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著名企业家，先后创办嘉德拍卖、宅急送、泰康人寿三家企业，横跨金融保险、艺术拍卖、物流领域。25年里，中国拍卖行业从无到有，他经历了一切。
　　机会来了
　　 1991年，我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时，去杂志社下属的文化市场研究所，当时天已經黑了，在北京南城马路的路灯下，研究所所长李刚和副所长杨林给我拿出一份《羊城晚报》，上面有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却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行。他俩说，我们搞拍卖行怎么样？当时它就触动了我脑海里电视上关于拍卖场面的画面，我说行啊。
　　 1993年5月18日，全部程序走完后的第二天，“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租了4个房间，正式开张。
　　拍卖从“卖国”变成了“爱国”
　　 1994年3月27日，终于迎来了首场拍卖的日子。我们请徐邦达先生给嘉德开首槌，为中国拍卖行业的未来发展敲下了开创性的一槌。165万元的齐白石《松鹰图》被国旅总社买下，张大千的《石梁飞瀑》拍了195万元，被中关村信用社买走。全场拍卖成交额1400万元，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创下齐白石、张大千个人绘画价格的世界纪录。
　　 当时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我们有很大压力，很多人质疑拍卖会不会加速文物的流失，好像拍卖是卖国一样，因此我觉得必须以事实让大家看到拍卖有利于文物保护。在开始拍卖的第二年即1995年秋天，我们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杨永德是香港的大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齐白石的画，他给了我们165件，拍了将近1300万元。这是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拍卖一下子从“卖国”变成了“爱国”。
　　影响最大的是拍卖天安门宫灯
　　 影响最大的拍卖还是天安门宫灯。开国大典用的宫灯一共8个，是用铁棍和竹皮做框架，外面的红布每几年一换。1994年国庆开始采用新式灯笼代替原来的8个旧式宫灯。当时天安门管委会需要筹集几十万元给郊县老百姓打两口深井，于是我们给他们出主意，8个宫灯，管委会自己留一对，送一对给中国历史博物馆，送一对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剩下一对由嘉德卖掉，用于筹钱打井，最后他们同意了。
　　 拍卖当天爆棚了，像开记者招待会一样，拍卖桌上堆满了话筒，起码有几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下午2点拍卖开始，场内气氛非常凝重，七八个买家争到800万元以后就剩下中华百亭鱼乐园和国安广告公司两家了，他们一直咬到1380万元，最后被中华百亭鱼乐园买到。整个过程太快了，从无底价到1380万元用了不到7分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拍卖结束，大家围住我要采访，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记者说：这样吧，你就说一句，天安门宫灯成功拍卖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这么一句话我说了5遍才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