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2月21日上午10时,93岁高龄的艺术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前院长张仃,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驾鹤西去。
　　8年前,张仃因肾病开始在家休养。春节期间病情突然加重。在被送进医院之前,老人还在坚持练习篆刻、书法。
　　“对于生死,他早已看淡了,”张仃的夫人灰娃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很平静,看上去就像安详地睡着了。”
　　熟知张仃的人,称他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活化石”:从革命漫画、宣传画到年画、壁画、中国画,再到书法、设计与美术史论,样样达至高峰。他兼具西方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修养,被好友漫画家华君武戏称为“毕加索 城隍庙”。
　　张仃的个人经历同样传奇,他几乎穿越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所有动荡。张仃说:“中国画讲究一个‘静’,它是出世的,而我是入世的。”
　　1930年代,张仃的职业美术生涯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占领他的老家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在《中国日报》、《扶轮日报》发表漫画作品,成为反抗侵略、专制的漫画斗士。
　　张仃崇拜鲁迅,深受“左翼文化”影响。1938年,21岁的他来到延安,经毛泽东特批,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为了让作家们能有固定的场所交流和聚会,张仃将当地的窑洞就地改造,设计了别具一格的作家俱乐部。
　　当作家们踏进装饰一新的俱乐部时,都感到置身于一所西方的建筑里:土布做的布艺沙发;羊毛毡和木头框做的屏风;筛面用的箩做的壁灯;因为没有电,墙上钉着的是一盏油灯;进门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台……毛泽东和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作家俱乐部”成为张仃用审美理想改造中国的一次袖珍实践。
　　新中国成立伊始,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挂上8个巨型宫灯,用这一传统文化语汇,为天安门增添了夺目的中国色彩。张仃还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室内环境,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他最令人铭记的手笔,是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他的国徽设计方案,主体元素选择了天安门,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0年,32岁的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此外张仃还参与设计了全国政协会徽,完成了全国政协会议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和成立10周年纪念邮票的设计。
　　张仃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他被下放到河北获鹿县的军队农场,直到1974年才回到北京。那时他的儿子正因为“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押在牢里,女儿下放云南后摔断了腿,急欲回北京治疗。即便如此,张仃依然对艺术不离不弃。他托学生在香山樱桃沟租下几间荒弃农舍,随身携带的只有一本从荣宝斋购藏的《黄宾虹焦墨写生册》。这本小小的册页开启了张仃的新生。它把程邃、黄宾虹和张仃牵系到一起,使焦墨这一画种得以气脉不绝。在生命的低谷,艺术拯救了他的心灵,而他也将整个后半生与焦墨融为一体。
　　1979年,被“解放”的张仃从隐居的香山复出,主持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工程,担任总设计。积蓄多年的创作冲动,终于在这时候喷发出来。他创作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哪吒闹海》大型壁画。生于1980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1978年,张仃出任该片的美术总设计,特色鲜明的绘图、艳丽生动的人物色彩、极具中国特色的山水风景,使该片一举获得1980年第3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放映奖,对中国风格的动漫影响至深。
　　从1950年代开始,张仃担任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使者。为了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他以中国官方派出的最高专家代表身份,承担了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苏联、法国的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或中国宣传展的总设计。
　　诗人艾青曾说:张仃先生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化,在中国绘画中其实就是当时的“前卫艺术”。
　　张仃很早就喜欢毕加索的绘画。1940年,第一次看见毕加索的作品《椅子上的黑衣少女》(1937年),他就兴奋不已。1956年张仃在巴黎担任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借机拜访了毕加索,并精心准备了两件礼物:一件是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年画,另一件是水印的齐白石画集。
　　他对塞尚、高更、梵高等后期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都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们是热恋生活和阳光的天才。“梵高是带着感情画画儿的,”他说,“我到山水中时,不受感动我不画,一定是在激动时我才画。”
　　张仃的观念中,生活是感动的源泉,所以直到80多岁,他都坚持去太行山写生。
　　在去世前,张仃曾留下遗言,死后不举行遗体告别式,骨灰入土为安。他希望给亲友永远留下一个生动活泼的印象——这是一位艺术家追求完美到生命尽头的品性。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