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每到12月13日上午,古都南京的上空便急剧地响起凄厉悲怆的防空警报声,它一遍又一遍地响着,提醒700多万南京市民切莫忘记1937年那个充满了屈辱、血泪与恐怖的日子。那一天上午,近10万充满了兽性的日寇,气势汹汹地扑进南京城,有步骤、有计划的对市民和放弃抵抗的守军施行极其野蛮、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民国首都在月余大屠杀中变为人间地狱,血雨腥风中,30多万同胞惨遭屠戮。侵华日军不仅残暴地屠杀生灵、掠夺财物,还对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疯狂的摧残,这场骇人听闻的文化浩劫,是南京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背后的“文化大屠杀”。
(一)
“钟山虎踞,石城龙蟠”,六朝古都南京乃东南重镇,三面临山,一面临江,山环江傍,地形险要,但从现代战争角度来说却是易攻难守。举世闻名的明城墙依山傍水,蜿延长达33.676公里。气势雄伟,又壮观,为世界上现存古都城墙之冠,是中国筑城建造史上的杰作。然而,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却于1937年底在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遭到极大破坏。
早在1935年,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核心层似乎已意识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难以避免,已下令部署首都防卫。任命中央军校副校长杨杰为军委会城防工程组长,工兵副司令林同济等为副主任。调集近万士兵和工人,在城墙上下进行国防施工。共修建暗堡260多处、炮台6座。还在城北挹江门附近,城墙山体下秘建地下城防指挥部一座,耗用钢筋水泥千余吨。杨杰将军等对官兵和工人们三令五申,务必爱护古城墙,施工中严禁使用炸药爆破,尽量人工开掘,国难当头之际,大家都认真照办了——那历经五六百年风雨沧桑的明城砖上都雕有明初全国各省、州、府无数的名字,本就都是历史文物啊。然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可不会这么去想。
1937年12月7日,守城军总司令唐生智为了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尊严,断然拒绝了日酋松井石根的劝降书,日军全面攻城之战拉开至为惨烈的序幕。松井石根以“帝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名义签发的“攻占南京”要领,提出“进行炮击夺取城墙”。随后,日军在向南京内郭阵地进攻时,使用野战炮、坦克、装甲车乃至飞机,向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和中华门等城门、城楼及各城门之间的城墙地段实施轮番轰炸。很遗憾的是年余前中国工兵、工人精心构筑的城墙工事暗堡和炮台大多未起到效用——被动防守是难以御敌的(湘军名将唐生智指挥战守失当也是事实)。成千上万名守军依托着城墙墙体仍浴血奋战,如守卫光华门和通济门的八十七师、教导总队的官兵们在城墙被炸塌后组织反攻,一再击退已冲进城的寇军。更有几位勇士抱着炸药,包围下城墙,炸毁日军战车,以血肉之躯搏杀。直到弹尽援绝,城池才告失守。那一段古城墙被炸为一片废墟,雄伟的中华门(即聚宝门)城楼在熊熊烈火中荡然无存。13日上午,百余辆日军坦克、装甲车边开火边冲进城,后边是大队步骑兵一路烧杀掳掠,其它如雨花门、水西门、太平门等内城门亦在日寇的攻城战中遭严重破坏。
20世90年代初,台湾著名的《传记文学》杂志曾刊登1937年底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两张老照片。一为日军某联队攻陷中山门、朝阳门时,官兵们立于垮塌城墙上举着枪刺和太阳旗狂欢狞吼;一为日酋松井石根在参谋长朝香宫亲王等将佐簇拥下骑战马进入中山门,举行“圣战胜利”入城式。正是这个自称“幼承汉文化熏陶”的大刽子手及其嗜血成性的同类有意毁坏着他称作“凝聚了东亚文化精华”之称的中国古都江宁(南京)……1938年初,因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全世界,遭到欧美苏各国进步舆论的抨击与声讨。裕仁天皇迫于压力,下诏书召松井石根回国,退出现役。这个屠夫居然还不忘携回劫掠自南京的一块古城砖和一尊小玉佛。
松井石根隐身于京都古灵栖寺,拜佛诵经,但他并无忏悔之意,常吟咏自己作的汉体诗:“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战血腥。何貌生还老瘦骨,残骸誓欲报英灵。”直到9年后日本已战败投降,这个恶魔终被盟军宪兵拖上东京巢鸭监狱的绞刑架。
南京自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以来,寺宇甚多,闻名遐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许多寺宇、尼姑庵被日寇付之一炬。南京南郊的牛首山(又名天阙山)是佛教牛头宗的发源地,也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日军某族团在从汤山经江宁土桥进军途中,在淳化镇一带遭到后撤的俞济时部七十一军王耀武团的一次反击,被击毁战车七八辆,死伤近百人。日军遂被迫放缓行军速度,进至东善桥一带,以防止中国军队在附近牛首山上设埋伏为名,竟纵火焚毁满山古树佛寺,始建于六朝的幽栖寺以及幽静的文殊洞、观音洞等名胜均未逃出日军魔掌,重峦叠嶂、岚光苍郁,充盈着佛教文化气氛的牛首山在两昼夜熊熊大火中被烧成一片荒山秃岭,成百僧尼和山民惨遭日军杀害或死于烈火浓烟中,现场景况惨不忍睹。
遭到日军炮火轰击和纵火焚毁的还有南郊明代花神庙,城西水西门内的清真寺,江宁湖熟镇上的清真寺,城南花露岗下的相传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曾客居过的瓦官寺金栗庵。城北妙峰庵、祖师庵等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军攻陷南京后3个月内南京城内就有220多座寺宇道观被毁。
位于城西清凉山麓的扫叶楼初建于明末清初,为著名画家“半亩园居士”龚贤隐居之处,楼后即是善司庙大雄宝殿等古建筑,巍峨壮观。1937年12月14日,日军借口追击在这一带山寺楼宇间进行抵抗的中国参战宪兵二团某部纵火焚烧。并砸碎许多古代碑刻和梁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我去了龚家——明朝第一代皇帝赐予的宅第,这里已成一堆烧焦的木头和焦黑的瓦砾。”抗战胜利后,清凉山僧人寄龛勇敢地站出来,以其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控诉日军在城西汉中门至清凉山一带屠杀几千无辜同胞(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的野蛮罪行,以及对扫叶楼、小九华寺、清凉寺、云香阁、崇正书院(明代御史名学者耿定向所建)等古建筑的毁坏。他的证词曾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广受关注。
“四方云山朝古刹”,佛门清静之地都难逃日军魔掌。城东北郊22公里外的栖霞寺被称“江南第一丛林”。寺后的千佛岩石窟群堪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相媲美。1937年12月初,二三万难民扶老携幼涌进古老的山门寻求庇护,寂然法师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在国际友人辛贝格等协助下,在寺内外设立国际难民营,和僧人们奋勇救护,还救助过入寺躲藏的廖耀洒、黄植兰等国民党军官。难民营结束后,日军冲入栖霞寺,劫走大雄宝殿上如来佛祖塑像头顶毗卢帽上镶嵌的红宝石一颗,寺中明代经卷百余卷。几年前由传真法师倡议并撰剧本《栖霞寺1937年》拍摄成功并广为播映,影片大体上真实反映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史实。
1937年底,侵占南京的日军某部官兵在两名浪人带领下砸开市中心淮海路上的金陵刻经处,将工作人员未来得及转移走的佛教经卷劫走一千余卷,砸毁木质经版几百片。还进入后院园林,在刻经处创办者清末佛学家、进步思想家杨仁山居士的墓塔旁耀武扬威的举战刀枪刺拍照片留作纪念。
南京城破之初,冲杀进城的日军纵火焚毁了夫子庙的大殿、明德堂等部分古建筑,又焚毁了乌衣巷口的明代古建筑天禧长生祠,劫走祠内属于中央国医馆的几大箱明清版中医典籍及一尊宋代铜人(研究针灸之用),运回国内。尤为令人发指的是一些日军士兵杀人杀红了眼,踩踏过路上受害者的尸体疯狂地冲进距乌衣巷不远的一小巷中的正觉庵,对着庵内相拥相偎瑟瑟发抖的五六名老少尼姑一阵近距离射击,将明照等尼姑全部杀害。兽兵们还劫夺走正觉庵内的明代宣德香炉和一对清代大型青瓷供瓶。
(二)
日本当局在野蛮摧残,毁坏南京的历史文化古迹遗存的同时,还精心策划和实施了对南京极其丰富而珍贵的图书、典籍的劫掠。1937年12月初,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在东京帝国大本营授意下,成立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专门负责劫掠苏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文献。南京是中国的文化古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众多,公、私藏书和文物数量惊人。其中除部分(以南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在南京沦陷前仓促迁移大后方外,大多数都落入了日军手中。如图书馆,规模较大的有成贤街上的中央图书馆(相当于国立图书馆),1937年拥有藏书15万册,西迁时仅带走了1万多册。城西盋山下龙蟠里的图学图书馆(前身为江南图书馆)拥有藏本24万多册(其中一半以上为宋、元明、清善本珍籍),1937年秋紧急转移走四分之三。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在“八·一三”淞沪大战打响时,择重要图书封存263箱,但迁走130箱时,日军飞机重点空袭中大校园,击中停在校园外的两辆国民党运弹药的卡车,造成大爆炸和人员伤亡,造成迁移图书行动的中断,令罗家伦校长痛心疾首。他留守在校内指挥数千师生撤退,直到队伍平安出城抵达江边码头,罗家伦才含泪恋恋不舍地上车离开三遭敌机空袭的美丽校园。
此外还有南京市立图书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文物保护所、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各机关的图书馆、各科研文化机构的图书馆等。这类公共图书馆在南京沦陷时,均遭到日军的劫掠,据日本专家松本冈研究统计。这些被劫掠的图书共计844060册以上。战前,南京各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约142万册,其中遭日军劫掠的竟占60%以上,损失惨痛,令人发指。
民国时期,南京古旧书店大多集中于城南夫子庙的贡院街、状元境等古街小巷,共有问经堂、求知轩、翰文书店等20多家。此外,太平路上的萃文堂、朱雀路上的保文堂、杨公井的中华书店等也很有名气。这些书店大多经售明清古版石印本书籍及民国时期南北各地出版的书刊。每家书店的书刊至少有三五千册甚至上万册。南京沦陷之初,从中华门冲杀进城的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最为凶残野蛮,几天内杀害平民5万多,城南中华路、三山街、奇望街等地尸体成丘,血流成河,夫子庙地区大火竟日。这些古旧书店一半以上被日军焚毁,成千上万册书刊化为灰烬。未被焚毁的书刊则被日军强迫居民用三轮车、板车拉往临时兵营供烧火取暖。
据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献》、《陷京三月记》等档案记载,当年南京还有大量的民间私人藏书遭到日军劫掠。例如家住城西龙蟠里3号古宅院的顾传贤家(其父顾云,为清末民初学者、诗人,著有《盋山集》等,与陈作霖、薛圣木、秦际唐等并称“金陵诗坛七子”)所藏2000多册古籍均遭日军劫夺。因日军洗劫南京之前几天,顾家七八口人已逃入宁海路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国际难民区,才免遭屠戮。日军砸开院门,将清代红木桌椅连同藏书、文房四宝、古代字画,全部劫走。再如家住城南大石坝街59号的名中医石筱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等就达十几部,还珍藏有明代名医李时珍初刊印于南京书坊的《本草纲目》,被公认为国宝级医书。早年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治南京时,曾受其首席日籍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后来这个老牌日军间谍竟成为中日战争中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乃至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升任陆军大将,双手也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之委托,表示愿出价7万银圆求购“石家藏书”为石筱轩婉拒。此次被日军明火执枪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2000多种(其中唐伯虎、文徵明、赵孟頫、董其昌、恽寿平、龚贤等10多古代名家字画就达70多件,价值连城)。石家世代居住的三进宅院也被烧为废墟。这批书籍和字画大多很快就被日军辗转运回日本。国立编译馆大学图书编委会秘书、中央大学教授卢冀野原名卢前,家住中华门内赝福街(后迁剪子巷)为金陵世代书香名门,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少于数十万卷,多有善本典籍。“自其祖云谷太史翰林院编修卢岑所遗留者为倭寇焚劫”……
按松本冈的研究统计:日军劫掠南京民间私家藏书为53118册。这虽然是不完整的统计,但已数目惊人,侵华日军在南京共劫掠公私图书至少89万少册。它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东京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的藏书量。而当时日本的都道府县图书馆中最大的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书总量只有25万册。日本各图书馆所存藏书籍整体质量和价值也远远不能与劫夺自南京的书籍相比……
(三)
1938年3月,在世界进步舆论的抗议谴责声浪里,南京的野蛮大屠杀终告止息。3个半师团的日寇分批撤出城,城内仍有成万驻军,实行所谓的“皇道威慑”。其实维持秩序的日军宪兵部队又何尝是衣冠善类?他们仍常打家劫舍。这在近年出版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书里多有披露,兹不赘述。
据1986年日本《赤旗报》(日共主办)载文《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称:1938年1月22日,日军驻上海特务机关控制的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派遣人员赶到满目疮痍的南京,决定暂将掳得的图书馆文献放一边,先成立了一个“学术资料接受委员会,又称“标本整理部”专门负责接收与整理劫掠来的文物古董与学术标本。
南京沦陷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迫分5次将大部分文物迁到南京。虽然国民政府指派杭立武全权负责指挥抢运走16681箱,未及运出的还有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与国府路(今长江路)上的国立中央美术馆中。日寇攻进城后即以重兵看管。然后,将1503箱工艺美术品搬迁到城中高家酒馆12号国民政府中央侨委会大院内暂存放,另外1000多箱由大队宪兵押送装车运往城北下关码头。装上由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二艘炮舰护送的“鹤见丸”号海轮,运回日本,存放于大阪千田兵站内。进行分类整理登记选册后,美其名曰为“圣战掳获物件”。侵略者们欣喜若狂,弹冠相庆。这些故宫文物多是珍贵的国宝,其中有清康熙、乾隆年间西洋各国进献的自鸣钟、羊毛印花织毯等精美工艺品,有《明实录》、《大清实录》、玉牒及清宫内务府档案等。日军劫走与损坏了其中的大部分,日本各博物馆的存藏得以很不光彩的大大充实。
位于南京城东的中央博物院建于1935年,尚未全部竣工,但其宏大规模已初见雏形。中西合璧式的宫殿型建筑,琉璃瓦大屋顶金碧辉煌。国民政府为筹建国家博物馆拨出巨款,由行政院发文,几年里从全国各地征集来大量各种珍贵文物。日军仅在此就抢走了1679种,计420大箱。其中有从陕西岐山、宝鸡征集来的战国大型青铜礼器31件,山西赵城县辽代佛寺壁画4块,从南京栖霞山齐塔内出土的南齐石刻佛1尊,元青花瓷梅瓶2件,乾隆五彩瓷扁豆等8件,同治五彩瓷盖盏碗20件及上万件古砚墨、象牙屏风、对联字画、古代服饰衣物等珍贵文物。
南京许多古建筑上的有文物价值的构件也被日军劫走。如朝天宫正殿屋脊两端安装“鸱吻”一对,也称“鸱尾”,用以禁压火灾。这种起源于东晋时期的神秘装饰物,曾被唐代高僧传至日本,在日本被视为国宝,出现在京都灵栖寺、奈良招提寺等寺宇的大殿顶檐。日军攻占南京后,竟将朝天宫的“鸱吻”拆卸下来,送回日本。东郊衡阳寺在南京攻守战中被日军炸毁,寺中的两尊宋代鎏金铜佛和乌檀木雕成的梁代高僧宝志和尚座像等全被日军劫走……南郊雨花台附近普德寺内供奉的500尊明代铸的铁罗汉中最具形象的3尊阿罗汉(在日本被尊奉为战神之一),则被日酋谷寿夫和派遣军副参谋长柳川平之助下令拆下运回国安放被劫走的还有南京地区各政府机关与科研文化单位收藏有大量的极为丰富多样的学术样本,如十几头白垩纪恐龙化石、寒武纪鹦鹉螺、龙鱼化石、全株硅化木等。
从1938年2月起,日军将10万多件学术标本和1500多箱考古资料全部运至标本整理部,进行整理,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3万多件装箱运回日本。
1938年3月6日,日军“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的文化特务组第二次来到南京,住进国府路(今长江路)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本部大院,开会策划部署了劫掠图书文献的工作。在驻扎在仅一墙之隔的国民政府大院(即清代两江总督府,1946年后为总统府)里的日军十六师团司令部和驻中山东路上中央饭店的宪兵大队部协助下,从3月14日开始,出动军用卡车31辆、官兵400人、中国劳工2930人,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南京各部门、单位的图书60多万册全都运至珠江路942号原中研院地质调查所一座花岗石砌的3层大楼中,依次堆成200多座像小山似的。派重兵把守,戒卫森严。在这些被日军劫掠的数量巨大的图书典籍中,还有许多世所罕有,价值连城的善本珍籍,如宋版书《三朝北盟会编》、《五岳志》、《孔氏谈苑》、《大金国志》、《中吴纪闻》等4100多种;明朝的《永乐大典》抄本190多册(不全),原版《鼓掌绝尘》、《三言二拍》、《清波漫笔》等5000多种。这些善本珍籍被劫后在我国已绝版,或无法凑全,以至于解放后,我国王古鲁、郑振铎、孙楷第等一些文史学者为了研究古典文学,不得不赴日本去各图书馆查阅,拍摄微型胶卷再携回国……此外还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抄本3000多册以及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10套等,这些无比珍贵的书籍文献直到战后都没有归还给中国,给历史留下严重的缺憾。
(四)
如果说,南京沦陷初期,日寇施行的全方位的杀戮和文化劫掠是疯狂的、完全没有节制的犯罪行径,那么,在其后的七八年里,在这座笼罩着悲情,愁云惨淡的六朝古都,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南京市民们并没有屈服。人们以各种隐蔽的形式进行反抗,发生在1939年6月间的日本公使馆毒酒案即由军统地下人员王高科等人策划,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冒险实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给了日伪一次当头棒喝,令侵略者惊恐万状。
而1942年底发生在南京的日军盗掘唐玄奘法师顶骨事件又一次勾起南京市民们对血腥往事的沉重回忆,一时舆论哗然,引发了各界的强烈抗议……
玄奘是我国唐代著名的高僧和佛学理论家。他不辞艰险西去印度求经,历时19年,归国后在唐长安慈恩寺翻译佛经著作,逝世后迁葬于樊川北原,建塔宇,名兴教寺。他的头顶骨在唐总章年间迎至终南山紫阁寺,上建五重塔。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波及寺塔。宋朝天下稍平定,长干寺演化大师可政传得顶骨,遂将其带回金陵,于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葬于古长干寺内的东冈,上建白塔。宋《景定建康志》和元《至正金陵新志》均有记载。明代洪武年间工部左侍郎黄立恭奏请在长干寺遗址建浮图九层(永乐六年毁于大火)。在此施工期间,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玄奘顶骨迁葬于寺的南冈,上建三藏墓塔,为喇嘛塔形式。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朱棣在这一带建造大报恩寺,其中琉璃塔称“天下第一塔”。在三藏塔前建三藏殿,太平天国时期,大报恩寺塔毁于兵火,三藏塔的上部遭到破坏,被土覆盖。但三藏殿完好。1942年深秋的一天,一直盘踞在金陵兵工厂一带的日军高森部队驱使几百名南京工人在三藏殿后的小山包上施工,欲建一座神社(用以祭奠战死的日军官兵)。无意中掘开一个洞,发现内有石条盖板,掀开石板,发现一只石函,双面上刻着字,周围散布着古钱币,并出土一尊小金佛像,日军指挥官匆匆赶来,立即封锁了现场,进行戒严,撵工人们回家,并由日军几十人连夜挖掘。对外界严密封锁消息,此事直到1943年2月3日才披露于汪伪的《民国日报》。
1943年,日军因舆论所迫,在发掘的现场,由日方高森大佐等人将出土文物移交大汉奸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移交的文物中有顶骨(约二寸宽四寸长),金质佛像一座、纳骨小龛及银锡制箱、石龛、黄铜佛器、瓷器、玉饰珠宝、古钱等,分装于10个盒子,后陈列在博物馆内二楼。而发掘和研究报告则由日伪文物保管委员会谷田阅次完成。日伪为了掩盖盗窃玄奘顶骨的丑行,并利用玄奘法师的中外影响来捞取资本,为汪伪政权打气,遂决定将玄奘的顶骨及石函重新安葬。后选定城东紧傍台城和玄武湖的小九山(古覆舟山)上仿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形式建五层楼阁式砖塔。1944年10月10日,三藏塔竣工之时,日伪还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举办了玄奘顶骨的“奉安典礼”。其实,日军在办移交前已窃走了其中若干重要文物。1943年12月28日,日伪窃分玄奘法师顶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分由大汉奸褚民谊打碎后瓜分,一说分为6份,一说分为3份。据查考:解放后留在国内的顶骨除南京小九华山塔所葬一份外,还有北京广济寺、天津大悲院、成都静慈寺、南京博物院各一份。西安兴教寺的一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后日本送还的。保存在天津的一份于1957年当时由达赖喇嘛代表我国政府赠给了印度政府,安徽在玄奘当年留学讲经的那烂陀寺的纪念塔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强国对日本宣战,加上300万日军深陷于中国辽阔的战场。至1942年秋,日军已失去整体战略上的优势,甚至可以说颓势已现,在欧洲、北非战场,日本的盟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渐处劣势。日本法西斯迫于巨大压力,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讲求些政治策略,进而妄图麻痹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意志。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野蛮本质则根本不可能有所改变……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忘记大半个世纪前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等无数罪行,亦不可忘记南京遭受的文化浩劫!
(一)
“钟山虎踞,石城龙蟠”,六朝古都南京乃东南重镇,三面临山,一面临江,山环江傍,地形险要,但从现代战争角度来说却是易攻难守。举世闻名的明城墙依山傍水,蜿延长达33.676公里。气势雄伟,又壮观,为世界上现存古都城墙之冠,是中国筑城建造史上的杰作。然而,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却于1937年底在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遭到极大破坏。
早在1935年,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核心层似乎已意识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难以避免,已下令部署首都防卫。任命中央军校副校长杨杰为军委会城防工程组长,工兵副司令林同济等为副主任。调集近万士兵和工人,在城墙上下进行国防施工。共修建暗堡260多处、炮台6座。还在城北挹江门附近,城墙山体下秘建地下城防指挥部一座,耗用钢筋水泥千余吨。杨杰将军等对官兵和工人们三令五申,务必爱护古城墙,施工中严禁使用炸药爆破,尽量人工开掘,国难当头之际,大家都认真照办了——那历经五六百年风雨沧桑的明城砖上都雕有明初全国各省、州、府无数的名字,本就都是历史文物啊。然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可不会这么去想。
1937年12月7日,守城军总司令唐生智为了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尊严,断然拒绝了日酋松井石根的劝降书,日军全面攻城之战拉开至为惨烈的序幕。松井石根以“帝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名义签发的“攻占南京”要领,提出“进行炮击夺取城墙”。随后,日军在向南京内郭阵地进攻时,使用野战炮、坦克、装甲车乃至飞机,向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和中华门等城门、城楼及各城门之间的城墙地段实施轮番轰炸。很遗憾的是年余前中国工兵、工人精心构筑的城墙工事暗堡和炮台大多未起到效用——被动防守是难以御敌的(湘军名将唐生智指挥战守失当也是事实)。成千上万名守军依托着城墙墙体仍浴血奋战,如守卫光华门和通济门的八十七师、教导总队的官兵们在城墙被炸塌后组织反攻,一再击退已冲进城的寇军。更有几位勇士抱着炸药,包围下城墙,炸毁日军战车,以血肉之躯搏杀。直到弹尽援绝,城池才告失守。那一段古城墙被炸为一片废墟,雄伟的中华门(即聚宝门)城楼在熊熊烈火中荡然无存。13日上午,百余辆日军坦克、装甲车边开火边冲进城,后边是大队步骑兵一路烧杀掳掠,其它如雨花门、水西门、太平门等内城门亦在日寇的攻城战中遭严重破坏。
20世90年代初,台湾著名的《传记文学》杂志曾刊登1937年底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两张老照片。一为日军某联队攻陷中山门、朝阳门时,官兵们立于垮塌城墙上举着枪刺和太阳旗狂欢狞吼;一为日酋松井石根在参谋长朝香宫亲王等将佐簇拥下骑战马进入中山门,举行“圣战胜利”入城式。正是这个自称“幼承汉文化熏陶”的大刽子手及其嗜血成性的同类有意毁坏着他称作“凝聚了东亚文化精华”之称的中国古都江宁(南京)……1938年初,因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全世界,遭到欧美苏各国进步舆论的抨击与声讨。裕仁天皇迫于压力,下诏书召松井石根回国,退出现役。这个屠夫居然还不忘携回劫掠自南京的一块古城砖和一尊小玉佛。
松井石根隐身于京都古灵栖寺,拜佛诵经,但他并无忏悔之意,常吟咏自己作的汉体诗:“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战血腥。何貌生还老瘦骨,残骸誓欲报英灵。”直到9年后日本已战败投降,这个恶魔终被盟军宪兵拖上东京巢鸭监狱的绞刑架。
南京自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以来,寺宇甚多,闻名遐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许多寺宇、尼姑庵被日寇付之一炬。南京南郊的牛首山(又名天阙山)是佛教牛头宗的发源地,也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日军某族团在从汤山经江宁土桥进军途中,在淳化镇一带遭到后撤的俞济时部七十一军王耀武团的一次反击,被击毁战车七八辆,死伤近百人。日军遂被迫放缓行军速度,进至东善桥一带,以防止中国军队在附近牛首山上设埋伏为名,竟纵火焚毁满山古树佛寺,始建于六朝的幽栖寺以及幽静的文殊洞、观音洞等名胜均未逃出日军魔掌,重峦叠嶂、岚光苍郁,充盈着佛教文化气氛的牛首山在两昼夜熊熊大火中被烧成一片荒山秃岭,成百僧尼和山民惨遭日军杀害或死于烈火浓烟中,现场景况惨不忍睹。
遭到日军炮火轰击和纵火焚毁的还有南郊明代花神庙,城西水西门内的清真寺,江宁湖熟镇上的清真寺,城南花露岗下的相传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曾客居过的瓦官寺金栗庵。城北妙峰庵、祖师庵等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军攻陷南京后3个月内南京城内就有220多座寺宇道观被毁。
位于城西清凉山麓的扫叶楼初建于明末清初,为著名画家“半亩园居士”龚贤隐居之处,楼后即是善司庙大雄宝殿等古建筑,巍峨壮观。1937年12月14日,日军借口追击在这一带山寺楼宇间进行抵抗的中国参战宪兵二团某部纵火焚烧。并砸碎许多古代碑刻和梁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我去了龚家——明朝第一代皇帝赐予的宅第,这里已成一堆烧焦的木头和焦黑的瓦砾。”抗战胜利后,清凉山僧人寄龛勇敢地站出来,以其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控诉日军在城西汉中门至清凉山一带屠杀几千无辜同胞(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的野蛮罪行,以及对扫叶楼、小九华寺、清凉寺、云香阁、崇正书院(明代御史名学者耿定向所建)等古建筑的毁坏。他的证词曾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广受关注。
“四方云山朝古刹”,佛门清静之地都难逃日军魔掌。城东北郊22公里外的栖霞寺被称“江南第一丛林”。寺后的千佛岩石窟群堪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相媲美。1937年12月初,二三万难民扶老携幼涌进古老的山门寻求庇护,寂然法师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在国际友人辛贝格等协助下,在寺内外设立国际难民营,和僧人们奋勇救护,还救助过入寺躲藏的廖耀洒、黄植兰等国民党军官。难民营结束后,日军冲入栖霞寺,劫走大雄宝殿上如来佛祖塑像头顶毗卢帽上镶嵌的红宝石一颗,寺中明代经卷百余卷。几年前由传真法师倡议并撰剧本《栖霞寺1937年》拍摄成功并广为播映,影片大体上真实反映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史实。
1937年底,侵占南京的日军某部官兵在两名浪人带领下砸开市中心淮海路上的金陵刻经处,将工作人员未来得及转移走的佛教经卷劫走一千余卷,砸毁木质经版几百片。还进入后院园林,在刻经处创办者清末佛学家、进步思想家杨仁山居士的墓塔旁耀武扬威的举战刀枪刺拍照片留作纪念。
南京城破之初,冲杀进城的日军纵火焚毁了夫子庙的大殿、明德堂等部分古建筑,又焚毁了乌衣巷口的明代古建筑天禧长生祠,劫走祠内属于中央国医馆的几大箱明清版中医典籍及一尊宋代铜人(研究针灸之用),运回国内。尤为令人发指的是一些日军士兵杀人杀红了眼,踩踏过路上受害者的尸体疯狂地冲进距乌衣巷不远的一小巷中的正觉庵,对着庵内相拥相偎瑟瑟发抖的五六名老少尼姑一阵近距离射击,将明照等尼姑全部杀害。兽兵们还劫夺走正觉庵内的明代宣德香炉和一对清代大型青瓷供瓶。
(二)
日本当局在野蛮摧残,毁坏南京的历史文化古迹遗存的同时,还精心策划和实施了对南京极其丰富而珍贵的图书、典籍的劫掠。1937年12月初,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在东京帝国大本营授意下,成立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专门负责劫掠苏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文献。南京是中国的文化古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众多,公、私藏书和文物数量惊人。其中除部分(以南迁的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在南京沦陷前仓促迁移大后方外,大多数都落入了日军手中。如图书馆,规模较大的有成贤街上的中央图书馆(相当于国立图书馆),1937年拥有藏书15万册,西迁时仅带走了1万多册。城西盋山下龙蟠里的图学图书馆(前身为江南图书馆)拥有藏本24万多册(其中一半以上为宋、元明、清善本珍籍),1937年秋紧急转移走四分之三。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在“八·一三”淞沪大战打响时,择重要图书封存263箱,但迁走130箱时,日军飞机重点空袭中大校园,击中停在校园外的两辆国民党运弹药的卡车,造成大爆炸和人员伤亡,造成迁移图书行动的中断,令罗家伦校长痛心疾首。他留守在校内指挥数千师生撤退,直到队伍平安出城抵达江边码头,罗家伦才含泪恋恋不舍地上车离开三遭敌机空袭的美丽校园。
此外还有南京市立图书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中央文物保护所、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各机关的图书馆、各科研文化机构的图书馆等。这类公共图书馆在南京沦陷时,均遭到日军的劫掠,据日本专家松本冈研究统计。这些被劫掠的图书共计844060册以上。战前,南京各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约142万册,其中遭日军劫掠的竟占60%以上,损失惨痛,令人发指。
民国时期,南京古旧书店大多集中于城南夫子庙的贡院街、状元境等古街小巷,共有问经堂、求知轩、翰文书店等20多家。此外,太平路上的萃文堂、朱雀路上的保文堂、杨公井的中华书店等也很有名气。这些书店大多经售明清古版石印本书籍及民国时期南北各地出版的书刊。每家书店的书刊至少有三五千册甚至上万册。南京沦陷之初,从中华门冲杀进城的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最为凶残野蛮,几天内杀害平民5万多,城南中华路、三山街、奇望街等地尸体成丘,血流成河,夫子庙地区大火竟日。这些古旧书店一半以上被日军焚毁,成千上万册书刊化为灰烬。未被焚毁的书刊则被日军强迫居民用三轮车、板车拉往临时兵营供烧火取暖。
据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献》、《陷京三月记》等档案记载,当年南京还有大量的民间私人藏书遭到日军劫掠。例如家住城西龙蟠里3号古宅院的顾传贤家(其父顾云,为清末民初学者、诗人,著有《盋山集》等,与陈作霖、薛圣木、秦际唐等并称“金陵诗坛七子”)所藏2000多册古籍均遭日军劫夺。因日军洗劫南京之前几天,顾家七八口人已逃入宁海路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国际难民区,才免遭屠戮。日军砸开院门,将清代红木桌椅连同藏书、文房四宝、古代字画,全部劫走。再如家住城南大石坝街59号的名中医石筱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等就达十几部,还珍藏有明代名医李时珍初刊印于南京书坊的《本草纲目》,被公认为国宝级医书。早年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治南京时,曾受其首席日籍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后来这个老牌日军间谍竟成为中日战争中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乃至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升任陆军大将,双手也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之委托,表示愿出价7万银圆求购“石家藏书”为石筱轩婉拒。此次被日军明火执枪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2000多种(其中唐伯虎、文徵明、赵孟頫、董其昌、恽寿平、龚贤等10多古代名家字画就达70多件,价值连城)。石家世代居住的三进宅院也被烧为废墟。这批书籍和字画大多很快就被日军辗转运回日本。国立编译馆大学图书编委会秘书、中央大学教授卢冀野原名卢前,家住中华门内赝福街(后迁剪子巷)为金陵世代书香名门,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少于数十万卷,多有善本典籍。“自其祖云谷太史翰林院编修卢岑所遗留者为倭寇焚劫”……
按松本冈的研究统计:日军劫掠南京民间私家藏书为53118册。这虽然是不完整的统计,但已数目惊人,侵华日军在南京共劫掠公私图书至少89万少册。它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东京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的藏书量。而当时日本的都道府县图书馆中最大的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书总量只有25万册。日本各图书馆所存藏书籍整体质量和价值也远远不能与劫夺自南京的书籍相比……
(三)
1938年3月,在世界进步舆论的抗议谴责声浪里,南京的野蛮大屠杀终告止息。3个半师团的日寇分批撤出城,城内仍有成万驻军,实行所谓的“皇道威慑”。其实维持秩序的日军宪兵部队又何尝是衣冠善类?他们仍常打家劫舍。这在近年出版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书里多有披露,兹不赘述。
据1986年日本《赤旗报》(日共主办)载文《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称:1938年1月22日,日军驻上海特务机关控制的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派遣人员赶到满目疮痍的南京,决定暂将掳得的图书馆文献放一边,先成立了一个“学术资料接受委员会,又称“标本整理部”专门负责接收与整理劫掠来的文物古董与学术标本。
南京沦陷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迫分5次将大部分文物迁到南京。虽然国民政府指派杭立武全权负责指挥抢运走16681箱,未及运出的还有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与国府路(今长江路)上的国立中央美术馆中。日寇攻进城后即以重兵看管。然后,将1503箱工艺美术品搬迁到城中高家酒馆12号国民政府中央侨委会大院内暂存放,另外1000多箱由大队宪兵押送装车运往城北下关码头。装上由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二艘炮舰护送的“鹤见丸”号海轮,运回日本,存放于大阪千田兵站内。进行分类整理登记选册后,美其名曰为“圣战掳获物件”。侵略者们欣喜若狂,弹冠相庆。这些故宫文物多是珍贵的国宝,其中有清康熙、乾隆年间西洋各国进献的自鸣钟、羊毛印花织毯等精美工艺品,有《明实录》、《大清实录》、玉牒及清宫内务府档案等。日军劫走与损坏了其中的大部分,日本各博物馆的存藏得以很不光彩的大大充实。
位于南京城东的中央博物院建于1935年,尚未全部竣工,但其宏大规模已初见雏形。中西合璧式的宫殿型建筑,琉璃瓦大屋顶金碧辉煌。国民政府为筹建国家博物馆拨出巨款,由行政院发文,几年里从全国各地征集来大量各种珍贵文物。日军仅在此就抢走了1679种,计420大箱。其中有从陕西岐山、宝鸡征集来的战国大型青铜礼器31件,山西赵城县辽代佛寺壁画4块,从南京栖霞山齐塔内出土的南齐石刻佛1尊,元青花瓷梅瓶2件,乾隆五彩瓷扁豆等8件,同治五彩瓷盖盏碗20件及上万件古砚墨、象牙屏风、对联字画、古代服饰衣物等珍贵文物。
南京许多古建筑上的有文物价值的构件也被日军劫走。如朝天宫正殿屋脊两端安装“鸱吻”一对,也称“鸱尾”,用以禁压火灾。这种起源于东晋时期的神秘装饰物,曾被唐代高僧传至日本,在日本被视为国宝,出现在京都灵栖寺、奈良招提寺等寺宇的大殿顶檐。日军攻占南京后,竟将朝天宫的“鸱吻”拆卸下来,送回日本。东郊衡阳寺在南京攻守战中被日军炸毁,寺中的两尊宋代鎏金铜佛和乌檀木雕成的梁代高僧宝志和尚座像等全被日军劫走……南郊雨花台附近普德寺内供奉的500尊明代铸的铁罗汉中最具形象的3尊阿罗汉(在日本被尊奉为战神之一),则被日酋谷寿夫和派遣军副参谋长柳川平之助下令拆下运回国安放被劫走的还有南京地区各政府机关与科研文化单位收藏有大量的极为丰富多样的学术样本,如十几头白垩纪恐龙化石、寒武纪鹦鹉螺、龙鱼化石、全株硅化木等。
从1938年2月起,日军将10万多件学术标本和1500多箱考古资料全部运至标本整理部,进行整理,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3万多件装箱运回日本。
1938年3月6日,日军“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的文化特务组第二次来到南京,住进国府路(今长江路)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本部大院,开会策划部署了劫掠图书文献的工作。在驻扎在仅一墙之隔的国民政府大院(即清代两江总督府,1946年后为总统府)里的日军十六师团司令部和驻中山东路上中央饭店的宪兵大队部协助下,从3月14日开始,出动军用卡车31辆、官兵400人、中国劳工2930人,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南京各部门、单位的图书60多万册全都运至珠江路942号原中研院地质调查所一座花岗石砌的3层大楼中,依次堆成200多座像小山似的。派重兵把守,戒卫森严。在这些被日军劫掠的数量巨大的图书典籍中,还有许多世所罕有,价值连城的善本珍籍,如宋版书《三朝北盟会编》、《五岳志》、《孔氏谈苑》、《大金国志》、《中吴纪闻》等4100多种;明朝的《永乐大典》抄本190多册(不全),原版《鼓掌绝尘》、《三言二拍》、《清波漫笔》等5000多种。这些善本珍籍被劫后在我国已绝版,或无法凑全,以至于解放后,我国王古鲁、郑振铎、孙楷第等一些文史学者为了研究古典文学,不得不赴日本去各图书馆查阅,拍摄微型胶卷再携回国……此外还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抄本3000多册以及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10套等,这些无比珍贵的书籍文献直到战后都没有归还给中国,给历史留下严重的缺憾。
(四)
如果说,南京沦陷初期,日寇施行的全方位的杀戮和文化劫掠是疯狂的、完全没有节制的犯罪行径,那么,在其后的七八年里,在这座笼罩着悲情,愁云惨淡的六朝古都,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南京市民们并没有屈服。人们以各种隐蔽的形式进行反抗,发生在1939年6月间的日本公使馆毒酒案即由军统地下人员王高科等人策划,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冒险实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给了日伪一次当头棒喝,令侵略者惊恐万状。
而1942年底发生在南京的日军盗掘唐玄奘法师顶骨事件又一次勾起南京市民们对血腥往事的沉重回忆,一时舆论哗然,引发了各界的强烈抗议……
玄奘是我国唐代著名的高僧和佛学理论家。他不辞艰险西去印度求经,历时19年,归国后在唐长安慈恩寺翻译佛经著作,逝世后迁葬于樊川北原,建塔宇,名兴教寺。他的头顶骨在唐总章年间迎至终南山紫阁寺,上建五重塔。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波及寺塔。宋朝天下稍平定,长干寺演化大师可政传得顶骨,遂将其带回金陵,于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葬于古长干寺内的东冈,上建白塔。宋《景定建康志》和元《至正金陵新志》均有记载。明代洪武年间工部左侍郎黄立恭奏请在长干寺遗址建浮图九层(永乐六年毁于大火)。在此施工期间,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玄奘顶骨迁葬于寺的南冈,上建三藏墓塔,为喇嘛塔形式。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朱棣在这一带建造大报恩寺,其中琉璃塔称“天下第一塔”。在三藏塔前建三藏殿,太平天国时期,大报恩寺塔毁于兵火,三藏塔的上部遭到破坏,被土覆盖。但三藏殿完好。1942年深秋的一天,一直盘踞在金陵兵工厂一带的日军高森部队驱使几百名南京工人在三藏殿后的小山包上施工,欲建一座神社(用以祭奠战死的日军官兵)。无意中掘开一个洞,发现内有石条盖板,掀开石板,发现一只石函,双面上刻着字,周围散布着古钱币,并出土一尊小金佛像,日军指挥官匆匆赶来,立即封锁了现场,进行戒严,撵工人们回家,并由日军几十人连夜挖掘。对外界严密封锁消息,此事直到1943年2月3日才披露于汪伪的《民国日报》。
1943年,日军因舆论所迫,在发掘的现场,由日方高森大佐等人将出土文物移交大汉奸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移交的文物中有顶骨(约二寸宽四寸长),金质佛像一座、纳骨小龛及银锡制箱、石龛、黄铜佛器、瓷器、玉饰珠宝、古钱等,分装于10个盒子,后陈列在博物馆内二楼。而发掘和研究报告则由日伪文物保管委员会谷田阅次完成。日伪为了掩盖盗窃玄奘顶骨的丑行,并利用玄奘法师的中外影响来捞取资本,为汪伪政权打气,遂决定将玄奘的顶骨及石函重新安葬。后选定城东紧傍台城和玄武湖的小九山(古覆舟山)上仿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形式建五层楼阁式砖塔。1944年10月10日,三藏塔竣工之时,日伪还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举办了玄奘顶骨的“奉安典礼”。其实,日军在办移交前已窃走了其中若干重要文物。1943年12月28日,日伪窃分玄奘法师顶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分由大汉奸褚民谊打碎后瓜分,一说分为6份,一说分为3份。据查考:解放后留在国内的顶骨除南京小九华山塔所葬一份外,还有北京广济寺、天津大悲院、成都静慈寺、南京博物院各一份。西安兴教寺的一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后日本送还的。保存在天津的一份于1957年当时由达赖喇嘛代表我国政府赠给了印度政府,安徽在玄奘当年留学讲经的那烂陀寺的纪念塔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强国对日本宣战,加上300万日军深陷于中国辽阔的战场。至1942年秋,日军已失去整体战略上的优势,甚至可以说颓势已现,在欧洲、北非战场,日本的盟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渐处劣势。日本法西斯迫于巨大压力,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讲求些政治策略,进而妄图麻痹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意志。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野蛮本质则根本不可能有所改变……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忘记大半个世纪前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等无数罪行,亦不可忘记南京遭受的文化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