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会议，没有哪次会议召开时的环境像八七会议这样险恶，没有哪次会议的气氛像八七会议这么紧张。
　　在历史转折的危急关头，它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用短短一天的时间，决定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经典论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响亮口号。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927年8月7日，湖北汉口一幢西式三层楼里，一场紧急会议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召开。
　　楼外，敌特巡视、残忍杀戮;楼里，门窗紧闭、唇枪舌剑。
　　中国革命未来如何？该走向哪里？该怎么走？一群平均年龄20余岁的青年，内心燃着一团火。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许多同志发言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
　　当时，中国革命形势跌入谷底，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共產党却没有掌握一支能反抗的有力武装。从1927年3月到八七会议后的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0多万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万余人。
　　局势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急迫地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与会者神情严肃。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铿锵有力地指出。
　　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湘潭等5个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就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前后发言达7次，次数最多。

“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

　　1927年8月7日，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奋笔疾书。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负责会议记录工作。
　　会议从早开到晚，坐在角落里的邓小平将与会代表的发言一一记录，手写会议记录20余页。
　　与八七会议会址一街之隔，是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其中提到尽快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党的新方针。
　　中央紧急会议就是后来的八七会议。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代表难以聚齐，一直到8月7日才举行。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20多人，分3天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1980年7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记忆闸门一下子打开了。
　　对于八七会议，邓小平有特殊的情感。他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多次回忆八七会议。正是通过1927年八七会议，时年23岁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相识并受到毛泽东的思想影响。
　　“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邓小平多次强调，只有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年轻的共产党员们不畏牺牲，以巨大的决心与魄力，走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道路。

中国革命迎来转机

　　“‘转’是转折，父亲一辈希望中国革命迎来转机。”2021年2月7日，93岁的蔡转回忆父亲蔡和森为她起名“转”的原因。
　　蔡转出生于1928年——八七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年。
　　那时，中国革命正迈过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人已在黑暗中高举起战斗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八七会议上，蔡和森严厉批评了党向国民党上层妥协让步的错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会后，全国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武装暴动。
　　1927年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1月13日，中共黄麻特委在湖北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麻城等地区领导黄麻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了广州起义。其后，全国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八七会议的精神传遍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拿起了枪杆子。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