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刘伯承与邓小平
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开始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合作是思想和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诚的合作。一二九师师部的好多同志都记得师长常说的一句话：“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事情，你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伯承说过的话，再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也必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
他俩不仅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关心、互相牵挂的好战友。邓小平常常提醒师部工作人员：“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大家要特别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
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等任务担当起来，尽量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负担。
经过13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到1950年，这对儿经历了战争考验的革命战友要分手了。刘伯承奉命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邓小平则继续留在西南搞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狂潮冲天而起，刘伯承的老搭档邓小平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他在对家人交代后事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也是唯一的要求：“要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
后来，毛泽东感到邓小平人才难得，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没有忘记老战友，他经常来到刘伯承病榻前探视，经常独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陷入回忆与深思。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二、陈毅与粟裕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是陈毅与粟裕分别担任新四军江南及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时，部下形容他们两人关系十分融洽的名言，这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说法。
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江苏溧阳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陈毅和粟裕的强强联手终于形成，两人开始了相得益彰的一段共事时期。陈毅将全盘的军事指挥重任交给了粟裕，自己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统战工作上。因参谋长罗忠毅未到职，粟裕还兼任江南指挥部参谋长，主管了作战、训练、后勤及地方政权建设等全盘工作。陈毅于1940年农历除夕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以古代名臣羊叔子与诸葛亮做比，热情而真诚地称赞粟裕。
此后粟裕取得了有名的“七战七捷”，一时声名鹊起，新华社发表评论：粟裕将军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一面旗帜。“七战七捷”后，苏中野战军终于北上和山东部队会合，成立了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粟裕任副司令。由于“七战七捷”的影响，中央在华东野战军班子分工中明确指出：战役组织交由粟裕负责。对粟裕的军事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大区的取消，陈毅、粟裕先后入京，就任新职。陈毅任外交部长，粟裕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军委总参谋长。1955年授衔，陈毅排名元帅第六，粟裕排名大将第一。不久以后，这对老搭档很快就陷入跌宕起伏的政治风波之中。
1958年，军界开展所谓的反“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受到牵连，被批判。好不容易粟裕渡过了难关，陈毅又陷入了苦海。“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毅与其他老帅一起大闹怀仁堂，被视为“二月逆流”的黑帮骨干受到批判。在一次中央全会的分组会上，粟裕被围攻：“粟裕！你从抗战起就当陈毅的副司令，两人搭档一二十年了，对他知根知底，为什么不出来揭发？”粟裕不为所动，仍然一声不吭。
陈毅曾经对粟裕开过一个玩笑：“一个人的一生基本上是开三种会。第一种是庆功会、庆祝会；第二种是批评会、检讨会，第三种是追悼会。我的追悼会你一定要参加，看看盖棺如何论定。”当时只是一句戏言，如今却成现实。1972年1月6日，陈毅撒手人寰。粟裕含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亲耳听到毛泽东泪流满面地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三、彭德怀与邓华
一个是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是开国上将，两人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军史上最著名的搭档之一。在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这段感情既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朝鲜戰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并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团满编后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四野的邓华就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赏识，并因为他而对军事决策做出了几次较大的改变。
第一次改变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设置。之前，彭德怀组建了志愿军军司令部，入朝后，他对十三兵团司令部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都很满意，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就决定以十三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
第二次改变是入朝兵力的部署。1950年10月9日，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邓华找到彭德怀，他建议4个军同时入朝，主力同时出动。10月10日一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动形成了有力的“拳头”。
第三次是改变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1951年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8月17日，彭德怀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20日，在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和敌人谈判的邓华致电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于我不利。26日，经过对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反复思考后，邓华再次致电彭德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以说服彭德怀放弃第六次战役。最后，第六次战役被取消。
彭德怀对邓华军事才华的欣赏不自觉地演变为对邓华的关心和照顾，邓华也始终敬重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彭德怀与邓华在朝鲜战场上亲密合作获得的巨大荣耀把他们的事业带上了巅峰。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批判，邓华也受到牵连。自此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并于1974年含冤而逝；一个在成都如履薄冰，时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批斗，再也没听到对方的任何一点消息。但是，他们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彭德怀临终前还留下遗言，让家人把邓华送给他的金质烟盒物归原主。
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后，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德怀搞错了。在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华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在邓华弥留之际，唯一留在他床头的东西，便是彭德怀重新送还给他的金质烟盒。
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开始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合作是思想和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诚的合作。一二九师师部的好多同志都记得师长常说的一句话：“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事情，你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伯承说过的话，再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也必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
他俩不仅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关心、互相牵挂的好战友。邓小平常常提醒师部工作人员：“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大家要特别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
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等任务担当起来，尽量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负担。
经过13年的戎马生涯之后，到1950年，这对儿经历了战争考验的革命战友要分手了。刘伯承奉命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邓小平则继续留在西南搞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红色狂潮冲天而起，刘伯承的老搭档邓小平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他在对家人交代后事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也是唯一的要求：“要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
后来，毛泽东感到邓小平人才难得，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没有忘记老战友，他经常来到刘伯承病榻前探视，经常独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陷入回忆与深思。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二、陈毅与粟裕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是陈毅与粟裕分别担任新四军江南及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时，部下形容他们两人关系十分融洽的名言，这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说法。
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江苏溧阳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陈毅和粟裕的强强联手终于形成，两人开始了相得益彰的一段共事时期。陈毅将全盘的军事指挥重任交给了粟裕，自己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统战工作上。因参谋长罗忠毅未到职，粟裕还兼任江南指挥部参谋长，主管了作战、训练、后勤及地方政权建设等全盘工作。陈毅于1940年农历除夕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以古代名臣羊叔子与诸葛亮做比，热情而真诚地称赞粟裕。
此后粟裕取得了有名的“七战七捷”，一时声名鹊起，新华社发表评论：粟裕将军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一面旗帜。“七战七捷”后，苏中野战军终于北上和山东部队会合，成立了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粟裕任副司令。由于“七战七捷”的影响，中央在华东野战军班子分工中明确指出：战役组织交由粟裕负责。对粟裕的军事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大区的取消，陈毅、粟裕先后入京，就任新职。陈毅任外交部长，粟裕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军委总参谋长。1955年授衔，陈毅排名元帅第六，粟裕排名大将第一。不久以后，这对老搭档很快就陷入跌宕起伏的政治风波之中。
1958年，军界开展所谓的反“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受到牵连，被批判。好不容易粟裕渡过了难关，陈毅又陷入了苦海。“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毅与其他老帅一起大闹怀仁堂，被视为“二月逆流”的黑帮骨干受到批判。在一次中央全会的分组会上，粟裕被围攻：“粟裕！你从抗战起就当陈毅的副司令，两人搭档一二十年了，对他知根知底，为什么不出来揭发？”粟裕不为所动，仍然一声不吭。
陈毅曾经对粟裕开过一个玩笑：“一个人的一生基本上是开三种会。第一种是庆功会、庆祝会；第二种是批评会、检讨会，第三种是追悼会。我的追悼会你一定要参加，看看盖棺如何论定。”当时只是一句戏言，如今却成现实。1972年1月6日，陈毅撒手人寰。粟裕含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亲耳听到毛泽东泪流满面地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三、彭德怀与邓华
一个是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是开国上将，两人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军史上最著名的搭档之一。在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这段感情既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朝鲜戰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并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团满编后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四野的邓华就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赏识，并因为他而对军事决策做出了几次较大的改变。
第一次改变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设置。之前，彭德怀组建了志愿军军司令部，入朝后，他对十三兵团司令部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都很满意，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就决定以十三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
第二次改变是入朝兵力的部署。1950年10月9日，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邓华找到彭德怀，他建议4个军同时入朝，主力同时出动。10月10日一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动形成了有力的“拳头”。
第三次是改变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1951年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8月17日，彭德怀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20日，在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和敌人谈判的邓华致电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于我不利。26日，经过对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反复思考后，邓华再次致电彭德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以说服彭德怀放弃第六次战役。最后，第六次战役被取消。
彭德怀对邓华军事才华的欣赏不自觉地演变为对邓华的关心和照顾，邓华也始终敬重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彭德怀与邓华在朝鲜战场上亲密合作获得的巨大荣耀把他们的事业带上了巅峰。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批判，邓华也受到牵连。自此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并于1974年含冤而逝；一个在成都如履薄冰，时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批斗，再也没听到对方的任何一点消息。但是，他们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彭德怀临终前还留下遗言，让家人把邓华送给他的金质烟盒物归原主。
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后，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德怀搞错了。在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华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在邓华弥留之际，唯一留在他床头的东西，便是彭德怀重新送还给他的金质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