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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在此期间,他先后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想,这对西方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因此而被誉为“哲学家的哲学家”,思想被称为“哲学史上的转折点”。本文主要简释其后期哲学思想:词的意义及用法,是词在语言实践中的使用,词和语句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获得意义,并探讨这一哲学观和语境的关联。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语言哲学观 语境
一、引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ing Wittgenstein 1889—1951)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的前后期思想有着特别巨大的变化。前期以《逻辑哲学论》(1922)为代表,讨论了弗雷格和罗素提出的一些问题,但他也恪守自己在逻辑、语言及其哲学意义方面的独特准则,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影响。后期以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研究》(1953)为代表,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影响。前后都是同一个维特根斯坦,但前后期思想却截然不同,而且又分别对语言哲学的两个不同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哲学史上是罕见而卓越的现象。本文从其后期的语言哲学主张入手,对其后期思想进行简要分析,并尝试探讨与语境的关联。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据说,维特根斯坦获得“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是他有一天经过一个场地看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因而收到启发。他产生一种想法:我们的语言是在用语词进行游戏。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像在后期的其他著作中一样,并没有给出“语言游戏”的一个明确定义。他着眼于语言的使用,把语言看作一种活动,并把语言和游戏加以对比,产生了“语言游戏”理论。这个理论是通过游戏了解语言,说明语言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不可定义,只可描述。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个,以及诸如此类的,就叫‘游戏’。”[1](P50)维特根斯坦这样向我们描述:“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某种原始语言”,“跳皮筋时的唱词‘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等相类似的事情就是语言游戏。[1](P8)
维特根斯坦强调日常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动性,详细讨论了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他说:“考察一下在下述例子和别的例子中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发命令和服从命令;描述一个物体的外观,或者对它进行测量;用一种描述来构造一个对象(一幅画);报告一件事;思索一件事……唱一段歌;猜谜;编笑话,讲笑话;解应用数学题;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提问,感谢,咒骂,问候,请求。”[2]“这种多样性决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说,会产生出来,而另一些则会变得陈旧,被人遗忘。”[1](P18)
在论述语词的使用的多样性方面,维特根斯坦还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命名事物,然后我们可以谈论它们,能在谈论中提到它们。好像正是由于命名的行动,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就已经产生了,好像就只有一件叫做‘谈论事物’的事,而事实上我们用句子做极为多样的事情,只要想一下各种感叹词和它们完全不同的作用:‘水!滚开!哎呦!救命!好!不!’”维特根斯坦感慨:“我们面临的哲学困惑的最大根源之一:我们企图为一个名词找到一个实体。”[3]实际上,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由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使用,功能)决定。也就是说,语言有意义就是语言具有能在游戏中使用这种功能或性质,因此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因此也就没有对应实体是否存在与意义之间的困难。
(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
在强调语言及其应用的多样性就如同游戏种类及其规则的多样性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有名的“家族相似”的论点,并用它来否定一般及概括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来表达相似形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形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貌、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因此“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1](P49)语言游戏也是如此,他举例说,比如工匠和他的助手之间的语言,工匠喊:“钻头!”“木板!”助手就将它们送过去;指挥官和士兵之间的语言,如命令与接受服从,等等。他指出,语言表达式犹如“工具箱中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钉、螺丝、胶壶、胶水等,它们的用途各不相同,但在每两种情况中都有某种相似性,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也如此。结论是:没有一般性,只有家族相似性。[5]
(三)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
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有两个基本命题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用法论”意义观。第1个是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第2个是不要问词的意义,而要问词的用法。维氏在用第2个命题宣扬“用法论”的同时,并不是在取消或消解意义概念,因为他曾多次提及意义问题。譬如,他说:“当一个词在语言中起的全部作用都很清楚时,实指定义便说明了它的用法——即意义。”[6]“我们是怎样学会这个词(例如‘善’)的意义的?通过什么样的例子?在什么语言游戏中?那样,你就会较容易地看出,这个词一定有一个意义的家族。”[7]由此不难看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在主张用法时,“依然承认语言是有意义的。他并不否定意义,而是要站在一个新的观点上重新规定意义”。[8]其实,维氏不是反对词有意义,他不赞同把词的意义看作是某种实体,词的意义不是其所指,假如追问意义是什么,即预设了词是某种东西,只有说出这种东西才能说出意义。从前述的分析我们也可看出,他既不承认意义是某种物质实体,又不承认意义是某种精神实体。在他看来,把词的意义看作是某种东西“是他前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一个根源,也是传统形而上学错误的一个原因”。[9]为了摆脱他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维氏另辟蹊径,明确指出,语言的意义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性质和功能,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意义就是用法”确实容易给人造成某种误解,即把意义等同于用法。实际上,维氏的意思是说,用法就是意义。[10]可以看出用法本身就是一种赋予意义的行为。
(四)维特根斯坦与“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意义即用法”的理解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概念: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语言哲学》中先后仅仅出现过5次[1](P18,P19,P134,P273,P354),但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的基础。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的生活形式是“人类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特殊方式”,[1](P445)“语言行为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存在物对于环境的反应的自然延伸”。[11](P446)维氏说:“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些都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历史。”[1](P20)狭义的生活形式是指“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群体等的生活形式”,[11](P447)在这样意义上的生活形式是多样的,“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P13)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P19)由于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联系,语言的意义也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因此理解意义,就要深入理解生活。[4]
三、语境的强调对当代语用学发展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在19世纪就提出了语境的重要性,并给予了重视,为研究语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语言研究离不开语境,要研究语言的某一具体现象,不能独立地静态地研究,而要将其具体特点与一定语境结合,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研究语言,语言是与人有关的一种生活形式,要置于生活环境中去研究。同一语言现象,因为出现的语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12]
举一个身边的例子,一次偶然听到两个同学的对话,A在楼上,B在楼下,B高喊A的名字,并用河南方言说道:“帮我把我的水bei拿下来。”这个“水bei”是指哪种“水bei”呢?猜测当即就被楼上的A提了出来(她也用河南方言):“是写字的水bei还是喝水的水bei呢?”(在河南方言中某些地区,发“笔”的音为“bei”)楼下A答曰:“喝水的水杯。”楼上的B这才恍然大悟A是想让B把“喝水的杯子”捎到楼下。由此可以看出语词的意义的确决定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境不同,产生的表达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
四、不足之处
维特根斯坦重视在使用语言中理解语言是正确的,但是它由此走向一般、否定概括则是片面的。强调语境在表达某种特定定义时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维特根斯坦却把这种作用理解得太绝对了,他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意义的确定性。但是词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因为一个词可以出现在无限的词组和句子中,人们是不可能考察词的全部分布语境的。维特根斯坦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其根源就在于他的绝对意义论的语言观:词的意义总是确定的。[13]似乎语言的任何意义都必须通过语境来决定。事实上,一个语词具有多少种相对比较固定的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多义词,它们的各种涵义是能够被人们理解和解释的。因此这一点是维特根斯坦用法论意义观中的不足和缺陷,是需要否定和批判的。
五、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倡导的“意义即用法”的观点是有其优点的,但是也有其不足和缺陷。维特根斯坦用法论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研究中是有重大贡献的,这特别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译.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1963牛津英文版第2版,第23节.
[3]维特根斯坦.蓝皮书[M].英文版,P1.
[4]肖本罗,李彩红.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维特根斯坦与言语行为理论问题[J].唐山学院学报,2006,19(2):58.
[5]李真.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与“语言游戏论”—兼论其前期思想向后期思想转变的意义[A].见:全国第一次英美语言哲学专题讨论会.英美语言哲学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78-179.
[6][7]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22,54.
[8][9]车铭洲.现代西方语言哲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30.
[10]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M].学林出版社,2000:48.
[11]王晓升.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概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2]华紫武.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述评[J].巢湖学院学报,2008,10(1):94-95.
[13]陈保亚.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语言观分析.哲学研究,1997,3.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语言哲学观 语境
一、引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ing Wittgenstein 1889—1951)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他的前后期思想有着特别巨大的变化。前期以《逻辑哲学论》(1922)为代表,讨论了弗雷格和罗素提出的一些问题,但他也恪守自己在逻辑、语言及其哲学意义方面的独特准则,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影响。后期以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研究》(1953)为代表,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影响。前后都是同一个维特根斯坦,但前后期思想却截然不同,而且又分别对语言哲学的两个不同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在哲学史上是罕见而卓越的现象。本文从其后期的语言哲学主张入手,对其后期思想进行简要分析,并尝试探讨与语境的关联。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据说,维特根斯坦获得“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是他有一天经过一个场地看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因而收到启发。他产生一种想法:我们的语言是在用语词进行游戏。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像在后期的其他著作中一样,并没有给出“语言游戏”的一个明确定义。他着眼于语言的使用,把语言看作一种活动,并把语言和游戏加以对比,产生了“语言游戏”理论。这个理论是通过游戏了解语言,说明语言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不可定义,只可描述。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个,以及诸如此类的,就叫‘游戏’。”[1](P50)维特根斯坦这样向我们描述:“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某种原始语言”,“跳皮筋时的唱词‘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等相类似的事情就是语言游戏。[1](P8)
维特根斯坦强调日常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动性,详细讨论了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他说:“考察一下在下述例子和别的例子中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发命令和服从命令;描述一个物体的外观,或者对它进行测量;用一种描述来构造一个对象(一幅画);报告一件事;思索一件事……唱一段歌;猜谜;编笑话,讲笑话;解应用数学题;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提问,感谢,咒骂,问候,请求。”[2]“这种多样性决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说,会产生出来,而另一些则会变得陈旧,被人遗忘。”[1](P18)
在论述语词的使用的多样性方面,维特根斯坦还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命名事物,然后我们可以谈论它们,能在谈论中提到它们。好像正是由于命名的行动,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就已经产生了,好像就只有一件叫做‘谈论事物’的事,而事实上我们用句子做极为多样的事情,只要想一下各种感叹词和它们完全不同的作用:‘水!滚开!哎呦!救命!好!不!’”维特根斯坦感慨:“我们面临的哲学困惑的最大根源之一:我们企图为一个名词找到一个实体。”[3]实际上,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由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使用,功能)决定。也就是说,语言有意义就是语言具有能在游戏中使用这种功能或性质,因此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因此也就没有对应实体是否存在与意义之间的困难。
(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
在强调语言及其应用的多样性就如同游戏种类及其规则的多样性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有名的“家族相似”的论点,并用它来否定一般及概括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来表达相似形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形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貌、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因此“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1](P49)语言游戏也是如此,他举例说,比如工匠和他的助手之间的语言,工匠喊:“钻头!”“木板!”助手就将它们送过去;指挥官和士兵之间的语言,如命令与接受服从,等等。他指出,语言表达式犹如“工具箱中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钉、螺丝、胶壶、胶水等,它们的用途各不相同,但在每两种情况中都有某种相似性,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也如此。结论是:没有一般性,只有家族相似性。[5]
(三)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
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有两个基本命题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用法论”意义观。第1个是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第2个是不要问词的意义,而要问词的用法。维氏在用第2个命题宣扬“用法论”的同时,并不是在取消或消解意义概念,因为他曾多次提及意义问题。譬如,他说:“当一个词在语言中起的全部作用都很清楚时,实指定义便说明了它的用法——即意义。”[6]“我们是怎样学会这个词(例如‘善’)的意义的?通过什么样的例子?在什么语言游戏中?那样,你就会较容易地看出,这个词一定有一个意义的家族。”[7]由此不难看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在主张用法时,“依然承认语言是有意义的。他并不否定意义,而是要站在一个新的观点上重新规定意义”。[8]其实,维氏不是反对词有意义,他不赞同把词的意义看作是某种实体,词的意义不是其所指,假如追问意义是什么,即预设了词是某种东西,只有说出这种东西才能说出意义。从前述的分析我们也可看出,他既不承认意义是某种物质实体,又不承认意义是某种精神实体。在他看来,把词的意义看作是某种东西“是他前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一个根源,也是传统形而上学错误的一个原因”。[9]为了摆脱他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维氏另辟蹊径,明确指出,语言的意义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性质和功能,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意义就是用法”确实容易给人造成某种误解,即把意义等同于用法。实际上,维氏的意思是说,用法就是意义。[10]可以看出用法本身就是一种赋予意义的行为。
(四)维特根斯坦与“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意义即用法”的理解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概念: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语言哲学》中先后仅仅出现过5次[1](P18,P19,P134,P273,P354),但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的基础。从广义上来说,人类的生活形式是“人类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特殊方式”,[1](P445)“语言行为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存在物对于环境的反应的自然延伸”。[11](P446)维氏说:“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些都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历史。”[1](P20)狭义的生活形式是指“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群体等的生活形式”,[11](P447)在这样意义上的生活形式是多样的,“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P13)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P19)由于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联系,语言的意义也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因此理解意义,就要深入理解生活。[4]
三、语境的强调对当代语用学发展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在19世纪就提出了语境的重要性,并给予了重视,为研究语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语言研究离不开语境,要研究语言的某一具体现象,不能独立地静态地研究,而要将其具体特点与一定语境结合,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研究语言,语言是与人有关的一种生活形式,要置于生活环境中去研究。同一语言现象,因为出现的语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12]
举一个身边的例子,一次偶然听到两个同学的对话,A在楼上,B在楼下,B高喊A的名字,并用河南方言说道:“帮我把我的水bei拿下来。”这个“水bei”是指哪种“水bei”呢?猜测当即就被楼上的A提了出来(她也用河南方言):“是写字的水bei还是喝水的水bei呢?”(在河南方言中某些地区,发“笔”的音为“bei”)楼下A答曰:“喝水的水杯。”楼上的B这才恍然大悟A是想让B把“喝水的杯子”捎到楼下。由此可以看出语词的意义的确决定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境不同,产生的表达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
四、不足之处
维特根斯坦重视在使用语言中理解语言是正确的,但是它由此走向一般、否定概括则是片面的。强调语境在表达某种特定定义时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维特根斯坦却把这种作用理解得太绝对了,他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意义的确定性。但是词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因为一个词可以出现在无限的词组和句子中,人们是不可能考察词的全部分布语境的。维特根斯坦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其根源就在于他的绝对意义论的语言观:词的意义总是确定的。[13]似乎语言的任何意义都必须通过语境来决定。事实上,一个语词具有多少种相对比较固定的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多义词,它们的各种涵义是能够被人们理解和解释的。因此这一点是维特根斯坦用法论意义观中的不足和缺陷,是需要否定和批判的。
五、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倡导的“意义即用法”的观点是有其优点的,但是也有其不足和缺陷。维特根斯坦用法论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研究中是有重大贡献的,这特别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译.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1963牛津英文版第2版,第23节.
[3]维特根斯坦.蓝皮书[M].英文版,P1.
[4]肖本罗,李彩红.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维特根斯坦与言语行为理论问题[J].唐山学院学报,2006,19(2):58.
[5]李真.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与“语言游戏论”—兼论其前期思想向后期思想转变的意义[A].见:全国第一次英美语言哲学专题讨论会.英美语言哲学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78-179.
[6][7]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22,54.
[8][9]车铭洲.现代西方语言哲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30.
[10]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M].学林出版社,2000:48.
[11]王晓升.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概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2]华紫武.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述评[J].巢湖学院学报,2008,10(1):94-95.
[13]陈保亚.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语言观分析.哲学研究,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