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事件细节如何，中信泰富董事会都难辞其咎，相应的损失也应由造成损失的董事会控制者承担
　　
　　中信泰富已经发生的外汇远期合约155亿港元的亏损，成为全球金融风暴发生以来香港上市公司的最大交易损失。
　　面对损失，相应的责任追究与损失弥补成为当前必须合理解决的问题。纵观整个交易的发生与最终损失，无论事件如外界推测还是公司公告，中信泰富董事会都难辞其咎，相应的损失也应由造成损失的董事会控制者承担。
　　
　　风险责任在于董事会
　　在整个交易中，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中信泰富的巨额损失仍然来自法人治理的巨大缺陷。
　　在责任界定上，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认为外汇期权投资是财务董事“自作主张，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同时又认为，“经过内部审计，证实没有诈骗”，因此不会对离职的财务董事采取法律行动。
　　这里的矛盾在于，既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财务决策一定是非法行为，则必须采取法律行动；如果没有采取诈骗，则说明股东对该项重大投资决策进行过授权而非自作主张。
　　换言之，责任要么落在董事会头上，要么由经营层负责，而非无人负责的状态。于是，我们可以认定中信泰富重大事项决策中的治理缺陷和相应的责任归属。
　　第一，无论该笔外汇衍生品是否经过授权，公司董事会都存在治理缺陷。
　　如果经过授权说明董事会决策目标有问题，其决策偏离了股东利益：交易标的超出需套期保值的额度致使公司过度承担风险，拒绝止损则把风险放大。如果没有经过授权则董事会决策机制有问题，其风险决策没有得到落实：否则不会出现财务董事擅自进行巨额衍生品交易的任何可能性。换句话说，无论董事会知情与否，公司所造成的任何风险应该且只能由董事会承担。
　　第二，董事会实际负责人或控制人应该对股东负责。
　　中信泰富的第一大股东中信集团公司持有中信泰富29％的股份；荣智健现持有19％股权，为第二大股东，且一直持有公司实际控制权。显然，董事会责任就必然落实到第二大股东身上。
　　无论其知情与否，公司操作造成包括第一大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都遭受资产减值损失，则其他股东有权利请求实际负责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当然，实际负责人可以对离职财务董事的责任进行追索，也可以放弃对其追索权而完全承担民事责任。
　　
　　损失承担者应是整个公司法人
　　在中信泰富面临财务困难和流动性危机时，中信集团已提出向其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这就产生了一个连环法人治理问题。
　　第一，中信集团名为第一大股东，但长期并不实际控制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贷款本身，可能将中信泰富的损失演变为中信集团的损失，不符合中信集团资产的安全性。
　　在当前情形下，中信集团应保留追究中信泰富衍生品交易造成其资产损失的权利，而非继续填补亏空。而衍生品交易可能造成的其他投资者和债权人损失应通过香港交易所和香港法律途径解决，以中信集团29％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损失。
　　第二，如果因中信集团救助行为建立中信集团-中信泰富债务链，则金融风险将通过金融控股公司传递到境内，而至今没有平仓的衍生品交易将直接导致中信集团的资产损失持续放大。
　　中信集团作为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其损失和流动性问题将演变为中国大陆财政和中央银行包袱。除非经过中国财政部作为大股东和中央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外债的功能监管者在系统性风险评估基础上的授权，中信集团才可以向中信泰富提供融资支持。
　　第三，如果香港金融管理当局认为中信泰富损失影响其金融稳定，则其货币当局应该向中信泰富提供流动性支持；相反，在没有流动性支持的情况下，一方面意味着中信泰富问题不足以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稳定，另一方面只能出现中信泰富以资本金承担债权人有限责任的局面。
　　因此，“债权人-中信泰富有限责任-香港货币当局再融资”的风险承担模式优于“债权人-中信泰富偿债能力-中信集团无限担保-中国中央银行再贷款”模式。
　　当然，如果香港货币当局需要大陆中央银行提供外币流动性支持，这是货币当局之间合作层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