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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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近代的重要论争,具有跨越时代的思想史意义.毛泽东青年时期也困惑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在发现“多研究些问题”无法解决问题的悖论后,他敏锐地捕捉到,相较于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最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科学视角、理想前景并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主义”,因此走上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毛泽东既反对“从本本到本本”的书斋研究和“照搬本本到实际”的教条主义,强调以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推动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超越实用主义工具式主义观,强调“主义”作为集体信仰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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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近代的重要论争,具有跨越时代的思想史意义.毛泽东青年时期也困惑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在发现“多研究些问题”无法解决问题的悖论后,他敏锐地捕捉到,相较于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最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科学视角、理想前景并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主义”,因此走上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毛泽东既反对“从本本到本本”的书斋研究和“照搬本本到实际”的教条主义,强调以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推动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超越实用主义工具式主义观,强调“主义”作为集体信仰的特殊意义,追求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实现.这一理论探索过程不仅与“问题与主义”论争形成跨时空对话,也为新时代提高马克思主义在问题研究中的领导权提供了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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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最大误解集中在文明型国家和共产党中国上,最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神话.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之际,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为此,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在中国国内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消除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的赤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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