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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
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55岁的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领导一家非政府组织(NGO)，继续艾滋病的防治。
从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与这种敏感的绝症打了23年交道。其间，这位被HIV感染者称为“关妈”的女性，直面多次挑战与选择
年过花甲的关宝英身材高挑，衣着考究。一头大波浪卷的披肩发和淡淡的口红，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发卷做头发，然后才开始洗漱。”她说，“这样，不仅能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也会让自己感到更自信。”
家境的富足让关宝英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烦恼。虽然青春不再，但她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喜欢逛街，定期美容。约人谈事时，也爱把地点选在咖啡厅，要上一壶价格不菲的普洱茶。
但当谈到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现状时，这位平日里一脸笑容的退休官员，便忧虑加自责地说，“我们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时机”。
从1985年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已经和这种绝症打了23年交道。HIV感染者们亲切地称她为“关妈”；西方媒体称，“中国阻止艾滋病，需要来自关宝英这类人士的努力”。
第一次接触患者：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1975年，在结束7年插队生活后，23岁的关宝英回到北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
但毕业时，她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从事疾病预防工作。一年半后，又借调到市卫生局负责筹备组建防疫处，直到正式调入。
这一去就是26年，直至退休。
这让她有机会接触艾滋病。1987年，北京市成立了首个性病防治专业机构——皮肤病防治研究中心，关宝英负责分管性病艾滋病工作。不久，她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触动太大了！那是1990年，佑安医院收治了一名援非(洲)的医务人员，被确诊为艾滋病。我去病房看过一次，就跟国外宣传画上的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仿佛一个大骷髅。”
尽管作为医务人员，关宝英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她仍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回家后，把全身上下的衣服脱在门外清洗后，才进家门。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佑安医院在这名患者死后，将他病房内的所有物件全部焚毁，床、板凳、桌子、被褥……连他交费时给的美元，也放在微波炉里烤了又烤。
1995年的一次考察，让关宝英对艾滋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最早发现艾滋病的美国。
“在那儿，艾滋病患者并不像国内隔离治疗，而是与其他普通病人混住在一起。一些社会工作者还自发地帮助感染者争取合法的权益，比如救济、医治、工作等。”
在半个月的考察过程中，给关宝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挂在一个艾滋病患者床头的照片。照片上这位患者与一名好莱坞当红影星相拥而笑。看完，关宝英觉得很惭愧。
回国后，关宝英改变以往站得老远和感染者交谈的工作方式，试着与对方握手。第一次握手，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比她还强烈。
也正是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关宝英开始走近他们。之前，她去病房了解情况，他们甚至不愿让她看见自己的脸。
直面男同性恋人群
1996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在它的影响下，北京市开始对吸毒人员、男同性恋和性工作者这三大艾滋病高危人群实施干预。
但那个时代，政府的防治政策仍以“堵”为主，措施也仅限于教育宣传。“这三类人群都属于违法人员，行踪非常隐蔽。别说教育了，想见一面都难。”关宝英最初的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
有一次，经过反复沟通，一个男同性恋组织终于同意疾控人员参加他们的聚会。这让关宝英兴奋不已。聚会地点约在西单附近的一个书屋，可当关宝英和另一位男同事快走到时，她却站在路边不动了。
男同事问，“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有些害怕，不想去了。”男同事逗趣地说，“你害怕什么，他们对你没兴趣。”
关宝英听完笑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刚才由于紧张，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是关宝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男同性恋人群。虽然这群人说话、举止有点怪，但她发现，他们并没有敌意，甚至还有些可爱。
上世纪后半叶，由于防治措施脱离现实，艾滋病在中国由传入期演变为扩散期，在高危人群中迅速蔓延。
由于社会的普遍歧视，当时感染者根本不敢暴露身份，不敢通知单位，也不敢告诉家人，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关宝英记得，那时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很清秀”，因为高烧不退，住进同仁医院，被确诊为艾滋病。当时需要转院治疗，但患者担心单位知道后会开除他，希望院方不要透露病因，但转院又必须征得单位同意。于是，关宝英和医院商量，最后让他以肝炎的名义转院。事后，小伙子感激不尽。但他还是没有挺多久，就去世了。
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相当昂贵，家境普通的都承担不起。为了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关宝英和几位感染者一道，花费数月时间，完成了《北京市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免费治疗方案》的调研报告。
不久，方案获得北京市政府同意。自此，北京的艾滋病患者开始享受相应的免费治疗待遇。一位当时曾和关宝英一起撰写报告的感染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笔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感到政府没有抛弃我们。”
安全套推广中的博弈
2004年初，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亲自出任主任。在关宝英看来，这是中国艾滋病政策转变的重要信号，“国家开始真正重视了”。
此后，她不失时机地向上级提出，在北京市实施预防艾滋病的“三大工程”：在公共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开设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减少吸毒人员对毒品的依赖；在静脉吸毒人群中，开展免费清洁针具交换。
这些在其他国家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却招来反对声，“这是预防艾滋病，还是纵容卖淫和吸毒？”好在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牛有成和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表示支持，关宝英才得以在争议声中开始了她的“出格”干预。
“那是我最难的一年。”时隔几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关宝英仍唏嘘不已。
为了在宾馆、夜总会、社区和大型建筑工地安装安全套售套机，关宝英和同事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对方常常是一听来意，就婉拒或推委，“觉得这有伤风化、有损形象”。这时，关宝英就会拿出政府的红头文件给对方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即使这样，最终配合的也还是少数。
2004年，关宝英本计划在全市安3000台售套机，可一年跑下来，还不足1000台。
美沙酮维持治疗是针对海洛因等毒品依赖者采取的一种替代治疗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吸毒人员每天到指定门诊，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口服一定剂量的美沙酮，从而减少非法毒品的使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防治艾滋病传染的方法之一。
但在门诊选点上，各个区县都不愿意承接，担心被认为是禁毒工作没做好。最后，由于阻力太大，关宝英当年只设立了一个点。
2004年年底，那家硕果仅存的美沙酮门诊建好后，关宝英希望搞一个大的启动仪式，让更多人了解它。为扩大影响，事先通知多家媒体。可当一切准备就绪，区里的一位领导却不同意了，认为这影响不好。关宝英赶紧跑去做工作，还拿出给市领导准备好的讲话稿，说上面都同意了。但对方却并不领情，告诉她“你就是说破大天，也不行”。
就这样，一场精心筹备的艾滋病宣传活动流产了。
事后，一家国外媒体这样报道：位于中国首都北京市的第一家美沙酮门诊在没有任何的启动仪式中，静悄悄地开业了……
“三大工程”中落实情况最糟的是清洁针具交换。这项工程是为静脉吸毒人员提供注射器，以免他们交叉使用，传染艾滋病。但在当时，吸毒属于违法行为，吸毒人群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这与关宝英的工作完全冲突。
尽管卖淫嫖娼也属于公安局打击的行为，但在安装售套机上，他们采取了默许的做法。“虽然不愿提供正式支持，但也不阻止我们开展工作。”关宝英说这是一种默契，“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不过，对于提供吸毒用的注射器，公安机关无法熟视无睹。他们告诉关宝英，绝对不能建这类门诊，否则“来一个，抓一个”。
关宝英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就这样，第一年她一个清洁针具交换点也没有建成。直到后来，吴仪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吸毒人员是病人，贩毒才属于犯罪，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到退休前，关宝英经过不懈地努力，已在北京陆陆续续建了8个美沙酮门诊和11个清洁针具交换点。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条例，要求在政府指定的公共场所安装售套机。今年5月，北京市采取进一步措施，要求在所有公共场所配备安全套，包括卫生间、卡拉OK厅和大型建筑工地。现在，即使是在五星级酒店，安全套也已成为房间里的标准配置品之一。
“我能认您做妈妈吗？”
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担任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北京项目办负责人，继续从事防治工作。
关宝英开始频繁地穿梭于各个草根组织之间。这使得她对底层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多体会。
一次，她陪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考察一处“家庭会所”(为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时，一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突然从背后抱住她说，“阿姨，您真好！我能认您做妈妈吗？”回过头，看着这个相貌清秀、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关宝英的眼泪夺眶而出，一把揽住他不住地点头。
“他只有19岁，母亲刚去世，家在辽宁农村，到北京后没有办法，干上了这行。”此后，隔一段时间，关宝英就会和这个男孩通次电话。挂电话前，她反复叮嘱的总是同一句：服务时，一定要把安全套戴好。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在最近一次通话中，男孩告诉关宝英，他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非常绝望。此后男孩再也不接她的电话了。
在她的努力下，现在北京市政府每年拿出30万元，用于资助草根组织。“爱之方舟”是国内成立较早的一个艾滋病组织。它的创办者孟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草根组织的出现都不是为了钱，但最后往往都是因为钱出问题。”
另一同性恋组织负责人则把其早期活动情形概括为“一把辛酸泪”，“大家最初走到一起都是靠热情，但如果没有‘关妈’，我们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这些草根组织者说，关宝英与其他官员最大不同在于，“她总是问需要什么帮助，而不是告诉你怎么做”。
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55岁的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领导一家非政府组织(NGO)，继续艾滋病的防治。
从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与这种敏感的绝症打了23年交道。其间，这位被HIV感染者称为“关妈”的女性，直面多次挑战与选择
年过花甲的关宝英身材高挑，衣着考究。一头大波浪卷的披肩发和淡淡的口红，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发卷做头发，然后才开始洗漱。”她说，“这样，不仅能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也会让自己感到更自信。”
家境的富足让关宝英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烦恼。虽然青春不再，但她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喜欢逛街，定期美容。约人谈事时，也爱把地点选在咖啡厅，要上一壶价格不菲的普洱茶。
但当谈到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现状时，这位平日里一脸笑容的退休官员，便忧虑加自责地说，“我们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时机”。
从1985年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已经和这种绝症打了23年交道。HIV感染者们亲切地称她为“关妈”；西方媒体称，“中国阻止艾滋病，需要来自关宝英这类人士的努力”。
第一次接触患者：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1975年，在结束7年插队生活后，23岁的关宝英回到北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
但毕业时，她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从事疾病预防工作。一年半后，又借调到市卫生局负责筹备组建防疫处，直到正式调入。
这一去就是26年，直至退休。
这让她有机会接触艾滋病。1987年，北京市成立了首个性病防治专业机构——皮肤病防治研究中心，关宝英负责分管性病艾滋病工作。不久，她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触动太大了！那是1990年，佑安医院收治了一名援非(洲)的医务人员，被确诊为艾滋病。我去病房看过一次，就跟国外宣传画上的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仿佛一个大骷髅。”
尽管作为医务人员，关宝英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她仍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回家后，把全身上下的衣服脱在门外清洗后，才进家门。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佑安医院在这名患者死后，将他病房内的所有物件全部焚毁，床、板凳、桌子、被褥……连他交费时给的美元，也放在微波炉里烤了又烤。
1995年的一次考察，让关宝英对艾滋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最早发现艾滋病的美国。
“在那儿，艾滋病患者并不像国内隔离治疗，而是与其他普通病人混住在一起。一些社会工作者还自发地帮助感染者争取合法的权益，比如救济、医治、工作等。”
在半个月的考察过程中，给关宝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挂在一个艾滋病患者床头的照片。照片上这位患者与一名好莱坞当红影星相拥而笑。看完，关宝英觉得很惭愧。
回国后，关宝英改变以往站得老远和感染者交谈的工作方式，试着与对方握手。第一次握手，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比她还强烈。
也正是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关宝英开始走近他们。之前，她去病房了解情况，他们甚至不愿让她看见自己的脸。
直面男同性恋人群
1996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在它的影响下，北京市开始对吸毒人员、男同性恋和性工作者这三大艾滋病高危人群实施干预。
但那个时代，政府的防治政策仍以“堵”为主，措施也仅限于教育宣传。“这三类人群都属于违法人员，行踪非常隐蔽。别说教育了，想见一面都难。”关宝英最初的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
有一次，经过反复沟通，一个男同性恋组织终于同意疾控人员参加他们的聚会。这让关宝英兴奋不已。聚会地点约在西单附近的一个书屋，可当关宝英和另一位男同事快走到时，她却站在路边不动了。
男同事问，“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有些害怕，不想去了。”男同事逗趣地说，“你害怕什么，他们对你没兴趣。”
关宝英听完笑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刚才由于紧张，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是关宝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男同性恋人群。虽然这群人说话、举止有点怪，但她发现，他们并没有敌意，甚至还有些可爱。
上世纪后半叶，由于防治措施脱离现实，艾滋病在中国由传入期演变为扩散期，在高危人群中迅速蔓延。
由于社会的普遍歧视，当时感染者根本不敢暴露身份，不敢通知单位，也不敢告诉家人，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关宝英记得，那时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很清秀”，因为高烧不退，住进同仁医院，被确诊为艾滋病。当时需要转院治疗，但患者担心单位知道后会开除他，希望院方不要透露病因，但转院又必须征得单位同意。于是，关宝英和医院商量，最后让他以肝炎的名义转院。事后，小伙子感激不尽。但他还是没有挺多久，就去世了。
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相当昂贵，家境普通的都承担不起。为了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关宝英和几位感染者一道，花费数月时间，完成了《北京市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免费治疗方案》的调研报告。
不久，方案获得北京市政府同意。自此，北京的艾滋病患者开始享受相应的免费治疗待遇。一位当时曾和关宝英一起撰写报告的感染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笔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感到政府没有抛弃我们。”
安全套推广中的博弈
2004年初，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亲自出任主任。在关宝英看来，这是中国艾滋病政策转变的重要信号，“国家开始真正重视了”。
此后，她不失时机地向上级提出，在北京市实施预防艾滋病的“三大工程”：在公共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开设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减少吸毒人员对毒品的依赖；在静脉吸毒人群中，开展免费清洁针具交换。
这些在其他国家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却招来反对声，“这是预防艾滋病，还是纵容卖淫和吸毒？”好在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牛有成和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表示支持，关宝英才得以在争议声中开始了她的“出格”干预。
“那是我最难的一年。”时隔几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关宝英仍唏嘘不已。
为了在宾馆、夜总会、社区和大型建筑工地安装安全套售套机，关宝英和同事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对方常常是一听来意，就婉拒或推委，“觉得这有伤风化、有损形象”。这时，关宝英就会拿出政府的红头文件给对方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即使这样，最终配合的也还是少数。
2004年，关宝英本计划在全市安3000台售套机，可一年跑下来，还不足1000台。
美沙酮维持治疗是针对海洛因等毒品依赖者采取的一种替代治疗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吸毒人员每天到指定门诊，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口服一定剂量的美沙酮，从而减少非法毒品的使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防治艾滋病传染的方法之一。
但在门诊选点上，各个区县都不愿意承接，担心被认为是禁毒工作没做好。最后，由于阻力太大，关宝英当年只设立了一个点。
2004年年底，那家硕果仅存的美沙酮门诊建好后，关宝英希望搞一个大的启动仪式，让更多人了解它。为扩大影响，事先通知多家媒体。可当一切准备就绪，区里的一位领导却不同意了，认为这影响不好。关宝英赶紧跑去做工作，还拿出给市领导准备好的讲话稿，说上面都同意了。但对方却并不领情，告诉她“你就是说破大天，也不行”。
就这样，一场精心筹备的艾滋病宣传活动流产了。
事后，一家国外媒体这样报道：位于中国首都北京市的第一家美沙酮门诊在没有任何的启动仪式中，静悄悄地开业了……
“三大工程”中落实情况最糟的是清洁针具交换。这项工程是为静脉吸毒人员提供注射器，以免他们交叉使用，传染艾滋病。但在当时，吸毒属于违法行为，吸毒人群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这与关宝英的工作完全冲突。
尽管卖淫嫖娼也属于公安局打击的行为，但在安装售套机上，他们采取了默许的做法。“虽然不愿提供正式支持，但也不阻止我们开展工作。”关宝英说这是一种默契，“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不过，对于提供吸毒用的注射器，公安机关无法熟视无睹。他们告诉关宝英，绝对不能建这类门诊，否则“来一个，抓一个”。
关宝英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就这样，第一年她一个清洁针具交换点也没有建成。直到后来，吴仪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吸毒人员是病人，贩毒才属于犯罪，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到退休前，关宝英经过不懈地努力，已在北京陆陆续续建了8个美沙酮门诊和11个清洁针具交换点。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条例，要求在政府指定的公共场所安装售套机。今年5月，北京市采取进一步措施，要求在所有公共场所配备安全套，包括卫生间、卡拉OK厅和大型建筑工地。现在，即使是在五星级酒店，安全套也已成为房间里的标准配置品之一。
“我能认您做妈妈吗？”
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担任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北京项目办负责人，继续从事防治工作。
关宝英开始频繁地穿梭于各个草根组织之间。这使得她对底层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多体会。
一次，她陪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考察一处“家庭会所”(为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时，一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突然从背后抱住她说，“阿姨，您真好！我能认您做妈妈吗？”回过头，看着这个相貌清秀、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关宝英的眼泪夺眶而出，一把揽住他不住地点头。
“他只有19岁，母亲刚去世，家在辽宁农村，到北京后没有办法，干上了这行。”此后，隔一段时间，关宝英就会和这个男孩通次电话。挂电话前，她反复叮嘱的总是同一句：服务时，一定要把安全套戴好。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在最近一次通话中，男孩告诉关宝英，他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非常绝望。此后男孩再也不接她的电话了。
在她的努力下，现在北京市政府每年拿出30万元，用于资助草根组织。“爱之方舟”是国内成立较早的一个艾滋病组织。它的创办者孟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草根组织的出现都不是为了钱，但最后往往都是因为钱出问题。”
另一同性恋组织负责人则把其早期活动情形概括为“一把辛酸泪”，“大家最初走到一起都是靠热情，但如果没有‘关妈’，我们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这些草根组织者说，关宝英与其他官员最大不同在于，“她总是问需要什么帮助，而不是告诉你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