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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清末谴责小说，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对世界无知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还不只是文学的形容， 19世纪上半叶，就有不少中国人居然认为洋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他们就会“大便不通而死”，只要中国禁运茶叶、大黄，英国人一定能不战而降。杨芳是清朝能征善战的将领，可他看到洋人炮火的威力后，却认为这是邪教妖术，《夷氛闻记》里记载了他的“连珠妙语”：“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他传令遍收马桶、溺器，装满女人的粪便、秽物，布满海面，以为如此便可破洋人炮火之妖术，结果成了千古笑柄。这样的误读，在当时很普遍。“奇技淫巧”正是那个时代一些士大夫对近代科学技术的称呼。
19世纪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外国不过是些“蛮夷”，有则来朝，没有也无所谓，而且还要“严华夷之大防”。 这种“天朝观”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中心论”，用中国的准绳来解读历史、看待天下。当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外部世界没多少牵连时，这至少还能行得通；然而当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时，这就成了无知，而无知的结果就是误读世界。
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可能会误读，误读分几类，一类是在全然不了解对方的情形下出现的误读，这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一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读；还有一类，说误读是客气，严格讲应叫歪曲与污名化。再有一类来自于成见，成见一旦板结为思维方式，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实，都可能依照主观好恶加以取舍，永远固执己见。
【记忆中的“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
污名化是近些年的用辞，从前叫歪曲、诬蔑、丑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凡是富裕发达的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起码也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穷国、弱国才是值得信赖的，而且越穷越好。
在我少儿时代的印象里，儿童文学中描写的美国“小汤姆”是吃不饱饭的，美国劳动人民每天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马丁·路德·金，我们只知道他是带有贬义的“非暴力主义者”，最终还被暗杀，至于他是伟大的民权主义领袖，有个闻名世界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且深受美国民众爱戴，我们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恶不作。有几位美国总统是我们从小咒骂的对象，其中就有杜鲁门。第35任总统肯尼迪也是我们攻击的目标，他遇刺后，有家大报还刊登了一幅名为“啃泥地”的漫画，幸灾乐祸。尽管周总理见后批评了此事，但也说明肯尼迪在当时中国的形象。
直到改革开放后读美国历史，以后又去了美国，我才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老挨我们骂的总统肯尼迪，在美国的评价与我们所知道的很不一样。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因遭弹劾而下台的总统，但“水门事件”发生时，对尼克松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基本没什么影响，反倒觉得一切都是大资产阶级操纵的，小小的窃听又算个啥？
自从尼克松访华后，“美帝”的丑恶形象逐渐改变，而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的面目开始变得穷凶极恶，这与50年代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那个苏联有天壤之别。苏联妄图侵略中国、想扔原子弹攻击中国的想法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记忆里更是臭不可闻，他去世时报上发布的消息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不但赫鲁晓夫本人很臭，连与他沾边的中国领导人，比如“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也都曾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赫鲁晓夫的恶名首先是“修正主义头子”，因为他是革命的叛徒，比帝国主义者还坏。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称苏联为“苏修”，所谓“苏修”，在当时的教育里，就是全盘否定革命导师斯大林，抹煞阶级斗争，使苏共成为“全民党”，不断向帝国主义妥协，还提出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让一批文艺大毒草出笼，例如《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记得读过几篇关于苏联“变修”的内部资料，里面描述说，苏联人居然有了私有财产，拥有了私人轿车，还有人竟然乘坐私人飞机。中国那时痛恨赫鲁晓夫，还在于他“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提前还债”，而这正是“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我们才明白，“修正主义”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2009年修订再版的《党的建设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已不再收入“修正主义”一词。真实的赫鲁晓夫与我们描述的那个恶人也大不相同，但对他的污名化，时至今日仍影响至深。据统计，赫鲁晓夫当政时对华援建的项目远超过斯大林时代，还归还了旅顺口海军基地，将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转让给中国，废除了有损中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在中国大饥荒时代，对苏还债只占国家财政支出很小的比重，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特意提出债务暂缓，并向中国提供粮、糖的援助。事实上，想提前还债的恰恰是中国，原因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对已故的赫鲁晓夫却依然欠缺一个公正、客观的交代。
改革开放前，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印象，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水深火热，不是殖民地就是帮凶，连看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都在加深这种印象。直到了解了世界的真实情形后才知道，亚洲有“四小龙”，经济早已腾飞；而日本经济早在1950年代就恢复到战前水平，1960年代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革”时期，情绪化的“敌我分明”】
在消息被封锁、事实被掩盖的情形下，误读甚至曲解别国别人，还情有可原；可当事实清晰、证据俱在的状态下，依然自说自话，就难以理解了。
“文革”前夕，中苏已经公开论战，表面上还在维系的兄弟友谊被撕破，要知道那时中苏蜜月期刚过去不久，社会主义兄弟友情昨天还存在。可在情绪化的浪潮中，在敌我分明的阶级斗争思维里，事实已显得微不足道。 1961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称：对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50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4月10日，《人民日报》刊出专文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可是几年之后，在大幅的宣传报道中，却成为“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了。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确实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来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然而，这些合同和专家都与三年大饥荒时中国最难忍受的饥饿无关。过去一说起改革开放前的贫困，总是将“帝国主义封锁和修正主义反华”列为主要原因。可谁都清楚，中国自古就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家，长期闭关锁国，长项就是农副产品加手工业。而老百姓在改革开放前感受到的最大贫困并非来自重工业，却是粮、油、布、肉、蛋和豆制品，什么都要票证才能限量供应。直到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重新得到确认，人民切身体会到的紧张、困难才逐渐消失。事实上，在人民生活依然贫困的时代，援外金额就已大大超额了。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说：“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可见，那个年代的“帝国主义封锁和修正主义反华”与我们的贫困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1974年1月30日，某大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过来人都清楚，那时全国上下正兴起一股暴风骤雨般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运动，原因是他执导了一部反映中国的纪录片（片名为《中国》）。批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还结集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书。改革开放后再看这部作品，感觉完全变了，因为我们走出了文化荒漠，具备了美丑的鉴赏能力，我们自己也已重新看待了那段荒唐的历史。相反，我们今天再看《中国》，会发现影片对“文革”甚至还有些许“美化”的痕迹。一位对中国甚至对扭曲的中国抱有善意和同情的伟大导演，却被一个荒唐的时代误读成相反的人物，令人感慨不已。
【为什么选择开放】
前些年，看到有人讲“中国可以说不”，然后一群人跟着起哄、兴奋，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中国一直在说“不”，不光说“不”，连马路都改为“反帝路”、“反修路”了，可以说，将“不”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老说“不”，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被打入敌对阵营，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距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越来越远了。“文革”后期，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一批从前受批判的外国首脑相继来华访问并受到礼遇，实际都是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当然也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对付设想的死敌“苏修”。
1978年中国实行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改革是因为不改就过不下去了，而开放也正是因为再不打开国门就无法生存了，这是当时上下的共识。那时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这么穷下去，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不过，30多年来，讲改革的原因、说改革的好处、提改革的成就比较多，而开放提得相对较少。事实上，改革开放就意味着国内的机制、体制需要改革，而对外的封闭状态也要彻底改变。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没有改革就无法开放，没有开放，改革也无从谈起。可以说，这是自19世纪上半叶后的又一次“睁眼看世界”。
开放，实际上是抛弃多年的偏见，纠正长期的误读，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交往方式、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解读世界。要发展经济，要由穷变富，要改善人民生活，不能不引进资金、技术和专家，而这些只有发达国家和地区才能提供。因此，对那些过去一直认定的“敌人”，不能只说“不”了。中国的开放，除了引进资金、技术，还体现在跨出国门，正因为此，我们才了解到一个真正的外部世界，改变因误读而带来的某些不正确的结论。
现在的许多国人，尤其是80后、90后，很难想象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与外国的那种隔绝状态。这种隔绝带来的是极度的自尊，也伴随着极度的自卑。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当时在各种文件里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叫不准“尾随围观”。见到外国人，特别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老百姓居然像看动物那样尾随，还要围观。记得北京崇文门在80年代初开了第一家马克西姆餐厅，用餐的多数是外国人，因为那里紧邻北京火车站，常有各地进京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趴在餐厅玻璃外长时间往里张望，弄得里面的人难以下咽。在1980年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购物、住宿、交通直至在旅游景区休息，都设有专门的地方，这些地方国人是严禁出入的。那个年代，外贸商品和出口转内销这两个词在人们心中占有重要位置，外贸商品肯定比供应国内的货品强，外国人没看上的产品转而卖给中国人，即便这样也是抢手货，那些能弄到外贸商品的男女都被认为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
开放后发展的中国，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让中国人与外国人在社会上趋于平等，而这在1980年代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过去是侵略者的日本，早在“文革”期间已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始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新时期。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形象不再是鸠山、猪头小队长，而是大量涌入的技术、专家、货物、贷款和各类援助，处处可见日本援建、投资的建筑和公司，日本广告无处不在。可以说，中国人最早从日货里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大到马路上的汽车、大楼里的电梯，小到家庭用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照相机，几乎非日货莫属。 开放之初，欧美是观望，台湾还没对大陆解禁，能够引进的只有日本及英国治下的香港的商人和资金，还有海外华人。海外华人过去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海外关系”，他们的亲属因其存在而饱受歧视，如今却最受欢迎，个个成为座上宾。为了招商引资，各地对日商、港商、海外华商尽情招待，大开方便之门。那时绝没有人想要抵制什么，招还招不到，引还来不及，怎么会去抵制呢？
【开放以后还有没有误读】
开放以后，我家接待了一位国外亲戚介绍来的美国女孩朱丽娅，20多岁，她在中国游历了3个月后回到美国，人家请她到处演讲，介绍中国情况。她的介绍都很善意，但唯一受不了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没有卫生纸。
开放初期来中国大陆的游客、专家、留学生、访问学者，最多的是日本人。有位日本留学生临回国前憋不住了，终于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普通饭馆里的酱油瓶和醋瓶的造型如此难看？而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许多日本人私下聊天时都说过，但谁都没有问中国人，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佐料瓶都是这样的，问了很不礼貌。
在美国、日本，年轻一代不可能体味到什么是极度贫困。公共厕所没有卫生纸，现在的多数中国人还能知道其原因，而过去很多大众饭馆的酱油瓶和醋瓶为什么都要打一个缺口后才敢摆在桌子上，恐怕连今天的中国人也难以明白。所以说，即便开放了，即使外国人来到了中国，假如只是从外表观察，仍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就像这些外国人来中国只看到了表象一样，开放以来这么多年，虽然出国大潮不息，外国人在中国各地游览、生活、定居也不再稀奇，但我们对外国的误读，实际上并未减少。其实，观光、移民、游学等，尽管比那种全然无知得出的结论会少一些误读，但误读还是难免。有的人在国外一辈子都未必能准确地解读这个国家，就好像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一定就真的读懂了祖国一样。上世纪80年代，来自日本、美国的著名汉学家为我们讲课，阅读他们的书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研究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们自己；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佳作，但她在写这部著作时，压根就没去过日本。因而，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和解读，细心的研究、广泛的阅读、来回的比较、大量的采访、理性的思索，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这种阅读和研究超过了简单游历，因为人的经历是有限的，看到点、见到木的时候比较多，而要了解面、知道森林，就不能不依赖深入阅读，借鉴别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多次在欧洲旅游，发现在那里打工、开饭馆的很多国人属半文盲状态，不要说所在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就连对祖国也一知半解，甚至还有除了家乡温州和青田，哪儿也没去过，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罗马遇见一家饭馆的老板，来自福建的夫妻二人告诉我，当初花了30多万人民币偷渡来欧洲，最先去的是阿尔巴尼亚，以为那里属于欧洲，肯定很富裕，去后才发现不对，之后又迁往塞尔维亚，还不是想象中的欧洲，最终才来到了意大利。一次在莫斯科，陪同我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现代文学硕士生，一聊天，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甚至索尔仁尼琴，一概不知，原来她在这里天天忙于当翻译、赚钱，还没来得及读书呢，以前对此也毫无兴趣。没有求知欲望、缺少文化储备、思维狭隘单一，尽管身处国外，又能怎么样呢？
实际上，即便大量阅读后的结论，即使是专家的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甚至还有其他观点相反的看法在等待我们。因此，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要轻易断言，尤其在面临对抗时最容易情绪化，误读往往也最多。一个成熟且开放的社会，了解别的国家和民族，避免误读的方法就是从多角度，并对多个时期进行解读，而任何解读都是相对的。凡是将结论说满、说死、说绝对的，都是误读，最后反过来还会被别人曲解，被耽误的依然是自己。
开放至今，我们对世界对外国的误读，一是来自阶级斗争式的旧思维，二是来自长期积累的成见，三是来自舆论的误导。开放之初，一切都觉得很新鲜，虚心解读、互相比较、寻找差距的占多数，那时的误读更多的是将外国想象得过于美好。当中国发展加速、国力日益强大后，盲目自大日益明显，甚至无视自己的缺项和弱项。这一时期最大的误读，就是以为全世界都只认钱，只要有钱了，自己身上的一切就是对的，直至认为世界也要靠自己口袋里的那点钱去拯救。
我们以前常常称呼一些国家为“友好国家”，事实上，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友好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颇为常见，有些铁哥们翻脸翻得更厉害。因为政权、领袖会更迭，社会、政党会变革，各阶层人民的意见也是依据现实变化而变化的，即使同一个政权同一位领导人，也同样存在变数，现实利益才是衡量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大砝码。在这方面，非洲和拉美某些国家较为典型，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物质利益诉求强烈，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变化多端，往往不太在乎过去友好不友好，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这里经常打水漂儿。最近非洲一些国家的老百姓及其政府对华人利益的激烈反弹，正说明现实利益才是这些地方对外交往的主导。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据我从小的记忆，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但因为它们被划为“修正主义”国家，所以其功绩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最后成了“非洲兄弟抬着我们进入联合国”这样艺术化的说辞。国内舆论过去常年存在着意识形态歧视，只要外国人在华犯事，如果是美国人、日本人，肯定毫不留情地说出国籍，但假如放在“第三世界”身上，大多会避讳具体国籍，而只笼统地称“外籍”，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感情”。
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交往不存在障碍，大量中国人赴俄做生意、定居、旅游，但误读仍不断。这种误读有的是意识形态情结加遗忘的结果，显得很可笑。在媒体上时常看到普京或俄罗斯的民众、媒体、学术界对斯大林、苏联历史和苏联解体的看法。不过，诡异的是，一种说法出来了，过几天便有人反驳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某一类说法被介绍过来了，过些日子又有人说这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代表主流。真假虚实，很难定论。这大概表明，中国的反应在俄罗斯舆论中不占位置，是对是错没人“跨国关心”；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关心政治和文化的太少，没有人会出面为同胞指谬或更正。我还发现，周围的人以及同我一起赴俄罗斯访问的人，对俄罗斯的政治概念极其模糊，潜意识里仍将俄罗斯视为与中国一样的国家。他们一到俄罗斯就喜欢高唱苏联歌曲，以为这会博得友谊。可我观察，周围的俄罗斯人只是善意地笑笑，点点头，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其实，俄罗斯从苏联解体起，依照我们的政治划分，就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正如普京最近说的那样，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严重的分歧。所以说，作为认同俄罗斯现实制度且身为俄罗斯现实体制领导人的普京，无论他说了什么，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与斯大林、与苏联完全不一样，仅是说说而已，没多大意义。 作为中国舆论，如果依照我们曾经认同的意识形态来惋惜苏联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早在30多年前，意识形态就已经认定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是“苏修”，既然如此，惋惜从何而来？俄罗斯人怀念苏联的版图和强势还情有可原，但作为中国人或作为东欧国家以及那些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不是也应该抱有同样的心情呢？如果我们与俄罗斯人同样在缅怀苏联的大国之势，那实际是站错了位置。俄罗斯当今的现状是，各种党派、团体、媒体，各种学术观点、历史著述，说什么的都有，即使是老百姓也分多种，每一部分人的观点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而且，很多状况下，那些历史情绪与真正的历史评价无关，不过是对现实的某种反应罢了。
开放以后的某些误读，更在于媒体常常将一个人、一位官员、一位领导人、一本书、一家媒体，或某个群体某个组织的言论和观点冠以“国家和民族”的头衔，因为这样更具刺激性，更有新闻号召力。对俄罗斯误读是如此，对日本也不例外。
在日本，党派、团体各有各的观点，人民对各类问题存在各种意见；每届政府有各自的执政说法，这届的观点未必代表上一届或下一届，内阁成员甚至首相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多数民众。把某位首相或者官员的说法，某部教科书或历史著述的意见，说成是日本的立场，那很可能是一种误读。而且，翻阅对日本的舆论介绍，你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密切时，舆论中以表现日本左翼的话语为多，而在中日交恶时，日本右翼的话语则占了主导，这也导致了误读的深化。以二战历史的反省为例，说日本不反省不完全符合事实，说日本某届政府、某位首相或一部分人不反省或许更为恰当。二战后，甚至中日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日本学界、文化界、政界、经济界就有很多对侵华战争彻底反省的有识之士，那个年代他们纷纷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会见。
日本的一些左翼文艺团体，如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剧团、新制作座剧团等，不但在言论中反省侵略历史，而且还编排了许多支持中国的作品。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最终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尽管中间有一段插曲，但最终其反省说法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认可的；村山首相谈话中的反省态度也是中国政府肯定的。必须承认，日本学术界对侵华战争的研究不亚于中国，许多细节甚至超过了中国，里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揭露也比较充分。甚至在中国教科书中还没有载入南京大屠杀时，日本的教科书里就有记录了。如井上清这样的日本左翼历史学家，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立场始终不弱于中国学者；如日本杰出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对日本右翼的批判态度也从来不比中国差。1980年代，日本小说家森村诚一写出《恶魔的饱食》，用事实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实验对象试验细菌生化武器的罪行，引起轰动，发行300万册，一售而罄。以后他又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写出《新人性的证明》，再次揭露了日本七三一部队当年犯下的罪行。
在当今的话语里，德国对二战反省彻底似乎被认为毫无疑问，其实，这里也存在误读。起码1970年代以前的中国舆论里是没有这类说法的。记忆力较强的人都不应忘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对西德的认识，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几乎隔三差五就要批判、揭露一通西德反动政府的“复仇主义”罪行。这样的认识实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那时还出版过不少类似《西德准备复仇战争》的书籍。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说德国反省彻底实际是近30年的事情。另外，如同日本少数极右翼分子那样，德国的新纳粹也从来没有消停过，尤其在外来移民日益增多的情形下，这股势力还在不断抬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势力在原东德地区显得更有市场。
【“误读”在人类文化交流中难以回避】
崇洋媚外，是我们多年来所反复批评的，如今这一现象似乎渐趋严重，连遍布各地的楼盘、社区都以西方各国的名称为名了。欧式、法式、美式、英式再加上历史悠久的赞美辞“洋气”，让“西”和“洋”成为好、优秀、美观、质量的同义词。这，恐怕是开放以后对外国误读的后果之一。然而，这种现象恰恰来自中外常年的隔绝而导致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的美感、精致度、舒适度和使用效果的欠缺与滞后。当进口商品在质量上总是占上风的情形下，让人不“崇”，似乎有很大的难度。我不止一次地在医院被医生追问，用进口药还是国产药，而且他们都会告诉我，进口药虽贵，但效果有保证。我也不止一次地见到单位领导为了表示对患者的关怀，特意说，用进口药，不怕贵，救人要紧！在这样的情境下，“崇洋媚外”，能没有市场？
事实上，在误读世界的同时，世界有时也在误读我们。“误读”几乎是人类文化交流中难以回避的现象。如何减少因误读带来的偏见，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客观地认识对方，也许更为重要，也更有益于中国与世界。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世纪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外国不过是些“蛮夷”，有则来朝，没有也无所谓，而且还要“严华夷之大防”。 这种“天朝观”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中心论”，用中国的准绳来解读历史、看待天下。当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外部世界没多少牵连时，这至少还能行得通；然而当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时，这就成了无知，而无知的结果就是误读世界。
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可能会误读，误读分几类，一类是在全然不了解对方的情形下出现的误读，这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一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读；还有一类，说误读是客气，严格讲应叫歪曲与污名化。再有一类来自于成见，成见一旦板结为思维方式，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实，都可能依照主观好恶加以取舍，永远固执己见。
【记忆中的“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
污名化是近些年的用辞，从前叫歪曲、诬蔑、丑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凡是富裕发达的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起码也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穷国、弱国才是值得信赖的，而且越穷越好。
在我少儿时代的印象里，儿童文学中描写的美国“小汤姆”是吃不饱饭的，美国劳动人民每天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马丁·路德·金，我们只知道他是带有贬义的“非暴力主义者”，最终还被暗杀，至于他是伟大的民权主义领袖，有个闻名世界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且深受美国民众爱戴，我们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恶不作。有几位美国总统是我们从小咒骂的对象，其中就有杜鲁门。第35任总统肯尼迪也是我们攻击的目标，他遇刺后，有家大报还刊登了一幅名为“啃泥地”的漫画，幸灾乐祸。尽管周总理见后批评了此事，但也说明肯尼迪在当时中国的形象。
直到改革开放后读美国历史，以后又去了美国，我才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老挨我们骂的总统肯尼迪，在美国的评价与我们所知道的很不一样。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因遭弹劾而下台的总统，但“水门事件”发生时，对尼克松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基本没什么影响，反倒觉得一切都是大资产阶级操纵的，小小的窃听又算个啥？
自从尼克松访华后，“美帝”的丑恶形象逐渐改变，而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的面目开始变得穷凶极恶，这与50年代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那个苏联有天壤之别。苏联妄图侵略中国、想扔原子弹攻击中国的想法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记忆里更是臭不可闻，他去世时报上发布的消息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不但赫鲁晓夫本人很臭，连与他沾边的中国领导人，比如“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也都曾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赫鲁晓夫的恶名首先是“修正主义头子”，因为他是革命的叛徒，比帝国主义者还坏。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称苏联为“苏修”，所谓“苏修”，在当时的教育里，就是全盘否定革命导师斯大林，抹煞阶级斗争，使苏共成为“全民党”，不断向帝国主义妥协，还提出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让一批文艺大毒草出笼，例如《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记得读过几篇关于苏联“变修”的内部资料，里面描述说，苏联人居然有了私有财产，拥有了私人轿车，还有人竟然乘坐私人飞机。中国那时痛恨赫鲁晓夫，还在于他“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提前还债”，而这正是“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我们才明白，“修正主义”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2009年修订再版的《党的建设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已不再收入“修正主义”一词。真实的赫鲁晓夫与我们描述的那个恶人也大不相同，但对他的污名化，时至今日仍影响至深。据统计，赫鲁晓夫当政时对华援建的项目远超过斯大林时代，还归还了旅顺口海军基地，将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转让给中国，废除了有损中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在中国大饥荒时代，对苏还债只占国家财政支出很小的比重，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特意提出债务暂缓，并向中国提供粮、糖的援助。事实上，想提前还债的恰恰是中国，原因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对已故的赫鲁晓夫却依然欠缺一个公正、客观的交代。
改革开放前，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印象，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水深火热，不是殖民地就是帮凶，连看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都在加深这种印象。直到了解了世界的真实情形后才知道，亚洲有“四小龙”，经济早已腾飞；而日本经济早在1950年代就恢复到战前水平，1960年代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革”时期，情绪化的“敌我分明”】
在消息被封锁、事实被掩盖的情形下，误读甚至曲解别国别人，还情有可原；可当事实清晰、证据俱在的状态下，依然自说自话，就难以理解了。
“文革”前夕，中苏已经公开论战，表面上还在维系的兄弟友谊被撕破，要知道那时中苏蜜月期刚过去不久，社会主义兄弟友情昨天还存在。可在情绪化的浪潮中，在敌我分明的阶级斗争思维里，事实已显得微不足道。 1961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称：对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50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4月10日，《人民日报》刊出专文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可是几年之后，在大幅的宣传报道中，却成为“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了。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确实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来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然而，这些合同和专家都与三年大饥荒时中国最难忍受的饥饿无关。过去一说起改革开放前的贫困，总是将“帝国主义封锁和修正主义反华”列为主要原因。可谁都清楚，中国自古就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家，长期闭关锁国，长项就是农副产品加手工业。而老百姓在改革开放前感受到的最大贫困并非来自重工业，却是粮、油、布、肉、蛋和豆制品，什么都要票证才能限量供应。直到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重新得到确认，人民切身体会到的紧张、困难才逐渐消失。事实上，在人民生活依然贫困的时代，援外金额就已大大超额了。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说：“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可见，那个年代的“帝国主义封锁和修正主义反华”与我们的贫困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1974年1月30日，某大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过来人都清楚，那时全国上下正兴起一股暴风骤雨般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运动，原因是他执导了一部反映中国的纪录片（片名为《中国》）。批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还结集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书。改革开放后再看这部作品，感觉完全变了，因为我们走出了文化荒漠，具备了美丑的鉴赏能力，我们自己也已重新看待了那段荒唐的历史。相反，我们今天再看《中国》，会发现影片对“文革”甚至还有些许“美化”的痕迹。一位对中国甚至对扭曲的中国抱有善意和同情的伟大导演，却被一个荒唐的时代误读成相反的人物，令人感慨不已。
【为什么选择开放】
前些年，看到有人讲“中国可以说不”，然后一群人跟着起哄、兴奋，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中国一直在说“不”，不光说“不”，连马路都改为“反帝路”、“反修路”了，可以说，将“不”发挥到了极致。
因为老说“不”，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被打入敌对阵营，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距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越来越远了。“文革”后期，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一批从前受批判的外国首脑相继来华访问并受到礼遇，实际都是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当然也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对付设想的死敌“苏修”。
1978年中国实行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改革是因为不改就过不下去了，而开放也正是因为再不打开国门就无法生存了，这是当时上下的共识。那时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这么穷下去，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不过，30多年来，讲改革的原因、说改革的好处、提改革的成就比较多，而开放提得相对较少。事实上，改革开放就意味着国内的机制、体制需要改革，而对外的封闭状态也要彻底改变。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没有改革就无法开放，没有开放，改革也无从谈起。可以说，这是自19世纪上半叶后的又一次“睁眼看世界”。
开放，实际上是抛弃多年的偏见，纠正长期的误读，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交往方式、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解读世界。要发展经济，要由穷变富，要改善人民生活，不能不引进资金、技术和专家，而这些只有发达国家和地区才能提供。因此，对那些过去一直认定的“敌人”，不能只说“不”了。中国的开放，除了引进资金、技术，还体现在跨出国门，正因为此，我们才了解到一个真正的外部世界，改变因误读而带来的某些不正确的结论。
现在的许多国人，尤其是80后、90后，很难想象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与外国的那种隔绝状态。这种隔绝带来的是极度的自尊，也伴随着极度的自卑。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当时在各种文件里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叫不准“尾随围观”。见到外国人，特别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老百姓居然像看动物那样尾随，还要围观。记得北京崇文门在80年代初开了第一家马克西姆餐厅，用餐的多数是外国人，因为那里紧邻北京火车站，常有各地进京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趴在餐厅玻璃外长时间往里张望，弄得里面的人难以下咽。在1980年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购物、住宿、交通直至在旅游景区休息，都设有专门的地方，这些地方国人是严禁出入的。那个年代，外贸商品和出口转内销这两个词在人们心中占有重要位置，外贸商品肯定比供应国内的货品强，外国人没看上的产品转而卖给中国人，即便这样也是抢手货，那些能弄到外贸商品的男女都被认为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
开放后发展的中国，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让中国人与外国人在社会上趋于平等，而这在1980年代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过去是侵略者的日本，早在“文革”期间已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始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新时期。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形象不再是鸠山、猪头小队长，而是大量涌入的技术、专家、货物、贷款和各类援助，处处可见日本援建、投资的建筑和公司，日本广告无处不在。可以说，中国人最早从日货里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大到马路上的汽车、大楼里的电梯，小到家庭用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照相机，几乎非日货莫属。 开放之初，欧美是观望，台湾还没对大陆解禁，能够引进的只有日本及英国治下的香港的商人和资金，还有海外华人。海外华人过去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海外关系”，他们的亲属因其存在而饱受歧视，如今却最受欢迎，个个成为座上宾。为了招商引资，各地对日商、港商、海外华商尽情招待，大开方便之门。那时绝没有人想要抵制什么，招还招不到，引还来不及，怎么会去抵制呢？
【开放以后还有没有误读】
开放以后，我家接待了一位国外亲戚介绍来的美国女孩朱丽娅，20多岁，她在中国游历了3个月后回到美国，人家请她到处演讲，介绍中国情况。她的介绍都很善意，但唯一受不了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没有卫生纸。
开放初期来中国大陆的游客、专家、留学生、访问学者，最多的是日本人。有位日本留学生临回国前憋不住了，终于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普通饭馆里的酱油瓶和醋瓶的造型如此难看？而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许多日本人私下聊天时都说过，但谁都没有问中国人，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佐料瓶都是这样的，问了很不礼貌。
在美国、日本，年轻一代不可能体味到什么是极度贫困。公共厕所没有卫生纸，现在的多数中国人还能知道其原因，而过去很多大众饭馆的酱油瓶和醋瓶为什么都要打一个缺口后才敢摆在桌子上，恐怕连今天的中国人也难以明白。所以说，即便开放了，即使外国人来到了中国，假如只是从外表观察，仍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就像这些外国人来中国只看到了表象一样，开放以来这么多年，虽然出国大潮不息，外国人在中国各地游览、生活、定居也不再稀奇，但我们对外国的误读，实际上并未减少。其实，观光、移民、游学等，尽管比那种全然无知得出的结论会少一些误读，但误读还是难免。有的人在国外一辈子都未必能准确地解读这个国家，就好像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一定就真的读懂了祖国一样。上世纪80年代，来自日本、美国的著名汉学家为我们讲课，阅读他们的书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研究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们自己；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佳作，但她在写这部著作时，压根就没去过日本。因而，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和解读，细心的研究、广泛的阅读、来回的比较、大量的采访、理性的思索，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这种阅读和研究超过了简单游历，因为人的经历是有限的，看到点、见到木的时候比较多，而要了解面、知道森林，就不能不依赖深入阅读，借鉴别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多次在欧洲旅游，发现在那里打工、开饭馆的很多国人属半文盲状态，不要说所在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就连对祖国也一知半解，甚至还有除了家乡温州和青田，哪儿也没去过，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罗马遇见一家饭馆的老板，来自福建的夫妻二人告诉我，当初花了30多万人民币偷渡来欧洲，最先去的是阿尔巴尼亚，以为那里属于欧洲，肯定很富裕，去后才发现不对，之后又迁往塞尔维亚，还不是想象中的欧洲，最终才来到了意大利。一次在莫斯科，陪同我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现代文学硕士生，一聊天，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甚至索尔仁尼琴，一概不知，原来她在这里天天忙于当翻译、赚钱，还没来得及读书呢，以前对此也毫无兴趣。没有求知欲望、缺少文化储备、思维狭隘单一，尽管身处国外，又能怎么样呢？
实际上，即便大量阅读后的结论，即使是专家的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甚至还有其他观点相反的看法在等待我们。因此，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要轻易断言，尤其在面临对抗时最容易情绪化，误读往往也最多。一个成熟且开放的社会，了解别的国家和民族，避免误读的方法就是从多角度，并对多个时期进行解读，而任何解读都是相对的。凡是将结论说满、说死、说绝对的，都是误读，最后反过来还会被别人曲解，被耽误的依然是自己。
开放至今，我们对世界对外国的误读，一是来自阶级斗争式的旧思维，二是来自长期积累的成见，三是来自舆论的误导。开放之初，一切都觉得很新鲜，虚心解读、互相比较、寻找差距的占多数，那时的误读更多的是将外国想象得过于美好。当中国发展加速、国力日益强大后，盲目自大日益明显，甚至无视自己的缺项和弱项。这一时期最大的误读，就是以为全世界都只认钱，只要有钱了，自己身上的一切就是对的，直至认为世界也要靠自己口袋里的那点钱去拯救。
我们以前常常称呼一些国家为“友好国家”，事实上，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友好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颇为常见，有些铁哥们翻脸翻得更厉害。因为政权、领袖会更迭，社会、政党会变革，各阶层人民的意见也是依据现实变化而变化的，即使同一个政权同一位领导人，也同样存在变数，现实利益才是衡量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大砝码。在这方面，非洲和拉美某些国家较为典型，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物质利益诉求强烈，与大国、强国、富国的关系变化多端，往往不太在乎过去友好不友好，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这里经常打水漂儿。最近非洲一些国家的老百姓及其政府对华人利益的激烈反弹，正说明现实利益才是这些地方对外交往的主导。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据我从小的记忆，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但因为它们被划为“修正主义”国家，所以其功绩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最后成了“非洲兄弟抬着我们进入联合国”这样艺术化的说辞。国内舆论过去常年存在着意识形态歧视，只要外国人在华犯事，如果是美国人、日本人，肯定毫不留情地说出国籍，但假如放在“第三世界”身上，大多会避讳具体国籍，而只笼统地称“外籍”，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感情”。
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交往不存在障碍，大量中国人赴俄做生意、定居、旅游，但误读仍不断。这种误读有的是意识形态情结加遗忘的结果，显得很可笑。在媒体上时常看到普京或俄罗斯的民众、媒体、学术界对斯大林、苏联历史和苏联解体的看法。不过，诡异的是，一种说法出来了，过几天便有人反驳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某一类说法被介绍过来了，过些日子又有人说这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代表主流。真假虚实，很难定论。这大概表明，中国的反应在俄罗斯舆论中不占位置，是对是错没人“跨国关心”；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关心政治和文化的太少，没有人会出面为同胞指谬或更正。我还发现，周围的人以及同我一起赴俄罗斯访问的人，对俄罗斯的政治概念极其模糊，潜意识里仍将俄罗斯视为与中国一样的国家。他们一到俄罗斯就喜欢高唱苏联歌曲，以为这会博得友谊。可我观察，周围的俄罗斯人只是善意地笑笑，点点头，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其实，俄罗斯从苏联解体起，依照我们的政治划分，就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正如普京最近说的那样，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严重的分歧。所以说，作为认同俄罗斯现实制度且身为俄罗斯现实体制领导人的普京，无论他说了什么，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与斯大林、与苏联完全不一样，仅是说说而已，没多大意义。 作为中国舆论，如果依照我们曾经认同的意识形态来惋惜苏联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早在30多年前，意识形态就已经认定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性质，是“苏修”，既然如此，惋惜从何而来？俄罗斯人怀念苏联的版图和强势还情有可原，但作为中国人或作为东欧国家以及那些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不是也应该抱有同样的心情呢？如果我们与俄罗斯人同样在缅怀苏联的大国之势，那实际是站错了位置。俄罗斯当今的现状是，各种党派、团体、媒体，各种学术观点、历史著述，说什么的都有，即使是老百姓也分多种，每一部分人的观点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而且，很多状况下，那些历史情绪与真正的历史评价无关，不过是对现实的某种反应罢了。
开放以后的某些误读，更在于媒体常常将一个人、一位官员、一位领导人、一本书、一家媒体，或某个群体某个组织的言论和观点冠以“国家和民族”的头衔，因为这样更具刺激性，更有新闻号召力。对俄罗斯误读是如此，对日本也不例外。
在日本，党派、团体各有各的观点，人民对各类问题存在各种意见；每届政府有各自的执政说法，这届的观点未必代表上一届或下一届，内阁成员甚至首相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多数民众。把某位首相或者官员的说法，某部教科书或历史著述的意见，说成是日本的立场，那很可能是一种误读。而且，翻阅对日本的舆论介绍，你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密切时，舆论中以表现日本左翼的话语为多，而在中日交恶时，日本右翼的话语则占了主导，这也导致了误读的深化。以二战历史的反省为例，说日本不反省不完全符合事实，说日本某届政府、某位首相或一部分人不反省或许更为恰当。二战后，甚至中日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日本学界、文化界、政界、经济界就有很多对侵华战争彻底反省的有识之士，那个年代他们纷纷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会见。
日本的一些左翼文艺团体，如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剧团、新制作座剧团等，不但在言论中反省侵略历史，而且还编排了许多支持中国的作品。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最终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尽管中间有一段插曲，但最终其反省说法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认可的；村山首相谈话中的反省态度也是中国政府肯定的。必须承认，日本学术界对侵华战争的研究不亚于中国，许多细节甚至超过了中国，里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揭露也比较充分。甚至在中国教科书中还没有载入南京大屠杀时，日本的教科书里就有记录了。如井上清这样的日本左翼历史学家，他们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立场始终不弱于中国学者；如日本杰出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对日本右翼的批判态度也从来不比中国差。1980年代，日本小说家森村诚一写出《恶魔的饱食》，用事实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实验对象试验细菌生化武器的罪行，引起轰动，发行300万册，一售而罄。以后他又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写出《新人性的证明》，再次揭露了日本七三一部队当年犯下的罪行。
在当今的话语里，德国对二战反省彻底似乎被认为毫无疑问，其实，这里也存在误读。起码1970年代以前的中国舆论里是没有这类说法的。记忆力较强的人都不应忘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对西德的认识，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几乎隔三差五就要批判、揭露一通西德反动政府的“复仇主义”罪行。这样的认识实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那时还出版过不少类似《西德准备复仇战争》的书籍。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说德国反省彻底实际是近30年的事情。另外，如同日本少数极右翼分子那样，德国的新纳粹也从来没有消停过，尤其在外来移民日益增多的情形下，这股势力还在不断抬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势力在原东德地区显得更有市场。
【“误读”在人类文化交流中难以回避】
崇洋媚外，是我们多年来所反复批评的，如今这一现象似乎渐趋严重，连遍布各地的楼盘、社区都以西方各国的名称为名了。欧式、法式、美式、英式再加上历史悠久的赞美辞“洋气”，让“西”和“洋”成为好、优秀、美观、质量的同义词。这，恐怕是开放以后对外国误读的后果之一。然而，这种现象恰恰来自中外常年的隔绝而导致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的美感、精致度、舒适度和使用效果的欠缺与滞后。当进口商品在质量上总是占上风的情形下，让人不“崇”，似乎有很大的难度。我不止一次地在医院被医生追问，用进口药还是国产药，而且他们都会告诉我，进口药虽贵，但效果有保证。我也不止一次地见到单位领导为了表示对患者的关怀，特意说，用进口药，不怕贵，救人要紧！在这样的情境下，“崇洋媚外”，能没有市场？
事实上，在误读世界的同时，世界有时也在误读我们。“误读”几乎是人类文化交流中难以回避的现象。如何减少因误读带来的偏见，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客观地认识对方，也许更为重要，也更有益于中国与世界。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