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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南京虽然春寒料峭,但花儿已在蒙蒙的细雨中悄然开放。先是红的梅花,再是白的玉兰,接着就是粉的樱花。踱步在花丛间,竟发现花朵都是绽放在无叶的枝头。尤其是樱花,放得最晚,开得最盛,竟也是绿叶了无踪影,让人在知晓春意之时,心头又涌上一股凄然之情。
我所供职的单位,有条樱花小路。每日上班总要从数十株樱花树旁走过。樱花盛开的三月,不仅景色迷人,而且花的芬芳也浸润着沉沉的醉意。望着满树的樱花不由地使我想起赴日留学的岁月,曾朝夕相处的友人如今是否安好?我们曾亲手植下的小樱花树如今可否长大、可否都已开花?
正在思念之时,恰好收到内山正熊先生寄来的信,告知我大内山塾今年关闭了,这是最后一期年报了。读了信,不禁使我想起我的恩师内山先生。此时,这位瘦小的、白发苍苍、83岁高龄的老人,独自站在亲手办起,而今已关闭了的塾前,他的心会是怎样的凄凉!我的泪水止不住滚落下来。
内山先生早年是日本庆应大学执教国际政治学颇有名气的教授,对中日关系很有研究。作为日本学者,他对日本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1981年,65岁的内山正熊从庆应大学退休后,想用退休金做些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此时,三重县的松阪大学聘他担任教授,在三重县,他有幸认识了速水勉先生,从此开始了后半生崇高而艰辛的办塾之路。
速水先生祖上就是经营林业的大家,他大学毕业后继承祖业,掌管着千顷山林,在日本三重县是颇具实力的山林主。一次校友聚会,内山先生向速水先生表达了他办塾的想法,想让中国的年轻人到日本学习造林技术,回国后可以绿化黄土高原和西部荒漠。速水先生非常支持内山先生的想法,并愿意提供培训和实习基地。
1983年,67岁的内山先生倾其所有,用1500万日元的退休金注册了财团法人,购置了办塾的土地。同年5月5日,大内山塾校舍在三重县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大内山村落成了。当年12月内山先生迎来了第一批6名来自中国的塾生。
内山先生不仅心甘情愿的忙于各种必须做的杂事,而且坚持和塾生们同吃、同住。他像父亲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学生:白天,送塾生到速水先生的林地去实习,带着大家造林、间伐、整枝;晚上还要教授他们日语。塾生们只会做中国饭菜,吃了一辈子日本料理的内山先生,也就只好改吃中国饭了。
在日本注册财团法人,意味着尽管可以得到各方赞助,但注册的所有财产最后都归国家所有。内山先生用基本应安度晚年的退休金,购地建塾,只为异国年轻人的来日深造学习,还要支付塾生生活费;如果停办,土地、房屋就都不再属于自己。这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勇气啊!
内山先生的创举经过日本电视台、报纸的宣传,扬名了,各地的赞助纷至沓来,更有许多人寄来书籍、衣服、日用品等,内山先生也被评为80年代日本文化名人。
正当内山先生兴致勃勃地操劳大内山塾的时候,不幸突然降临了他的家庭:他的爱子大学毕业不久竟出了车祸。小儿子正康是内山夫妇的掌上明珠,1983年从庆应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就职于日本邮船公司。一个细雨沥沥的晚上,正康驾车回家途中,为躲避从一辆大卡车后突然超车的轿车,他撞在了电线杆上。昏迷了三个多月后,醒来时记忆基本丧失。悲痛欲决的内山夫妇下决心要帮儿子重新站起来。内山先生把正康接到了大内山塾,一边教导塾生,一边帮助儿子恢复记忆。等我做塾生时,正康已是大内山塾的日语教师了。
1995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做了内山先生的学生。记得我从国内飞抵大阪机场,是正康和中国的塾生小吴来接我的。我们不知换了几次火车,直到深夜才到达大内山村。一个白发瘦削的老人站在月台上,冲我微笑着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欢迎你到大内山塾来学习!夫人在塾里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一定要看着我吃下去。和我一期的塾生先我到达,他告诉我内山先生向他学习了一天这句“欢迎你到大内山塾来学习”的中国话。原来,内山先生考虑要让塾生尽快学会日语,他放弃了学习中文,并且不允许塾生讲中文。
翌日清晨,我早早爬起来,一脚跨出塾门,我惊呆了。没想到繁华喧闹的日本竟会有如此美丽的山村。天蓝得像无底无边的潭,四周群山碧绿,一条清溪沿山谷潺潺流过。偶尔有两节电力火车从谷口开来,沿眼前开过,又钻入山洞消失了。大内山塾就坐落在溪前站后,火车从门前开过,溪流从塾后流淌,小站的名字叫梅之谷。
大内山塾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正康和先生教得认真,我学得刻苦,我的日语水平在迅速提高。内山先生像呵护小鸡雏一样的关爱着我们,期间也不乏严格的要求。
在日本的下半年,内山先生介绍我到庆应大学研修。独自一人在繁华都市,才真切体会到了身处异国的艰辛与孤独。没有了内山先生的叮咛;没有了与正康悄悄的吸烟、喝啤酒;没有了与内山夫人打乒乓球;没有了夏天的溪流畅游,确实知道了内山先生把异国人当作家人相待的不易,也确实知晓了在国外有人帮助的幸福与安全。
到日本的第二个春天,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又回到大内山村,意想不到竟同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一个国内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到中国驻日使馆开一个在日本研修的证明。我随口同内山先生谈起,引起了他深深的误解,以为我轻视大内山塾,竟冲我大吼起来,并且用了带刺激性的话语。我先是吃惊,后来知道了原委,竟也以为老人不近情理,于是一种遭人误解的悲伤和愤怒涌上心头。我流着泪,对先生也讲了几句过头的话。第二天就去确认机票决定反程了。
回国已近三年,但是内心依然无法原谅内山先生。直到读完先生寄来的最后一期年报,我终于明白了老人的心,也痛责自己的任性。
最后一期年报里内山先生详尽地写了他办塾的初衷和十四年来的艰辛,并对每一期塾生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特别写到了对我发火的这件事。他说,他对大内山塾的每一位塾生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惟恐别人说他不好。我在他的眼里是近七十名塾生中的佼佼者。因此,听我说要中国使馆的证明,便不分青红皂白发了脾气。现在他很内疚,非常想得到我的原谅。读到此,我的泪水忍不住扑簌簌的滴落下来,真想飞到群山环抱的梅之谷,站在先生面前说一声:内山先生,其实是我当时不懂您的心。
我所供职的单位,有条樱花小路。每日上班总要从数十株樱花树旁走过。樱花盛开的三月,不仅景色迷人,而且花的芬芳也浸润着沉沉的醉意。望着满树的樱花不由地使我想起赴日留学的岁月,曾朝夕相处的友人如今是否安好?我们曾亲手植下的小樱花树如今可否长大、可否都已开花?
正在思念之时,恰好收到内山正熊先生寄来的信,告知我大内山塾今年关闭了,这是最后一期年报了。读了信,不禁使我想起我的恩师内山先生。此时,这位瘦小的、白发苍苍、83岁高龄的老人,独自站在亲手办起,而今已关闭了的塾前,他的心会是怎样的凄凉!我的泪水止不住滚落下来。
内山先生早年是日本庆应大学执教国际政治学颇有名气的教授,对中日关系很有研究。作为日本学者,他对日本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1981年,65岁的内山正熊从庆应大学退休后,想用退休金做些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此时,三重县的松阪大学聘他担任教授,在三重县,他有幸认识了速水勉先生,从此开始了后半生崇高而艰辛的办塾之路。
速水先生祖上就是经营林业的大家,他大学毕业后继承祖业,掌管着千顷山林,在日本三重县是颇具实力的山林主。一次校友聚会,内山先生向速水先生表达了他办塾的想法,想让中国的年轻人到日本学习造林技术,回国后可以绿化黄土高原和西部荒漠。速水先生非常支持内山先生的想法,并愿意提供培训和实习基地。
1983年,67岁的内山先生倾其所有,用1500万日元的退休金注册了财团法人,购置了办塾的土地。同年5月5日,大内山塾校舍在三重县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大内山村落成了。当年12月内山先生迎来了第一批6名来自中国的塾生。
内山先生不仅心甘情愿的忙于各种必须做的杂事,而且坚持和塾生们同吃、同住。他像父亲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学生:白天,送塾生到速水先生的林地去实习,带着大家造林、间伐、整枝;晚上还要教授他们日语。塾生们只会做中国饭菜,吃了一辈子日本料理的内山先生,也就只好改吃中国饭了。
在日本注册财团法人,意味着尽管可以得到各方赞助,但注册的所有财产最后都归国家所有。内山先生用基本应安度晚年的退休金,购地建塾,只为异国年轻人的来日深造学习,还要支付塾生生活费;如果停办,土地、房屋就都不再属于自己。这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勇气啊!
内山先生的创举经过日本电视台、报纸的宣传,扬名了,各地的赞助纷至沓来,更有许多人寄来书籍、衣服、日用品等,内山先生也被评为80年代日本文化名人。
正当内山先生兴致勃勃地操劳大内山塾的时候,不幸突然降临了他的家庭:他的爱子大学毕业不久竟出了车祸。小儿子正康是内山夫妇的掌上明珠,1983年从庆应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就职于日本邮船公司。一个细雨沥沥的晚上,正康驾车回家途中,为躲避从一辆大卡车后突然超车的轿车,他撞在了电线杆上。昏迷了三个多月后,醒来时记忆基本丧失。悲痛欲决的内山夫妇下决心要帮儿子重新站起来。内山先生把正康接到了大内山塾,一边教导塾生,一边帮助儿子恢复记忆。等我做塾生时,正康已是大内山塾的日语教师了。
1995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做了内山先生的学生。记得我从国内飞抵大阪机场,是正康和中国的塾生小吴来接我的。我们不知换了几次火车,直到深夜才到达大内山村。一个白发瘦削的老人站在月台上,冲我微笑着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欢迎你到大内山塾来学习!夫人在塾里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一定要看着我吃下去。和我一期的塾生先我到达,他告诉我内山先生向他学习了一天这句“欢迎你到大内山塾来学习”的中国话。原来,内山先生考虑要让塾生尽快学会日语,他放弃了学习中文,并且不允许塾生讲中文。
翌日清晨,我早早爬起来,一脚跨出塾门,我惊呆了。没想到繁华喧闹的日本竟会有如此美丽的山村。天蓝得像无底无边的潭,四周群山碧绿,一条清溪沿山谷潺潺流过。偶尔有两节电力火车从谷口开来,沿眼前开过,又钻入山洞消失了。大内山塾就坐落在溪前站后,火车从门前开过,溪流从塾后流淌,小站的名字叫梅之谷。
大内山塾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正康和先生教得认真,我学得刻苦,我的日语水平在迅速提高。内山先生像呵护小鸡雏一样的关爱着我们,期间也不乏严格的要求。
在日本的下半年,内山先生介绍我到庆应大学研修。独自一人在繁华都市,才真切体会到了身处异国的艰辛与孤独。没有了内山先生的叮咛;没有了与正康悄悄的吸烟、喝啤酒;没有了与内山夫人打乒乓球;没有了夏天的溪流畅游,确实知道了内山先生把异国人当作家人相待的不易,也确实知晓了在国外有人帮助的幸福与安全。
到日本的第二个春天,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又回到大内山村,意想不到竟同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一个国内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到中国驻日使馆开一个在日本研修的证明。我随口同内山先生谈起,引起了他深深的误解,以为我轻视大内山塾,竟冲我大吼起来,并且用了带刺激性的话语。我先是吃惊,后来知道了原委,竟也以为老人不近情理,于是一种遭人误解的悲伤和愤怒涌上心头。我流着泪,对先生也讲了几句过头的话。第二天就去确认机票决定反程了。
回国已近三年,但是内心依然无法原谅内山先生。直到读完先生寄来的最后一期年报,我终于明白了老人的心,也痛责自己的任性。
最后一期年报里内山先生详尽地写了他办塾的初衷和十四年来的艰辛,并对每一期塾生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特别写到了对我发火的这件事。他说,他对大内山塾的每一位塾生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惟恐别人说他不好。我在他的眼里是近七十名塾生中的佼佼者。因此,听我说要中国使馆的证明,便不分青红皂白发了脾气。现在他很内疚,非常想得到我的原谅。读到此,我的泪水忍不住扑簌簌的滴落下来,真想飞到群山环抱的梅之谷,站在先生面前说一声:内山先生,其实是我当时不懂您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