着你的时候，不要恐惧，国家和社会将与你一起面对衰老，让你晚年幸福，老有所依，你无需为了担忧衰老的风险而变得没有选择！这才是减少支配、守护自由所应该秉持的逻辑。
五
娜拉的出走改写了女性与依附、服从等与第二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刻板印象，娜拉的出走为现代女性带来了一种重新诠释自我的逻辑，家庭、丈夫、孩子所构建的舞台不再是那个女性彰显自我价值的唯一背景，但这不意味着女性必然走上另外一条唯一被设定的轨道—职场精英，何去何从—变为希拉里、奥康纳，还是快乐的主妇，还是其他更多元的角色—交给女性自己抉择。但是，就像有人所说，女人之所以爱鞋，是因为女人的路本来就不好走，所以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双好鞋，让脚下的路显得容易一些。娜拉出走后，无论选择成为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这个公主梦与性别无关，与具体的生活方式无关，无论她多独立，多么热爱自由，她还是需要一双能够让自己自由、帮助自己过自己想要的本真生活的水晶鞋。这双水晶鞋不仅仅是为了衬托她的美丽，这双水晶鞋需要以社会的宽容，以帮助其羽翼丰满的公共政策、社会机制为原材料，有了这双鞋，出走的娜拉才能够在迈向远方的路上走得轻盈，走得稳健和笃定！对于希拉里宣布参选，结果我并不关心，我只记得她在竞选宣传片中提到：“普通民众需要一位捍卫者，而我希望成为那位捍卫者。”她要捍卫什么？视频中每一张笑脸告诉我们，她要捍卫的就是每一个人选择他/她想要的生活的权利！
下课之后，一个眼中的自信光芒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女孩走上讲台：“老师，您对希拉里宣布参选下一届总统怎么看？”我原以为，她是希望我能对每一位女性在“向前一步”的路上所展现出的魄力和坚韧予以认可、产生共鸣，甚至，为此欢呼雀跃。自奥兰普·德古热发表第一个女性宣言起，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娜拉”的形象早已深入到受良好教育、沐浴自由阳光的女性心中，她们不再生活在别人的眼中，而是在对于自己作为独立的女性这一个体角色有着审慎、深刻的思考和审视中，认真、灿烂地生活着。可是，女孩把话锋一转：“您认同娜拉出走吗？娜拉出走之后真的会快乐、幸福吗？”她的自信让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发问异于过去基于对女性长期禁锢于家庭生活、翅膀麻痹飞翔能力缺失的担忧，当下娜拉的问题与能力无关，并非堕落还是回来的选择，而是既不堕落也不回归的娜拉出走之后是否真正快乐，真正幸福？
胡适说，易卜生是聪明的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说病状，却不肯下药。（胡适著、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第147页）于是，他止步于揭露男权对娜拉的限制，止步于娜拉走出家庭，至于出走之后如何去面对冷白的现实，不是他愿意去触碰的。但是，似乎一切的理想图景总要遭遇现实的拷问，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之时，那深藏于历史中的担忧—“娜拉走后会怎样”，似乎又一次次地被提起。当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再也没有为留守家中的全职母亲提供足够的安全感（自2001年《婚姻法》颁布及其随之而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婚姻法》适用的三次司法解释，将市场规则、物权规则等适用到婚姻关系的调整当中，越来越多的女性想要避免成为经济地位示弱的“全职主妇”、“全职母亲”），当试图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职业女性在孩子的哭闹声与职业晋升的压力夹击之下陷入极度焦虑之时，当一篇篇描述剩女比例不断增大以及剩女所面对的社会困境的实证调研报告铺天盖地地出现在主流媒体报道中时……已经出走和准备出发的娜拉们对于脚下的路不再那么笃定，不断地在他人和自己的故事里反思，追问：“何谓好的生活？！”
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偏好于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诠释为最好与最坏并存的时代，所以憧憬与怀旧的情绪总是纠缠在一起，反衬出“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追问背后的纠结。一边是对三八妇女节百度的logo恨得咬牙切齿，指责百度没有谷歌眼中对女性独立、努力和力量的彰显，而是历史倒退般地诠释了苏醒之前的娜拉形象—如公主般被呵护，长大后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一生如同被黏在八音盒中为人观赏、摆弄的精致娃娃；另外一边，也许是疲惫于解放之后陷入的另外一种异化的束缚，似乎谁都放不下曾经的公主梦，开始怀念那些被指责为“物化了女性”的形象。正如百度澄清设计初衷时所提到的，这位职场上极为成功的插画师设计妇女节图标的灵感来自“她小时候特别喜爱的八音盒”，无论如何游刃有余地叱咤于职场，心里那个公主梦依旧生动。电影《灰姑娘》再次上映，吸引的不仅仅是七○后、八○后那些曾经生活在格林童话中的女性，以独立和个性见长的九○后也没有拒绝它。做一个美丽温柔善良的女孩，“保持勇气，善待他人”，守护爱情，从最平凡的事物中获得快乐—对于今天的女性，依旧具有不容小觑的号召力。
怀念那些离家之前的日子在所难免，然而娜拉毕竟是醒了，不可能再回到梦境中，在为娜拉出走欢呼雀跃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受益于其所赋予的无尽勇气和由此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可是面对千千万万走出家门的娜拉所产生的新的困惑，这个命题是不是在当下值得我们更认真地对待？对于娜拉，除了看到那颗觉醒的心及其超凡的勇气以外，还应该看到些什么，才能够让“娜拉出走”这个命题周延自洽，让走出家门之后的娜拉除了感受出走那一瞬间的骄傲与洒脱，更能够在未来的路上不纠结、不质疑，能够真正庆幸自己选择做了那个把对自己的责任视为比任何责任都要神圣的娜拉？
二
有人说，许鞍华的《黄金年代》只会让喜欢萧红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更不喜欢。作为一个不带任何成见去欣赏这部作品的女性，影片的初始，教育所带来的对传统女性依附角色的排斥和对独立人格的推崇，对萧红，我只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忿怒甚至鄙夷，无法理解她对每一个懦弱的男人的爱和依赖，甚至带着某种知识精英意识地想对她、对茨威格笔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人说，爱情并不是生命中的一切，你们的悲剧在于没有更多的知识帮助你们打开更为广阔的视野，让你们困在爱中！这个时候，想起萧红那句“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的感叹，自觉讽刺，看到“怀着孩子逃难的萧红倒在码头上”的镜头时，少了几分悲悯和同情，只觉得，这样的稀薄与堕落不过是你庸人自扰、咎由自取，无关其他，怒其少了娜拉身上的那份警醒和坚韧。
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丁玲，这位决心“投身人民战争的洪流来书写人生这本大书”的女性，与萧红构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她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环环相扣，拒斥根据地将女性贬低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的看法，她“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同时警醒所有的女性同胞“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在一九四二年的三八妇女节，她给女性画了一幅娜拉出走之后的理想图景，劝告妇女同胞，要想改变自身的社会弱势地位，要快乐，就“不要让自己生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要使自己愉快，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要用脑子，通过理性生活，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要认识到不悲苦，即堕落。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坚忍，有大的抱负，认定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丁玲《三八节有感》，载于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毫无疑问，丁玲的选择在今天的时代里很容易获得认同，丁玲就是那个不仅仅走出了家门，还在外面的世界的阳光照耀下翩然起舞的娜拉，这才符合进步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被认为这才是现代女性应该秉持的生活态度。可是，当丁玲劝说萧红应该积极地投入到革命中，萧红无奈而又平静地说出“只想有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写作”的时候，我被她打动了，这并非一种同情，而是一种发乎于人性的反思。没有了对她所谓软弱、感性的忿恨与鄙夷，却为萧红耿耿于怀，惋惜她那被时代的战火腰斩了的精神、青春和理想……她为什么不能就安静地写作？为什么安静写作的她在那个时代就无法得到认同，过一种得体的生活？萧红为什么不能选择不做丁玲？
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娜拉应该成为楷模？从未怀疑，娜拉这个角色对于个性解放、时代进步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可是，是不是因为如此就要把娜拉出走变成这个时代女性个人选择中唯一正确的选择？没错，我们厌恶了几千年来女性都是通过丈夫、家庭的角色获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为此，我们要把自己从这样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可是，解放出来之后呢？那个渴望已久的远方到底是什么？是在职场中，在社会分工中与男性一比高下，勇猛驰骋吗？一定要穿西装西裤，摈弃长裙高跟吗？如果女性的解放的目标仅仅是女汉子的塑造—这个性别矛盾概念会不会把女性刚刚从一个异化中解放出来，又陷入另外一种异化当中呢？为什么只有单一的选择？什么是男性该做的，什么是女性该做的事？反思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不是也应该带来对于男性社会角色的反思？如果仍旧具有基于性别的固有社会分工，是不是在放弃原有模式的前提下，时代和社会的车轮又主动地给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固有的轨道来禁锢我们？
三
似乎《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遥远。商业社会是一个倾向于平等进而平均、平庸的社会，商品、信息的大众化传播趋势导致在这种社会，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相同的世界—读相同的东西、听相同的东西、去相同的地方、所持希望与恐惧也指向相同的对象，所有原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最大化趋同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些共同的价值判断，以性别、年龄以及其他的社会角色为坐标，我们给每一个个体设定了一个标准的模板，并敦促每一个个体朝着这个理想图景努力，认为这是对自由最好的诠释，确信这个模板是建立在对自由通透的把握之上，可是，自由需要这样的模板吗？其实，一个人的能力接近成熟的时候，就具备了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并解释经验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在数量上还算可以的常识和经验，那他规划自身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这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为最佳，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这是人的特权和正当性条件，否则，其作为人的能力就凋零枯萎了。
我们能够极为清醒地反对用个人意志来迫使我们集体沉默的暴君，可是当社会以“暴君”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我们恰恰失了那样的敏感。社会作为集体凌驾于构成它的个人之上时，它所实施暴政的手段并不是以我们所熟悉的通过其政治机构而采取的行动，而是通常借助社会舆论，不以极端的惩罚为支撑，却以观念塑造、观念束缚的形式构成对内心的压制，这样的方式几乎不给人逃避的途径，它更深地渗入生活的细节，让被奴役的客体基本不自知地被奴役，并且奴役灵魂本身。（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裹挟一切的“时代之力、社会之力”犹如黑洞总是不遗余力地将个体吸入，并处处防止我们 “脱轨”。
然而，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它毋宁是一棵树，需要按照使它成为生命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并在各方面发展起来。人们在快乐的来源、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的身体和道德行为对于他们的作用上，都存在如此多样的差别，以致除非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也有相应的差别，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精神、道德和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高度。人成为高贵而美丽的沉思之客体，绝不是靠把他们当中一切个性的东西磨砺得千篇一律，而是靠在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容许的范围内把个性培养起来，发扬光大。想要每个人的本性得到公平的发展，进而演变成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力量，重要的是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为此，“多元”应该成为当下这个高度崇尚自由的社会所应该珍视的价值。正如描述天堂是艰辛的，但是对于地狱的感知却是容易的，“多元”的价值不易触碰，但是我们却会很明显地排斥那种被安排、统一划一、没有自我情绪表达的“一元”生活。人类自由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情景的多样化。自由选择的前提是选择多样性的存在，如果生活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单一的社会，信息和选择的有限性如何能够确保人类的理性得以最大化的发挥，这样情境之下即使赋予人最大程度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有意义的？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就要允许每一个个体，都能够依凭其自我意志、志趣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社会如果没有包容之力，就会变成巨大的敌视个性的势力，以至于不容易看出个性如何还能保住其领地，没有了个性就从根本上遏制了社会创新和活力的源头。
鲁迅“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疑问生发于其更深层次的社会关怀和反思，同时也是因为在娜拉“救出自己”之时，并没有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答案，走出家门后的自己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将何去何从。但是，恰恰是这样引发对娜拉未来命运担忧的不确定性，其实正是那个被忽略了的娜拉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贡献。娜拉反驳丈夫“最要紧的，你是妻子，又是一个母亲”的质问时发出的呐喊，“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是其所发出的觉醒宣言—为了自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独特的自然禀赋，凭借理性个人享有良心的、思想的、意见的和情操的自由，反对一切对自由思想的束缚。自由首先意味着对束缚的解除，当家庭构成对娜拉的束缚之时，她自然要为自由选择走出这个家门，解除这样的束缚，但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个性的自由，根据自己的个性制定自己生活计划的自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适合来回答“何为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允许个人凭借其成熟的理性，在不对权利和权力构成影响的前提下，过自己想要的本真生活！所以，娜拉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贡献在于，正如多元排斥趋同，不承认社会中只有一种权威的生活方式，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够依凭其自我意志、志趣过自己的生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职业女性自然是出走后的娜拉形象，除此之外，全职主妇也有可能是出走后的娜拉形象，后者并不意味着是对娜拉出走初衷的悖离，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没有解放，如果家庭关系中不存在依附与压迫，她天性如此，喜好家务，她能够从中感受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快乐，这就是平等，就是解放，就是幸福。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选择。丁玲能够借力于历史的洪流翩翩起舞，萧红也应该有权利沉醉在她的呼兰河的温情中。重要的是没有干涉和支配，过自己想过的本真生活，至于具体的生活形态，无关痛痒。 娜拉出走之后，如果要真正快乐，那就是让她去过她想要的生活，只有如此，她才有足够的动力和勇气去面对出走之后一切未知的苦难和不确定。所以，当抛出“多元”这个价值的时候，“宽容”就显得弥足珍贵。然而，在宗教自由史上、思想自由史和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但是，建立在对个性尊重基础上的多元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中“异端”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受惠于那些具有超常个性与创造性，可能造福社会与人类的少数精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言，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四
“容忍”于自由诚然可贵，可是于娜拉的快乐而言，是否仅仅有容忍就足以保障？另外一位女性的故事似乎可以帮助我们再往前走几步。如果说希拉里的参选可能带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这种作为女性政治影响力符号的“第一”其实应该在一九八一年奥康纳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之时就已经完成，这标志着作为女性开始在最高的政治权力机构占据一席之地。二者相比，奥康纳迈向最高法院的路显然要比希拉里今日试图入主白宫更为艰辛。在奥康纳那个时代，女性，尤其是女性共和党人，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是珍稀动物，更何况最高法院这一占据最高权力顶峰的机构。这位在最高法院舞台上留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法官，在她荣退之后的二○○七年，我得以在母校见到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传奇女性，在她波澜不惊地讲述自己非凡的一生中，她告诉我们，对于娜拉而言，要快乐幸福，光有那颗觉醒的心及其超凡的勇气是不够的，娜拉的舞台需要更多的条件支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女性权利仍然受到各方面极其严苛的限制，尽管奥康纳毕业时的成绩名列前茅，仅次于后来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伦奎斯特，同时还是《斯坦福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毕业的时候却没有得到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机会。后来直到她的丈夫约翰从法学院毕业，应征入伍在德国的部队军法署工作之后，奥康纳才得到了一份工作，为法兰克福的美国军需团担任民事律师。一九五八年，奥康纳和他人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果说奥康纳能够得以进驻最高法院具有很大的机缘性—一九八○年里根竞选总统时，他许诺要为这个国家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但是奥康纳如何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显然不仅仅是勇气和运气就足以成就的。那个年代女性求职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奥康纳的经历让人真正觉得惊讶的是，一九六○年在其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奥康纳自己待在家里做了全职主妇，在家照顾两个孩子长达五年之久。五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许不是那么举足轻重，但是，从职业生涯的规划而言，五年多时间足以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是黄金的五年（这是奥康纳30-35岁期间），很难想象，一个脱离正式职业五年多时间的女性，在十多年后，何以会成为首位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
事实上，奥康纳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大学期间，奥康纳受到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教授哈利·拉思本的影响，尤其受益于其所提出的社区观念—拉思本非常强调个体在人类精神进化和社区中的角色（琼·比斯丘皮克《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传》，方鹏、吕亚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为此，奥康纳极为重视社区、重视社会组织。而美国强大的社区生活、公共生活也为其验证、践行这样的学术认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其当年注册律师事务所之时，她就和合伙人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当地的市民俱乐部，借助这个平台，她确保了自己的名字被社区所知晓。所以，当她在家的日子里，依旧继续着法律事务，在社区中写遗嘱、写诉状，担任联邦破产法庭受托人，受理大量可以在家处理的案件。同时她积极参与凤凰城年轻人联合会（the Phoenix Junior League）这一专为有雄心的主妇设立的组织，并在其中逐渐崭露头角……借助这一系列的社区活动、公共活动，即便是作为一名主妇，她逐步走入政治圈，成为选区委员，成为共和党的县副主席，并最终进入州参议院工作，从而从根本上拉近了她和最高法院的距离。所以，事实上，在她作为全职母亲待在家里的那段日子，得益于美国发达的社区组织、社会自治生活、公共生活，她的生活充斥着一连串的交替换位的补偿性工作—服务于社区、服务于社会的不计报酬的义务工作，这些工作帮助她与社会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并从影响力的边缘地带一步步走到了中心地带，走向了权力走廊的内部。没有这些发达的公共生活，没有这些能够让奥康纳显露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业绩的机会，奥康纳是不可能走向权力的核心地带—最高法院的。社会帮助奥康纳储备了极佳的从业经历和政治资本，当机会到来时，奥康纳显然已经准备好了。没有发达的以社区生活为代表的公共生活的发展，奥康纳是无法幸运地走向权力顶峰，成为那个翩翩起舞的娜拉的。
社会哲学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在复兴共和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无支配自由观”（freedom as non-domination）。佩迪特用奴隶和主人的例子说明，没有干涉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因为即使一个奴隶的主人十分仁慈，并且事实上从未干涉过奴隶的自由，但是主人拥有随时干涉奴隶自由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武断的、任意的，所以奴隶依旧是不自由的。即使他服务于世界上最善良、最温和的人也仍然是一个奴隶，与他服务于最坏的人没有两样，只要有任意支配的权力存在，就没有自由，哪怕从未出现过实际的干涉。因此，无支配的自由要求创造一个环境，让任何人都不得拥有任意地干涉其他人之生活或者事务的能力。（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平等是排除干涉、排除支配的关键。这不仅需要公平的法治作为保障，公平的法治能够保证所有的人都处于法律客观、确定的统治之下，从而逐渐消除任意、武断的干涉，更重要的是，立足于这样的无支配的自由观，我们看到，娜拉出走后要真正快乐，其实她向国家、向社会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通过相关机制的支持，竭力增加她享有不受支配之选择的范围和容易程度，竭力消除对自由构成限制的因素的影响。 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让我们看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政府、社会的辅助，对于女性的社会支持很多是通过辅助其承担责任（如幼托教育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就业平等）以及侵权救济（反对家庭暴力）等方面实现，大多政策试图减轻妇女所承担的社会负担，为其提供平等的机会，这些社会支持毫无疑问是女性得以自我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除了这样的辅助，从奥康纳的经历中，我们看到，娜拉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社会的宽容，减轻其羽翼所要承担的重负，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其羽翼变得更为强健，提升其自我飞翔的能力，即应该构建一个社会环境，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妇女的社会生存和竞争能力，从而使她足以应对一切的挑战，而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艰难。女性要在社会中得以健康地发展，不仅仅需要仁慈的父爱社会，帮助其承担责任，为其受到干涉之后提供事后救济，更是要通过对其自身能力的增强，实现其社会地位的平等，从而排除任何力量对女性任意、武断干涉的可能。当媒体大量报道剩女所要面对的未来危机时，一个最危言耸听的被主张的“事实”就是：无论当下你在职场中有多成功，谁来为你衰老之后的养老问题买单？如果你坚持不婚。事实上，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反哺”模式不再是唯一的养老模式，而且如果依旧把养老问题视作是家庭的责任，这事实上是对国家和社会功能认知的退化，人类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风险早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命题，而是一个个体、社会和国家协同面对的领域，立足于“无支配的自由观”，如果要从根本上让娜拉自由，国家、社会就应该告诉娜拉，你老去的风险是由国家、社会与你共担的，当衰老就赤裸裸地站在生命的尽头等着你的时候，不要恐惧，国家和社会将与你一起面对衰老，让你晚年幸福，老有所依，你无需为了担忧衰老的风险而变得没有选择！这才是减少支配、守护自由所应该秉持的逻辑。
五
娜拉的出走改写了女性与依附、服从等与第二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刻板印象，娜拉的出走为现代女性带来了一种重新诠释自我的逻辑，家庭、丈夫、孩子所构建的舞台不再是那个女性彰显自我价值的唯一背景，但这不意味着女性必然走上另外一条唯一被设定的轨道—职场精英，何去何从—变为希拉里、奥康纳，还是快乐的主妇，还是其他更多元的角色—交给女性自己抉择。但是，就像有人所说，女人之所以爱鞋，是因为女人的路本来就不好走，所以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双好鞋，让脚下的路显得容易一些。娜拉出走后，无论选择成为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这个公主梦与性别无关，与具体的生活方式无关，无论她多独立，多么热爱自由，她还是需要一双能够让自己自由、帮助自己过自己想要的本真生活的水晶鞋。这双水晶鞋不仅仅是为了衬托她的美丽，这双水晶鞋需要以社会的宽容，以帮助其羽翼丰满的公共政策、社会机制为原材料，有了这双鞋，出走的娜拉才能够在迈向远方的路上走得轻盈，走得稳健和笃定！对于希拉里宣布参选，结果我并不关心，我只记得她在竞选宣传片中提到：“普通民众需要一位捍卫者，而我希望成为那位捍卫者。”她要捍卫什么？视频中每一张笑脸告诉我们，她要捍卫的就是每一个人选择他/她想要的生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