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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土耳其举行2019年地方选举，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围绕S—400的争端不断升级，土耳其对美态度日趋强硬。本文试图通过观众成本视角来解释土耳其为何对美采取强硬态度，以及土耳其采取这种态度带来的困境。文章首先论述观众成本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假设。其次阐述土耳其地方选举与观众成本不断增加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基于观众成本，分析了土耳其关于S—400争端的困境。土耳其不仅难以实施其部署计划，还加剧了土美关系的恶化。
关键词：观众成本；土耳其地方选举；S—400争端
一、观众成本的研究路径
观众成本原是国际关系理性主义所采用的概念，随着社会学融入到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中，观众成本作为综合国内政治因素与博弈论、衔接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用于危机问题及博弈过程。费伦（James D.Fearon）系统地发展了观众成本理论。他认为，如果在危机中行为体退缩，除了要承担冒险的代价，还要承受观众成本。这些成本回随着危机的升级而不断增加，直至对行为体来说，战争比让步更可取。此外，行为体尝试胁迫对方不会增加其让步成本，但危机升级会让行为体趋于发动战争，由此产生的战争风险使行为体放弃虚张声势，更愿意表达真实的决策信号。其重要理论假设是由于民主国家观众成本敏感性较高，民众可以更有效的惩罚失信或失职领导人，迫使领导人坚持已公开的立场从而使对手国家让步。
二、土耳其地方选举与国内观众成本的合成
埃尔多安政府多位政要在近期内频繁就S—400问题发表强硬措辞，无惧美国威胁制裁，与此次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紧密相关。2019年土耳其地方选举对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政策取向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土耳其总统制确立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不仅是对埃尔多安本人的“信任公投”，更是对其政府执政表现的一次民意检测。埃尔多安政府因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反对派集团的政治掣肘以及缺乏军事红利支撑，在S—400争端中，国内观众成本已然增加，所以埃尔多安政府必须在S—400争端中表现出不妥协的形象，不断转移国内民众的情绪，以满足很多土耳其人拥有的“奥斯曼情怀”，赢回选民。
（一）土耳其国内成熟反对派联盟提高了国内观众的惩罚能力
继2018年政党联盟首次参与竞选后，人民联盟自建立以来成功运作并再次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国家联盟则在去年选举结束后短暂解散，于2019年1月重新启动，在此次地方选举中表现优异。选举结果证明政党联盟将成为未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常态。而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都市失去了近200万张选票，选票相对减少，致使正义与发展党相继丢失安卡拉、比莱吉克等地区，损失惨重。此外，此次选举结果还证明了土耳其国内政治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在S—400问题上，反对派难得达成了一致意见，主张采购S—400系统。
（二）土民众对经济衰退和缺乏军事红利的不满增加国内观众成本
第一、2018年6月埃尔多安大选再次顺利胜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埃尔多安承诺稳定国内经济，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受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以及国外势力恶意操纵狙杀里拉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埃尔多安在大选时的承诺没有兑现。经济持续衰退，2018年的8月的里拉危机使国家经济再度遭到严重削弱。3月21日，距离选举仅剩10天之际，摩根大通的报告致使里拉再度下跌5%，滋生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
第二、2018年6月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大获全胜，部分源于连续的军事胜利带来红利。2018年年初，在“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的基础上，土政府发起“橄榄枝”行动，控制了阿夫林地区。5月，土耳其取得曼比季西部的巡防权。军事行动的接连获胜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对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在竞选活动准备阶段，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即将发起“幼发拉底河以东”军事行动。然而该行动最终由于美、俄两国干预被迫中止，致使埃尔多安无法像总统选举时一样，强调他作为总司令的角色，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
三、土耳其关于S—400争端的困境
土耳其S—400决策顺利实施的前景黯淡。首先，美国的底线十分明确，就是绝对不会容许土耳其在北约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旦土耳其实施部署计划，美国将立即对土耳其实施制裁。所以土耳其希望将问题限定在国防和安全需要领域是不可能的。其次，考虑到之前埃尔多安针对西方的激烈言辞、围绕S—400的激烈争辩以及选后为巩固权力地位的需要，大权在握的埃尔多安只能进一步对西方的评论采取强硬的立场。所以土耳其不顾西方盟友的请求和威胁，执意部署防导系统，致使本国回旋余地進一步缩小。
鉴于S—400问题，触及美国底线，并有可能动摇埃尔多安政府的执政基础。所以短期内，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相互批评有可能令已经龃龉不断的盟友关系陷入新的低谷。经济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直接捆绑在一起，这在2018年里拉危机中表现的十分明显。2019年5月，特朗普还威胁将根据《通过制裁法案打击美国的对手》取消土耳其参与F-35战斗机项目的权利，自2002年土耳其已经投资超过12.5亿美元，被驱逐出F—35项目以及对土耳其国防公司的制裁将给土耳其国防工业造成巨大损失。
土耳其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国家，在与传统大国的互动中，不仅要考虑短期目标，还要考虑未来预期成本；不仅要考虑权力、声望等因素，还要考虑观众成本因素。对观众成本的考虑影响到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权衡利益得失，特别是在对大国的政策反应中。
作者简介：穆凯代斯·太力艾提（1992—），女，维吾尔族，新疆伊宁市人，国际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欧洲政治。
关键词：观众成本；土耳其地方选举；S—400争端
一、观众成本的研究路径
观众成本原是国际关系理性主义所采用的概念，随着社会学融入到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中，观众成本作为综合国内政治因素与博弈论、衔接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用于危机问题及博弈过程。费伦（James D.Fearon）系统地发展了观众成本理论。他认为，如果在危机中行为体退缩，除了要承担冒险的代价，还要承受观众成本。这些成本回随着危机的升级而不断增加，直至对行为体来说，战争比让步更可取。此外，行为体尝试胁迫对方不会增加其让步成本，但危机升级会让行为体趋于发动战争，由此产生的战争风险使行为体放弃虚张声势，更愿意表达真实的决策信号。其重要理论假设是由于民主国家观众成本敏感性较高，民众可以更有效的惩罚失信或失职领导人，迫使领导人坚持已公开的立场从而使对手国家让步。
二、土耳其地方选举与国内观众成本的合成
埃尔多安政府多位政要在近期内频繁就S—400问题发表强硬措辞，无惧美国威胁制裁，与此次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紧密相关。2019年土耳其地方选举对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政策取向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土耳其总统制确立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不仅是对埃尔多安本人的“信任公投”，更是对其政府执政表现的一次民意检测。埃尔多安政府因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反对派集团的政治掣肘以及缺乏军事红利支撑，在S—400争端中，国内观众成本已然增加，所以埃尔多安政府必须在S—400争端中表现出不妥协的形象，不断转移国内民众的情绪，以满足很多土耳其人拥有的“奥斯曼情怀”，赢回选民。
（一）土耳其国内成熟反对派联盟提高了国内观众的惩罚能力
继2018年政党联盟首次参与竞选后，人民联盟自建立以来成功运作并再次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国家联盟则在去年选举结束后短暂解散，于2019年1月重新启动，在此次地方选举中表现优异。选举结果证明政党联盟将成为未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常态。而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都市失去了近200万张选票，选票相对减少，致使正义与发展党相继丢失安卡拉、比莱吉克等地区，损失惨重。此外，此次选举结果还证明了土耳其国内政治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在S—400问题上，反对派难得达成了一致意见，主张采购S—400系统。
（二）土民众对经济衰退和缺乏军事红利的不满增加国内观众成本
第一、2018年6月埃尔多安大选再次顺利胜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埃尔多安承诺稳定国内经济，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受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以及国外势力恶意操纵狙杀里拉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埃尔多安在大选时的承诺没有兑现。经济持续衰退，2018年的8月的里拉危机使国家经济再度遭到严重削弱。3月21日，距离选举仅剩10天之际，摩根大通的报告致使里拉再度下跌5%，滋生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
第二、2018年6月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大获全胜，部分源于连续的军事胜利带来红利。2018年年初，在“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的基础上，土政府发起“橄榄枝”行动，控制了阿夫林地区。5月，土耳其取得曼比季西部的巡防权。军事行动的接连获胜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对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在竞选活动准备阶段，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即将发起“幼发拉底河以东”军事行动。然而该行动最终由于美、俄两国干预被迫中止，致使埃尔多安无法像总统选举时一样，强调他作为总司令的角色，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
三、土耳其关于S—400争端的困境
土耳其S—400决策顺利实施的前景黯淡。首先，美国的底线十分明确，就是绝对不会容许土耳其在北约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旦土耳其实施部署计划，美国将立即对土耳其实施制裁。所以土耳其希望将问题限定在国防和安全需要领域是不可能的。其次，考虑到之前埃尔多安针对西方的激烈言辞、围绕S—400的激烈争辩以及选后为巩固权力地位的需要，大权在握的埃尔多安只能进一步对西方的评论采取强硬的立场。所以土耳其不顾西方盟友的请求和威胁，执意部署防导系统，致使本国回旋余地進一步缩小。
鉴于S—400问题，触及美国底线，并有可能动摇埃尔多安政府的执政基础。所以短期内，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相互批评有可能令已经龃龉不断的盟友关系陷入新的低谷。经济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直接捆绑在一起，这在2018年里拉危机中表现的十分明显。2019年5月，特朗普还威胁将根据《通过制裁法案打击美国的对手》取消土耳其参与F-35战斗机项目的权利，自2002年土耳其已经投资超过12.5亿美元，被驱逐出F—35项目以及对土耳其国防公司的制裁将给土耳其国防工业造成巨大损失。
土耳其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国家，在与传统大国的互动中，不仅要考虑短期目标，还要考虑未来预期成本；不仅要考虑权力、声望等因素，还要考虑观众成本因素。对观众成本的考虑影响到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权衡利益得失，特别是在对大国的政策反应中。
作者简介：穆凯代斯·太力艾提（1992—），女，维吾尔族，新疆伊宁市人，国际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欧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