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纯厚，字思九，医号古今人，正红旗人，他于1918年7月毕业于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博物专修科。高师毕业后，于1920年应老同学阎宝航、张璞山之邀，担任奉天贫儿学校义务校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志愿者”生涯（为志愿者打上引号，是因为关纯厚生活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可能还没有这个称号）。
　　义务校长，一干就是11年
　　我们从义务校长的“义务”二字中，就不难知道，关纯厚当年的这个校长是纯粹义务而不收取薪酬的。他在担任校长之余，还要靠教西洋人汉语，以及后来又兼任沈海铁路局副业务科长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是个一点儿不打折扣的志愿者，并且一干就是11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来到当时的北平。1932年春，为了能使东北流亡在北平的青年学生继续学习，在北平先后成立了东北中学、中山中学、竞存中学、东北大学等校。关纯厚对原贫儿学校学生李清、王景义、李文翰（现名李涛）、王冠军、吴华南、李思连、李兴强、刘国治、陈淑贞、王玉璋、李正等十几人给予资助，使他们得以分别到上述学校继续学习。1937年王景义和另外两名东北中学学生拜访关纯厚，就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一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们想去延安我非常赞成，想要抗日，参加革命唯一出路只有去延安，投奔共产党。”并叮嘱一番，资助了路费。王景义、李文翰（现名李涛）、李清、王冠军四人参加革命后，功业都很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王景义曾任福州部队副政委。李涛曾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清曾任过辽宁省民政厅厅长。
　　阎宝航在重庆参加抗日战争期间，还念念不忘当年创办贫儿学校的情景，给老友张泊寄七绝一首，题为《怀老友张泊并忆当年共创贫儿学校》，道出了包括关纯厚在内的这些慈善助学“志愿者”的心声：五载同窗共几席，十年分手各东西。 相期胜利还乡日，服务仍需为苦儿。
　　“抗日义工”，投身救亡运动
　　关纯厚到达北平后，先是参加了由曾任广东省省长、广东新军司令、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将军发起组织的群众性抗日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协助朱庆澜将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又配合朱庆澜将军组织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开展救济难民活动，对抗日救国，做出很多贡献。
　　1931年冬，大批东北爱国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来到北平。当时条件差，无法安置，很多学生生活无靠，流浪街头。面对此情此景，在朱庆澜将军倡议和资助下，由祖父任食堂主任，主持办起了32所东北被难学生简易食堂，解决了遍布在北平市内的三千名东北流亡学生免费吃饭问题。此举，收到当时北平市市长周大文的赞佩。
　　后来，为了解决“九一八事变”后撤入关内的东北军中，有一批残废军人流落到北平街头，生活无人过问，经常闹事的问题。朱庆澜将军又责成关纯厚解决这一问题。关纯厚于是在北平王府井附近创办了一个东北残废军人工厂，自任厂长。前后收容了二百多名残废军人，搞生产自救，生产军鞋，卖给军队，使这些残废军人的生活问题得以解决。
　　当然，无论是这个食堂主任还是那个工厂厂长，都与曾经的贫校校长一样是“志愿者”，分文不取，纯粹的一个义工“主任”和义工“厂长”。
　　医生“志愿者”，仁者爱人
　　1937年3月1日关纯厚在天津开业行医，医号为古今人。从办校到行医，他始终坚守慈善救济的宗旨，慈悲为怀，悯恤于行。在天津行医期间，一直对贫困患者免费施诊。
　　特别是在1939年夏季，天津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成千上万的灾民拥进市区，大戏院，大饭店都住满了。由于灾民过于集中，生活卫生条件很差，痢疾等传染病在灾民中蔓延。关纯厚发动各界人士成立贫病救济会，自任主任。该会组织募捐赈灾，并设施诊所6处，施针舍药，治疗灾民总计达四十万人次。同时，关纯厚动员天津惠中饭店经理孟少臣赞助八条大船抢救灾民。他自己则弄了一只小船，帶上药品，免费给灾民看病。又做了一次医生“志愿者”
　　1946年7月26日，关纯厚与李东园、孟文明、袁祥生、吕少文等，共同担任天津贫病救济会理事，他为第一负责人。直至1980年退休后，依然不顾年事已高，应天津中医研究中心之邀每周抽出三个晚上做义诊，诊治疑难杂症。
　　关纯厚在沈阳，慈善助学，教书育人。因此，他的名字始终与“奉天贫儿学校”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关纯厚在天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因此，“天津四大名医”的称号是这座城市给予他的最高赞誉。